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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箍桶匠|原乡

箍桶匠,图片来自网络,感谢网友提供

“锤子敲击木头或者金属的声音,回荡在马丁的世界里,因为他父亲也是镇上的箍桶师傅,制作桶和其他器皿。”

当我的目光扫过莎拉·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一书中对20世纪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童年生活的描述时,一个原来已经渐行渐远的记忆复苏了。我在该页边上的空白处写下了三个字:“箍桶匠”。

我过去从没想到,也没有注意过,海德格尔竟然出生在箍桶匠家庭。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海德格尔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下子让我有了亲近感。有关箍桶匠的记忆,迅速像电影一样闪现在眼前。

与故乡做其他营生的比如泥瓦匠、木匠、雕花匠、裁缝、铜匠、捉鱼佬、杀猪佬、换糖佬等等不同,我所认识而且知道的箍桶匠,整个前黄往北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的寄公公葛寿相先生。

寄公公即北方地区说的干爷爷意思。

故乡常武地区旧俗,父母为了孩子成长顺利无病无灾,或生肖与父母相冲,找个与孩子生肖相合的父辈或友人,男女没限制,男为寄爹,女为寄娘,两家结成寄儿亲家,俗称寄亲,双方父母也互称亲家公亲家母。但寄亲却与过继无关。寄公公是我父亲的寄爹。

我没有问过父亲,祖父母为什么给他找了葛寿相先生为寄爹。我也没问过,葛寿相先生是哪儿人,我自小就听得他讲话,江北口音很重。按说,在故乡,地域歧视还是很重的,我小时候村里有个孤寡老太太是江北人,我们小孩不懂事,老去骚扰骂人家,所谓骂,也就是远远见了喊“江北老太婆”而已,而老太太则会气得跳着小脚回骂,当然家里长辈其实是不允许孩子这般无礼的,毕竟是礼仪之乡。

寄公公的江北口音,到去世都没改过,我不知道他是江北什么地方人。本地木匠和雕花匠多,但箍桶匠却少。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名篇《受戒》里说,苏北有的地方就产箍桶匠,大概寄公公跟汪先生笔下的地方脱不了干系。

寄公公自苏北南漂,落户武进前黄镇东北的水车桥村,离我家大概5华里。在这里,寄公公以一身箍桶的手艺,站稳脚跟,娶妻生子,家门兴旺。

图片来自网络

箍桶是一门俗世的营生,手艺。从前,在塑料制品铝制品没有出来之前,木桶木盆之类,是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器具。比如厨房里用的锅盖,舀水用的斗(吴语方言音奥斗),挑水用的水桶;洗脚用的洗脚盆;起夜用的马桶,浇水浇粪用的粪桶,浇水用的撩勺;以及采菱用的菱盆,打鱼用的脚盆,都要靠箍桶匠做,甚至,生产队河泥船破漏的简单修补,也是靠箍桶匠。

尽管这些生活生产器具一旦做好,很多年不会添新的,除非女儿出嫁要做新的陪嫁。但即使这样,没大活,箍桶匠的小活也是不少的,木制品易损,修补的活总是少不了的。

箍桶匠属于广义的木匠,但其专业名称叫圆作木匠,与一般木匠不同,工具手艺要求都不同。前两天偶遇一位出生浙江木匠世家的大律师,他就坦承,箍桶匠的手艺要求比一般木匠要高。木匠盖房子做家具,棱角分明,但他们做不了桶盆,桶盆有弧度,过去没有机械设备,全靠手艺和简单的工具,所以,箍桶匠有自己的不传之秘,汪曾祺老笔下的苏北某地产箍桶匠也就可以理解了。

寄公公箍桶手艺怎样,我无从评价。反正,我小时候,箍桶匠我只见过寄公公,从没见过第二个箍桶匠从村上走过。

箍桶匠做那些活计时,跟木匠用墨斗弹直线不同,他需要划弧线,算得要精准,再用锯子锯;就是用刨子,也跟木匠不一样,木匠用刨子平着前推,而箍桶匠却是斜着往下推;木板推好后,用小钻头打上孔,用削好的竹签或者木签插好,把每一块带着弧度的版前后串起来,把桶盆的底也和桶板串起来——木匠是所谓榫卯,严丝合缝(当然做锅盖最简单),然后用竹篾编成绳状,套在桶上,箍套上去后,还要用工具一点点把它敲紧,敲严实,箍住箍紧,防止散开,所谓“箍”即是此意。除了竹箍,还有铁箍——我们小时候玩的滚铁环的铁环,其实都是废弃的木桶上的铁箍。

箍桶匠做的桶盆,除了美观之外,它的实用性,尤其体现在真正的“水泄不通”上,其实是需要非常细致的功夫的。这点,要比一般木匠讲究得多。

因为有了箍桶匠做亲戚,家里和堂叔家的桶盆坏了,都是寄公公帮着做,父亲打鱼的脚盆,也是寄公公帮着打的。那可是大活。但既然是帮寄儿子打,最大的活也是不收钱的,请吃饭喝酒就行。寄公公喜欢喝一点酒,酒量似乎和我祖父一样,都不大。记得小时候寄公公帮干完活在我家吃饭,有时会打点酒,他总是笑眯眯地用筷子蘸了,逗我和弟弟。

每年,寄公公都会挑着箍桶匠担子,喊着“箍桶喽”,在四邻八村转悠,看哪家的桶盆破了,需要修补。当然到我们村,他不用喊,只要把箍桶担子往我家门口一搁就行了。夏天干活的时候,通常坐在晒场边上的三棵榉树下,其他时候则坐在我家里。

有时,四周村里人家的桶盆甚至河泥船破漏了,会赶到水车桥村去报信,或者让人传信,告知有活要做,接信后寄公公会在约定的时间赶去干完,因为都是生产生活的器具,耽搁不起。

当然箍桶匠新做的桶盆,都会打上桐油,放在太阳下,一来防止干裂,二来防止虫蛀。大的物件比如河泥船脚盆粪桶之类,也是每年都会上桐油。

寄公公到1980年代的时候,箍桶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只是还有一些散活,这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1980年年代江南经济复苏,塑料制品攻城掠地,迅速占领了木制桶盆的市场,当然,父亲的打鱼脚盆的地位当时还没受太大影响。但很快,寄公公的箍桶生意一落千丈,转瞬就消失了。

当然消失的不仅是寄公公的箍桶市场,还是寄公公曾以此立身的行业,箍桶匠这一行,在故乡再也没有见过,比篾匠消失得更早。寄公公的手艺也没有传下来,他的亲生子女,都未承继父业。

我小时候过年时常跟着祖母或者父母到寄公公家吃年饭。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跟着祖母父亲母亲挑着寿面去给他老人家做过寿,场面很大,他有很多亲戚,都是带着江北口音说普通话的,是城里人(我后来才知道,都是常州戚墅堰的,大概是制造火车机车戚机厂的员工)。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他家。寄公公去世的时候,父亲作为寄子,按旧俗,披麻戴孝为他老人家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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