有许多人许多事虽时过境迁，但依然历历在目，聊起来如数家珍。我的中学学弟一本康曾在我博客上留言赞我记忆清晰。
最近在陷入祸不单行的烦闷之中时（注：2007年8月，因为一篇法院已经审结的人体器官案件的报道，我在南风窗写了第一个检查），却也感受到往日的情怀与温暖，那是来自同学的，我的大学同学们。
8月16日，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喂，请问你是朱学东么？你是人民大学哲学系85级的那个朱学东么？是武进那个朱学东么？”
我很惊讶，回答说“是”，问“你是那位？”
“我是党史系85级***。我们一起在英语快班上。”电话那头回答。
“哦”。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了我的那位江苏老乡的形象——只是不知道现在的体态有无改变，反正我比大学时代胖了60斤。当年我们几个专业的同学在一起上外语课。89年他被安排到武汉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工作后我曾经想报考党史系程虎啸老师的研究生，他比我早一年上了研究生，还忙前忙后帮我找老师联系。虽然后来我因英语和政治成绩不合格而无缘上人大的研究生。不过，后来我们就少有联系了。一晃十多年了。
在广州，我有一位中学女同学在，也有一些大学同学在，另外还有几个学生在，这是我在广州最主要的私人关系。我非常高兴，问“您在哪？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同学说：“我在中山挂职，在你们杂志上看到你的名字，我觉得很像你的风格，所以按杂志上的电话试着给你打个电话，你当年不是在印刷学院工作么？” 毕竟有十多年没见了，我依稀记得他在**办工作，而他对我的记忆也是老皇历了。
“你周六有没有时间？我去看你。”我说。
“有，欢迎，我们一起喝点酒聊聊天。”同学也非常高兴。
结果周六我就跑去了中山，吃饱喝足又聊好几个小时，非常高兴，虽然思想观念也有不同的地方——他在酒桌上向我大致勾勒了我们俩各自的思想光谱，还比较接近，不过我说实际上更复杂。同学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们16个来自江苏的学生，但我很多已经想不起来了，这一点我很惭愧，不过，对于我们俩之间的历历往事，我倒是还很清晰。
后来我才知道，同学看南风窗已经多年，也很喜欢南风窗。这一次在飞机上看完后，因为时间尚充裕，便把版权页也看了，看到了朱学东的名字，尽管朱学东这个名字全国成千上万几十万上班万都可能有，但同学根据对我过去的了解，以及杂志的风格，大致判断这个朱学东是我。还真是。
他乡遇故知，大概就若我这般。
（补记：
重新联系上后，我们的联系稍频密起来，虽然也因各自工作生活奔忙。但偶尔也会聚一聚。
2009年，我自广州回到北京，早已回到北京的***兄特意在曾经赫赫有名莫斯科餐厅请我，还专门给我带了一瓶珍藏的茅台。两个乡下土包子，在极其不协调的氛围中旁若无人地分享着茅台，分享着别后各自的生活工作。
2014年秋天，人民大学85级校友为讨论入校30年事宜聚会，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结束后，***拉住我，问，学东，你今年是不是去缅甸了？
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是去了趟缅甸，并访问了缅甸的几个媒体机构和新闻教育机构，了解缅甸的新闻业发展状况，我把看到的表象写了下来，挣了些稿费。我在缅甸跟在国内一样，读书抄诗写文章，以至于石男看不下去，后来写了篇《我的朋友朱勤奋》。
同学说，你是不是在缅甸还发表了演讲？
我噗嗤笑了。这是第二个朋友很严肃地问我这个问题。我笑着问他怎么知道的？
同学不肯说，只是说有人关心你嘛。
我笑着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兄弟的英语水平，借助字典读篇文章，偶尔还凑合，要开口，连hello 都不好意思说，还演讲呢，我要有这个水平，不就早上你们党史系读研究生了嘛。那些拿了经费的人，工作效率倒是挺高，就是质量太差，只会浪费钱，看见台上站个胖子，就以为是朱学东啊。
我恍然。在缅甸时，曾有一个我们一起去的人做了个演讲，因为是用英语说的，我也不知道他讲的啥内容。他体型和我类似，都是胖子，结果传回来就成了我做了演讲了。
但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同学点点头，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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