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峻
清流，古属黄连，后晋时归属宁化麻仓里，设清流驿。北宋元符元年（1098），提刑王祖道巡境至驿，认为宁化地界旷远，难于管理，遂划宁化六团里、长汀二团里置清流县。清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因南明隆武皇帝逃难途经清流，“六七高缁”遁隐山野创立静室。这群文化达人明里诵经礼佛，暗中图谋反清复明，执着地进行儒家思想文化传播。为此，“静室文化”成为清流独有的地方文化现象。虽多数存续时间不足百年，却给当地书院文化，乃至茶叶种植和饮茶文化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龙吟静室
一县九静室，方志中的记忆
相传东汉明帝时，天竺僧人以白马驮经东来，最初住在洛阳“鸿胪寺”。后来鸿胪寺改建，取名“白马寺”。于是寺就成了僧人住所的通称。以“静室”命名佛寺，放眼全国都属罕见。而在清流偏偏就有这么一批佛寺，它们在清流仓盈、梦溪两里间一个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几乎同时创建，统一以缀“静室”为名。惜年远久湮，大多化作尘土。可喜还有龙吟、龙峰等静室流传至今，让后人得以管窥当年盛况。
民国之前，清流县历史上共修纂了5部地方志，分别为明嘉靖陈桂芳、明崇祯邓应韬、清康熙王士俊、清道光乔有豫、民国林善庆主修。清康熙以后修纂的3部县志，均有鹤山、龙峰、道人山、祇园、龙吟、凤山、松林、观音、龙华9座“静室”记载，归入“寺观”或“庙祀”。
清流静室一度十分兴盛。据康熙王士俊修纂《清流县志·寺观》记载：“顺治初年，有一二高僧自吴越来，博通内外典，乐游此地，遂缉斗室居焉。依山种竹，伐土艺蔬，甘贫守寂，泊如也。不十年，从龙峰五里殚力恢拓，室庐联络相望，俨然有十方常住，佛法丛林之渐。”
静室文化遂成为清流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民国林善庆修纂的《清流县志·庙祀志》中，专设庙、祠、坛、寺、观、庵、堂、室等类，除了观音静室外，余皆归于“室”，以别于其他宗教活动场所。
隆武突至，“六七高缁”创建静室
南明，是明朝宗室在中国南方建立的多个政权的合称，先后弘光、隆武、永历三位皇帝，历时18年。1645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拥立下于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即位不及半月，即下诏亲征，影响颇大。时江浙、安徽、江西各地义军纷起，响应抗清号召。然而，由于军政大权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手里，隆武帝本人也为其挟制，实在难有作为。隆武二年（1646），清军攻下浙东浙南，即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洽降，撤兵还安平镇，福建门户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被迫出奔汀州，不久即被清军追及擒杀，他可能是历史上唯一到过清流的皇帝。
据民国林善庆修纂《清流县志·大事志》载：“明隆武二年八月，清师入仙霞关。二十二日，帝自延平出奔。二十七日抵汀州，驻二日，清兵追击之，遂执帝于朱紫坊之赵家塘，曾妃同受絷，宫眷从臣死者十余人。总兵周之藩战死，知府汪指南降。妃至九龙滩死于水，帝死于福州。”明末清初宁化人泉上龙乡人，著名方志家李世熊在《寒支集》中的相关记述，对此历史事件进行补充：“八月二十六日，隆武驾突至清流，二十七日，至汀州，是日驾陷。”肯定隆武帝曾“突至清流”。由于情况紧急，隆武身边的“六七高缁”不得不停下南逃的脚步，奉命遁隐清流山野，择机开辟静室：
鹤山静室 在仓盈里龙峰对岸，崇祯丙子年（1636）僧白雪开辟，今废。
龙峰静室 在仓盈里九龙溪岸侧，顺治初年（1644）僧我静建，群峰竦立，溪流环绕，种竹栽茶，规模爽朗，俨然丛林。有联曰“松声竹声钟鼓声声声自应，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仿佛若有书香遗韵。1984年重修，称龙峰禅寺。
道人山静室 在仓盈里鹤山东南三里许，顺治年间僧天宝、藻鉴开辟，禅心朗彻，蔬圃翛然。今于松竹掩映间，依稀可辨荒废的墙基、柱石、茶园等遗迹。
祇园静室 在仓盈里南山坪，顺治年间僧普印开辟，栽竹种茶，颇有韵趣。今废。
龙吟静室 在梦溪里东坑，顺治庚寅年（1650）僧是岸初创，高山峻岭，地平宽衍，广台曲榭，池水四时不涸，莲花馥郁。2017年依旧制重建。
凤山静室 在仓盈里下药范，顺治庚寅年（1650）僧普乐、应然[照]开辟，长松若柏，若图绘然。今废。
松林静室 在仓盈里龙峰南里许，康熙癸卯年（1663）僧我静原建普同塔，名松林。苍翠松林，傲然屹立。其徒孙超然顶栖于兹，今废。附近有我静高徒戒月瘗塔，碑文使用“天运”年号。
观音静室 在罗村里南山下，又名罗村庵，康熙丁卯年（1687）僧奇木开辟，松林积翠，路径幽雅。清流知县邢昊《题罗村庵》诗云：“小庵重结倚罗村，山削芙蓉紧对门。佛性有灵香不断，禅心无碍衲常温。”
龙华静室 在仓盈里上药范，康熙辛巳年（1701）僧冰鉴创建，竹林交加，溪流环绕。20世纪80年代初，因安砂水电站建设，迁今址重建，称华林寺。
清流静室文化现象
李世熊《梦溪塔铭》对于“静室”的记述较隐晦，唯有结合历史背景才可基本厘清：隆武帝一行至清流仓盈里沦龙村（今嵩口沦龙村）时，由于清兵前锋紧逼，前途又十分渺茫。“潆洄是王仆之因，徜徉即蕉鹿之境”。于是，“六七高缁”止步清流，遁隐山野，相继创建9座静室。绝大多数静室在仓盈里沧龙村，以龙峰静室为中心的半径1公里左右范围内开辟，室庐相望。开始，这些人一边念经礼佛，一边做着反清复明的梦。尔后，又迁梦溪塔（普同塔）于东坑龙吟静室之左畔。“梦溪塔者，避乱禅贤之所建也”。对此，李世熊解释道：“诸贤者，庐州是岸、扬州藻见，自博山天童来者也；金陵白雪、钱塘善生、自杭州真寂院来者也。富阳慈云，自云栖山来吉安，我静亦自博山来者也。南昌公允、仁和应化，则先诸贤而逝者也……他日东流复西，龙象供役，即诸贤之灵也夫。”有学者研究指出《梦溪塔铭》的“引”中，竟然暗藏着帝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的信息。细品李世熊的《梦溪塔铭》，不难看出，这位前明遗老小心谨慎地寄语后人，应继续复明事业，当有复明梦想的心愿。
隆武皇帝在万般无奈中作出的一个决定，无意间促成了清流“静室文化”现象产生。几乎同时间创立的一批静室，不仅使“清流仓盈、梦溪二里，佛庐相望”，还给清流文化教育诸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隆武是南明政权中的一位较有作为的帝王，他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很可能是一位贤明而有作为的君王，史书对隆武帝的评价甚高。黄道周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称赞说：“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不少史籍中都说隆武帝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隆武帝是南明政权中的一位较有作为的帝王，只可惜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黄宗羲在《行朝录·卷一·隆武纪年》中记载了，即便是危难紧急的逃命关头，酷嗜读书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逃边读，边读边逃。“路狭书沉”，导致拖慢了逃跑速度。最后，在清流，隆武不得不将他珍爱的书籍留给“六七高缁”。显然，这批书籍为此后“清流静室文化”现象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条件。
不久，隆武于汀州朱紫坊赵家塘被絷消息传至，遁隐清流山野的“六七高缁”已然没有必要继续奉旨秘密行事，他们又不得暴露身份，只得转而专注儒家思想文化传播。正是这批从江南来清“外僧内儒”的文人志士，坚守清邑，怀揣梦想、不甘寂寞地传播儒家思想，进行文化交流，才不经意间极大地推动当地教育发展和书院建设。如龙吟静室的僧人是岸见闻广博，阅历深厚，颇受当地民众敬仰。静室不仅传播佛教文化，还经常开展讲教活动。作为文人学士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陈允升曾多次来此讲学。是时，分布在清流仓盈、梦溪山野间各静室，成为当地一个个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当年，住寺的僧人也多默默担当起知识分子传播文化和教书育人的使命。此后百余年，龙峰、鹤山等静室都是清流最为著名的佛寺兼书院。20世纪70年代，由龙峰静室改名龙峰禅寺的佛寺，曾辟为当地小学校址，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文化人才。
清流静室与书院教育
古代书院与宗祠、庙宇合为中国文化传承最为重要的三大载体，尤其是书院，它更为突出的教学和研究功能，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扬立下了不朽功勋。唐宋以来，书院与禅寺是儒家和禅宗重要的教育机构，它们同时兼有官、私双重性质，在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四地都得到较快的发展，且在不同时代中表现出相似的发展趋势。同时，在融合的氛围中，书院与禅寺在创建者、学习方式和方法、藏书功能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它们互相借鉴，共同推动了我国学术思想和民间教育的发展。清流静室的禅院本质，正是它此后转向文化教育的内生动力。清初，清流的书院教育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因为它与“清流静室文化”现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有着广博知识的“六七高缁”，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抱负，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为存续中原文化，在清流的东坑、沧龙等地，努力地践行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清流静室文化中努力传承的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它本质上异于常规教学的方式，不仅对东坑书院产生了深刻影响，刺激东坑竞相创办书院，耕读传家，培养出一批人才，造就了东坑"一村九书院"文化奇观，而且此后百余年间，静室文化所倡导的讲教之风充斥清流各地书院，使清流不少书院名闻遐迩。龙津书院、观澜书院是明清时期清流城关的两大书院。龙津书院源于首任县令刘叙在县城之南雷氏祠创办的儒学，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才改称龙津书院，它是清流最负盛名的官办书院，书院设山长、首士、学士各1人，由乡社士绅公议。山长主持讲学，首士学士入院讲课，课程有《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写作等。东坑人陈光晋，清道光五年（1825）拔贡，丙戌（1826）乡试举于乡，授拣选（候选）知县，尝执教于龙津书院，嗣应连城县令受聘于冠豸教授，俱以热心教育，蜚声两县。观澜书院设于城东樊公庙侧，当时县内文人多于此会课文艺，切磋诗赋。此外，在清流，还有嵩溪的玉华书院、福潭书院，赖坊的南山书院、东壁山房，塘前的云霄岩书院、寨墩书院、园墩书院，里田的醉经书院、豫章书院，灵地的西峰草堂、锄经书院以及长校的校溪书院等都比较有名。在永得里玉华铺之半岭玉华驿，设于当孔道旁的玉华书院，由于明代汀郡太守王廷抡经常来玉华洞游玩，曾捐俸修建玉华亭，时人因之称“王公书院”，许多文人墨客于此学习交流，历代留遗诗文40多首。这是由于官绅名士支持推动的一座民办书院。在里田田头村的醉经书院，则由于经常组织沙县、宁化等地诗友会诗而著名，是时李彩高、伍多功、王家宾、陈方炜、余楚材等清邑名士多会聚于此唱和，每课冠军者获丹青图屏等奖品，老冠军不夺标则送笔墨。保留下来的赛诗会存稿有《焦石山房诗草》，内含十课诗会作品百余首和参加诗会人员名单等，是研究清流古代书院文化非常珍贵的资料。
桂园书馆
一村九书院——东坑书院寻迹
东坑，古称东溪，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古村。明清两朝，东坑村出过1名进士、5 名举人、14名贡生，任知县以上主管8 人。比较著名的有经略滇西、战功赫赫的云南巡抚陈用宾，有“引史证经，士林贵之”著有《易史一隅》的陈允升，有“书通三昧，誉重兰亭”美称的书法名家陈荣棆，有受到皇帝诏见，赏赐“昭勇将军”的陈孔俊，还有八年谋划、筑寨安民的乡贤陈定应等。不可否认，明末清初僧人是岸在东坑村创建的龙吟静室，是清流尤为著名的书院，对东坑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坑村陈氏族人先后设立桂园书馆、琢玉书院、黄岗书院、六有轩书院、卧云山书房、坑头书房、坑源书房、慧山经馆8座书院。一村九书院，一时间，儒释道文化在这个小山村相互交融、熠熠生辉。
明清之际，只有三百来户人家的东坑村竞相建立了8个书院：
桂园书馆 位于村尾水口处，临水宫的右侧，陈泰禧建于明万历年间（1572-1620）。陈允升曾于馆内讲学，传授易经。陈允升（1732—1813），字旭卿，号椒墅，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贡生，授文林郎候补儒学教谕。初设帐秋口、安砂，尔后受聘于永安“丛桂书院”主讲，从学者有永、宁、归学者30余人。著有《易史一隅》，“引史证经，士林贵之”。
琢玉书院 位于总祠仰峰堂的下方，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清嘉庆年间（1796-1820），陈隆照先生曾于此任教。陈隆照，字起，号辉山，清乾隆乙亥科（1779）贡生，钦赐副榜。设教于龙吟静室，远近之从学者日众，教诲不倦十余年，得其传者四十九人。以明经受职清流儒学。志气凌云，终不肯安于小就，赴乡试十余科，至老未尝。抗日战争时期，曾辟为战时国民学校，有匾“积厚流光”。
黄岗书院 清康熙年间（1661-1722）陈所闻建。陈所闻，字醒真，号廉溪，明万历年间邑庠生，骨性坚毅，取与必严。遵祖训设立学田，喜购书，入泮后益精勤，既耄犹手不释卷，支持儿子陈泰禧创建“桂园书室”。士人荐之“文学乡饮正宾”，并以“德行文章”匾额褒奖他。
六有轩书院 清嘉庆年间贡生陈荣标建，陈廷枢曾于此任教。陈廷枢，字天行，号健庵，名启崧，赐进士出身。清乾隆八年（1743）入泮考取秀才，从学嵩溪余日乾先生，为文用意刻入。嘉庆三年（1798）福建第三名副榜举人，丁卯（1807）钦赐正榜第七名举人、知永安县事文林郎，时已年85岁。
卧云山书房 清嘉庆年间举人陈荣棆建。陈荣棆（1763—1843） 字茂醇，自号酌雅学者，“壮岁提登榕省，肄业鳌峰”。醉心书法，有钟王之笔法，“当时重之，后世宝之”。清道光五年（1825）以岁贡授修职佐郎，候选训导。道光二十三年（1843）钦赐第四名举人，时已年80岁。
坑头书房 清陈大韶房所建，现仅存墙基。陈大韶，字宗舜，官至苏州府经历，与明末名宦黄文焕相交甚密。《东溪陈氏族谱》中载有“古闽黄文焕额奖华鄂联芳”，明示二人兄弟友爱之情。
坑源书房 位于村东北面，“飞来石”上方，清代陈毓离建，现墙基尚存。
惠山经馆 在惠山古冢正前方，五音堂对面，二层吊楼书房，东坑明经进士陈荣桢曾执教于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誉驰百里。现遗址尚有建筑残迹。
在东坑比较像样的民宅建筑中，正厅前天井两侧的房间称作书院间，这里是全屋光线最好的地方，适宜读书人学习写字，在其门窗上常有大量人物的雕刻，寄寓村民朴素的耕读传家美好愿望。而民宅内的池塘也是别具情调，为整个建筑群平添了无限的生机。在完整的建筑体中，一进门楼，一眼就可望见一个长方形或半圆形的池塘，如古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云，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补充新的知识。陈仰西家的书院间门楹上选用樟木雕刻“二十四孝图”共有人物90余个，不仅人物细腻生动，而且人物活动的背景如房屋、树木、茶几、书桌等都能巧妙结合，图画立体感强，是一个艺术价值较高的古代木雕艺术珍品。这些人物雕刻故事，教化寓意明显，折射出东坑村民追求崇文重教的心理。石桅杆，代表着科举功名，是荣誉、庄严和威武的一种标志，有彰显荣耀和激励后人的作用。如各地一样，东坑家族中倘若有人考取进士，除在祠堂大门或厅堂上高悬“进士及第”的匾额外，照例也要在祠堂或周围屋门前竖立石桅杆。过去，东坑村有大量的石桅杆，现多不知所终。
清流东坑村重视文化教育，往往是家族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接续创办书院，勉励子孙读书，这几乎是东坑陈氏各房族的共同愿望。陈所闻家族几代人皆恪守祖训，其祖陈廷珍立遗嘱“分关授产又抽祭田外，抽学田20石”，他从尝田划出一部分作为学田，从学子收租，激励学子完成学业。赴考榜首学者还资10亩，从取得功名当年起三年内均为学田，再从尝田中划出3亩资助赴府、京考费用。他本人“训六子规范严饬”，以耕田和读书为本，创办家族学校、延师教子。当时，县、乡一些名流曾以“德行文章”匾额赞美她。他的儿子陈泰禧又抽置学田，建立“桂园书室”，为东坑村培养出不少人才。世人皆称东溪为清邑书香之地，笃行勤学者代不乏人，抑皆其祖父教育有方，故能绵远勿替。此后，陈所闻家族“仍代代抽学田”修建学校、资助贫困子弟读书。子孙中有陈遇春亲自在桂园书馆当老师，治学严谨，白天教授的课文，晚上必定要求学生诵读到鸡叫。《东溪族谱》称赞他治学“祖先庭训德行文章，延师教子身立名扬。维公志业推动州乡，师严道遵比户书香”。这是东坑村兴学重教的典型，也是回答小小东坑村为什么人才辈出、成为远近闻名书香之村的一个例证。此外，东坑《东溪陈氏族谱》中有不少关于劝子孙读书的家训：“呼儿早起勤耕种，训子迟眠好读书；绵世泽莫如树德，振家声还须读书；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且读书；孝悌传家绳祖武，读书继世翼孙谋；处世无多方唯有读书为上策，传家虽有计但能勤俭是良谋；教子以义方愚则耕贤则读，生财有大道勤于体俭于家。”这些悬于宗祠的楹联式家训，把读书至上、勤劳节俭摆在关键之处，对仗工整，训诫有力，使人为之叹服。
清茶发端静室，依松萝制之
清流县地处闽西、九龙溪上游，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福建著名的茶区。清流茶叶起源，众说纷纭。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南方有8个小国参加盟会，其中包括濮国，当时濮国曾带去产于闽越的茶叶献给周武王。当然，其时茶叶或还不叫“茶”，而只是一种产于闽越山间的野枞，但此传闻却隐藏着建茶肇始于西周的信息，而清流当时还是建州蛮荒之地，故清茶起源或可追溯至此。
然而，清流茶叶历史真正有文字可考的却是源起静室，据清康熙王士俊修纂的《清流县志》记载：“顺治初年，有江南僧至境，遍山种茶。依松萝制之，香味并妙，与闵茶无异”。松萝茶为历史名茶，创于明初，产于黄山市休宁县休歙边界黄山余脉的松萝山。松萝茶的采制技术，早在四五百年前已达到精湛娴熟的程度，它具有色绿、香高、味浓等特点，属绿茶类。闵茶，安徽省所产的上等茶。显然，“六七高缁”开创了清流茶叶广泛种植的先河。这批从江南来的僧人，于佛寺周围“遍山植茶”的行动，带动清流民间种植茶叶，并传播先进制茶工艺和饮茶文化。清道光乔有豫修纂的《清流县志·食货志》则称：“迄今玮埔、梓材、薯坑等乡间传其种。惟九龙峡中所产者，叶虽粗而味尤永，然亦叹可代卢仝之第七碗耳。”“卢仝之第七碗耳”出自唐代诗人卢仝《七碗茶诗》中：“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写出品饮新茶给人的美妙意境，被后人广为传颂。在民国林善庆修纂的《清流县志·物产志》中更进一步明确清茶：“种之山者为山茶，种之园者名园茶。山茶味厚，而园茶次之，视作手以为精粗。”清流收藏家杨剑斌先生收藏了一份关于嵩溪青溪人买卖茶园的契约，这份茶园交易合同是清嘉庆十九年（1815）一个叫熊元坤的人出卖茶园的文书，所指茶园即今之青溪村黄坊，是清流当时就已普遍大面种植茶叶的有力证明，也是研究清流茶叶种植历史的重要史料。如今，在青溪村仍可寻觅当年的“风雨亭”，当地人称之为“茶亭”的残迹，该亭在青溪黄坊路边，原为砖木结构，倾圮的青砖上面尚有文字依稀可辨。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古茶树，甚至还有始建于明初供奉茶神杨伯公的“茶神庙”，这些都是青溪种茶历史悠久有力物证。迄今，清流茶园面积达3500公顷，为福建著名重点茶叶产区。茶叶加工产品多次入选“福建名茶”和“福建名牌农产品”，知名品牌有梦园、双秋、东方美人等，获得权威机构认证，产品远销欧美等地。
总之，静室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静室文化是佛寺与书院融合物化的文化的真实表现，清流静室文化是一个时期独特的地方文化现象。静室文化对促进清流书院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我们从旧志检视清流静室文化的这段历史，并于历史的回顾中重视和传承书院文化的精华，仿佛还能听到那禅茶一味的书声朗朗，无不为其曾经顽强的生机而赞叹不已。静室文化是我们融合和重构地方文化、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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