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澄清一点，明末200多万军队只是“账面数字”，属于“纸上谈兵”。明朝前期，兵力确实突破过200万大关（朱棣时期），但这靠的是洪武、永乐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恢复得比较好，而且军队屯田能够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实现的。
之后明军兵力一直在下降，甚至跌破百万大关，部队满员比例只有40%，比如明英宗号称率50万大军征讨瓦剌（土木堡之变），但实有兵力不过20来万人。崇祯初年，作为明军主力军团之一的京师三大营兵员、马匹缺额超过40%，只剩10余万人马，且半数以上都是老弱病残。
到了明代晚期，出于镇压农民军和辽东作战对抗后金（清军）的需要，明军有所扩编，达到约110万，但能够机动作战的野战军也就40万（崇祯时期），甚至更少。1619年萨尔浒大战爆发前，号称40万的明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调兵，也只凑了10万人左右（《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而且其中1万人还是从李朝借来的援兵（火枪手比较多）。
等到1640年松锦大战时，明军最后一支精锐军团（九镇边军）13万人也基本损失殆尽。换言之，20年间明军2次惨败，就报销了20多万机动兵力，再加上这段时间关外无数大小战斗，以及关内各战场与农民军作战的消耗，明朝就算拼命练兵，也不赶趟呀！
相比之下，清军入关时兵力约14万，而明朝当时在京师乃至整个北方已无法集结起同等规模的大军，唯一算得上精锐部队的只剩下吴三桂的4万关宁军（步骑兵混编），最后还投降了多尔衮。
兵力不占优势，那么武器装备和训练、战术方面，明军又表现如何呢？冷兵器方面差距不大，主要在于热兵器特别是重型火炮。早期明军与后金（清军）交战时，曾利用先进火器予对方以重大杀伤，连努尔哈赤都被明军火炮打成重伤而不治身亡。
但在1631年，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渡海叛逃辽东，给清军带去不少战船、火炮及经验丰富的炮兵与兵器工匠。几年后，到松锦大战时，皇太极已经能够一次性调集60门红衣大炮用于攻坚作战，并由此取得了对明军的火力优势。
至于战术和训练，明朝晚期由于卫所（军户）制度崩坏，除少数精锐外，本该战斗力不弱的职业军队整体上已十分低能，在内陆尚可与战术素养不高的农民军缠斗一番，但若用来抵御和早已兵民一体的八旗军对抗，就很明显地处于下风了。
而后金（清）政权从建立到统一全国，始终奉行类似军国主义的策略，打仗就是为了抢钱、抢人（掠夺内陆人力资源）、抢地盘，而平时训练又极其严苛（敢违令者就会被处以“箭头贯耳”的酷刑），甚至平常娱乐活动都是射箭、摔跤或捕猎，这样一支通过完全服务于战争的军事化生活所锻造出的八旗军，其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实际上就是贪欲），是大部分出身汉家农耕子弟的明朝官兵所无法想象和比拟的。
值得注意的是，入关前，新兴的后金（清）除了版图、人口不及明帝国，在政权建设（包括招贤纳士、统治集团内部力量整合）、经济实力（主要指当时双方中央政府所拥有和能够调动的实际财力）、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等诸多方面，都已占据一定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仅1629至1642年，清军就5次入关劫掠，横扫华北地区，兵锋深入山东，俘获人口上百万、金银财宝几百万两，抢夺的牲畜、绸缎、毛皮和其他物资更是多到无法计算。
史载，清军入关占领京师后，因城内外粮食、钱财已被李自成农民军消耗抢劫殆尽，清军于是将多年积存储备（也是战利品）在盛京的钱粮源源不断运往京城以供军民之用，仅粮食一项就多达上百万石。
实际上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发现，明末农民军的“间接战略配合”，也让清军占了很大便宜。由于关内陷入混战状态，70%以上的明军（虽然不是精锐）主力部队被用于围剿、防御四处流窜的农民军。结果就是边防空虚、各级行政体系被打烂，外带着关内大片富庶地区变成了千里无人烟，不仅朝廷招不到兵、养不起军队、收不上钱粮，还豢养、滋生出一批拥兵自重、不听崇祯号令的地方实力派（军阀）。
最后就是一个人心向背（或者说对朱明王朝到底有多忠诚）的问题，李自成大军围攻京城时，周边明军还有好几支有生力量（包括吴三桂在内），但这些统兵将领大多对崇祯帝发来的勤王急诏置若罔闻，坐视京城失陷，吴三桂宁可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没想着为明朝尽忠。
众所周知，崇祯帝在用人方面失误太多，错杀忠良、反复无常、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包括到最后还在靠宦官监军来督战，导致总兵唐通愤而离京，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支可能守卫京城的有生力量）。而在这之前，袁承焕、卢象升、孙传庭、曹文诏、孙承宗、杨嗣昌等一大批忠臣良将，随便哪个得到信任和重用，也不至于让清军入关、李自成打到京城。至于孔有德、耿仲明等“三王”，以及洪承畴、祖大寿等一大批明朝高级军政精英的降清，都足以说明为何崇祯帝失败，而多尔衮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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