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红学家们在论及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关系时,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将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婚姻,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爱情混为一谈,乃至还有研究者认为,宝钗与宝玉之间也是存在着爱情的。男女双方感情互动才有可能发生爱情,一方作出表示而另一方没有回应,就不能说是产生了爱情,只能算为单相思或一厢情愿。宝玉对宝钗可能曾有过一丝爱慕之情,但更多的则是喜欢和尊敬,他深深地爱着黛玉众所周知,但说他同时也爱着宝钗,或者说他也同宝钗进入了恋爱状态,显然从书中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例证。相反,第三十六回写他在午睡时,宝钗正好坐在旁边给他缝制肚兜,他却在睡梦中喊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几乎等于宝玉向宝钗明确宣示,他所爱的人是林黛玉,绝不会是她薛宝钗!
宝钗是一位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行事的标准淑女,在她的意识中,应该有婚姻的概念,而无爱情的概念。作者将她与宝黛放进“三角恋爱”的纠葛中去写,并且还设计了一个“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竞争关系,使人物之间的关系纵横交叉、复杂无比,情节波澜起伏而富有阅读的张力,这都无形中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但是,从头至尾,读者看到的都是黛玉和宝玉在谈恋爱,而宝钗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事外,扮演的几乎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所谓“三角恋爱”的说法并不确切,从头至尾,相互恋爱的只是黛玉和宝玉,宝玉与宝钗之间并没有出现爱情。黛玉、宝玉、宝钗三者之间确切的关系是,黛玉同宝玉之间发生了恋爱,但是并没有进入婚姻;而宝钗与宝玉之间产生了婚姻,俩人却并没有恋爱。认为宝钗在深爱着宝玉的研究者,往往会找出这样几个例子:一个是在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在床上躺着,第一个前去探病的就是宝钗,“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吩咐袭人如何用药之后,“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请大家注意,为什么第一个去看宝玉的人,不是最伤心的黛玉而是宝钗呢?因为黛玉虽然与宝玉在恋爱着,但她不得不顾及她急切去探望宝玉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宝钗并没有同宝玉谈恋爱,所以她用不着遮遮掩掩,而是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来了。再看她所说的话中有“心疼”二字,一些研究者便认为,这是宝钗对宝玉怀有爱情的证据,且看这句话前面老太太、太太也是一样“心疼”便知,这不过是关系亲近的人所使用的恰当的词语,并不能换算为“爱情”二字。另外,宝钗如果真的要表达柔情蜜意,还会当着袭人等丫鬟的面说吗?“说的话急了”,会给人造成她与宝玉关系不一般的印象,因而她才会有些脸红。再看宝玉对宝钗的话有何反应:“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从宝玉反复用“他们”而不用“他”来看,原来他也并没有把宝钗的话当成恋人的情话,而只是欣慰宝钗同其他女孩子一样看重他,所以他才“心中大畅”。
另一个被研究者们常常津津乐道的例子,便是前边提到的宝钗给宝玉刺肚兜的那个情节。宝钗为何此刻到怡红院来呢?书中明确地交代说“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原来并非为同宝玉谈恋爱而来。她为什么会给宝玉刺肚兜呢?“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那活计实在可爱”,让宝钗发出惊讶之声:“嗳哟,好鲜亮活计!”宝钗是个素来重视女红的姑娘,一方面她被袭人精美的针线活所打动,另一方面也禁不住袭人的请求,于是她“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其中含有与袭人比一比手艺的意味。过程就这样简单,实在看不出,宝钗是因为爱慕宝玉才去刺那肚兜的。贾府的姑娘们一般都是很重视针线活的,而袭人大概是针线活的高手,因而常常引起其他姑娘的观摩。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宝钗对宝玉并没有产生爱情,有关她暗中喜欢宝玉的说法,只是一些研究者的凭空臆想而已。对于宝黛之间发生的事,宝钗是十分明白的,她本人与宝玉没有感情交集,所以她不仅绝不介入,而且为了避嫌,还“总远着宝玉”。对于“金玉姻缘”的说法,宝钗是从母亲嘴里听到的,她虽然是当事人,但她本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对于元春所赐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她担心别人由此产生许多联想,将她与宝玉联系在一起,所以她“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她十分庆幸“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因而转移了他的视线,否则宝玉为此嚷起来,岂不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她身上。如果按阴谋论者的观点去分析,宝钗的反应就不会是这样,而是一看到宝玉和黛玉在一起,就应该产生嫉妒和醋意;对于“金玉姻缘”就不会只听母亲说,她应该是参与制造者之一;看到元春的赏赐与宝玉一样,她合乎常理的反应应该是窃喜才对;而对于宝玉被黛玉“缠绵住了”,她也应该感到痛苦而不是庆幸。书中所写的情节与阴谋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从头至尾只见黛玉防范着宝钗,却从未见宝钗嫉妒过黛玉,宝钗与黛玉谁在乎与宝玉的感情,不是一清二楚吗?至于她与宝玉后来进入了婚姻,也只是她顺从母亲的安排而已,并不是她费尽心机争取来的。婚姻与爱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如同爱情不一定导致婚姻一样,婚姻也未必就是爱情的结果。正是由于宝钗对宝玉并不存在爱情,本身也没有主动去追求这场婚姻,所以她才在贾府能够泰然处之,也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面对宝玉和黛玉的感情纠葛,甚至有时候还会当着别人的面开宝玉和黛玉的玩笑。因而,在所谓“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竞争中,宝钗几乎完全置身事外,总是平心静气地看待着宝黛爱情的发展,更无所谓与黛玉展开竞争的情况。
而一些红学家所谓宝钗为了争夺宝二奶奶的位子,与黛玉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更是无稽之谈。宝钗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的观念行事,她既没有主动对宝玉示过爱,也更没有去和黛玉争宝二奶奶的位子。至于她与宝玉的婚姻,完全是听从家长的安排,她从内心并非同意,所以在第九十七回,当薛姨妈告诉她“我已经应承了”贾府的求婚时,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宝钗缺乏黛玉的反叛精神,因而不像黛玉那样敢于去追求自由的恋爱,在婚姻方面完全被动地接受家长的安排,这是她造成自身悲剧的原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孝顺长辈,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牺牲自己,行为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因而她依然是封建社会最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作者之所以将她构思和设计成与黛玉相对应的一个形象,在书中与黛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她的婚姻在当时的社会更有普遍性,肯定和赞同她的人应该比认同黛玉的人更多。她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的形象,是为人父母心中最理想的媳妇,因而贾府家长们将她安排为宝玉的配偶,可以说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符合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应该算是最完美的婚姻,只是从我们当代人的角度去看才是荒谬的。张黎明,男,生于1963年,甘肃省泾川县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从事过教育工作、公务员工作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现任《新课程报·语文导刊》执行主编。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从1985年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飞天》《散文》《散文百家》《读者》《博览群书》《台港文学选刊》等国内100多家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共900多篇。出版散文集《瞬间的灿烂》、励志类读物《做个知本家》(与张琦合作)、长篇小说《前途无量》。先后有10多篇作品入选不同文集,另有10多篇作品被《读者》等选刊转载。先后获得省市级各类奖项10多次。长期致力于《红楼梦》研究,已在《书屋》《红楼》等报刊发表论文或随笔近10篇。2019年3月,由团结出版社推出红学研究随笔集《万千滋味品红楼》,目前在当当、京东等网站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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