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坐看风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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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时期,一大批将领跟随着朱元璋征战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立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举行了“开国”大封,分别对这些将领进行了爵位的分封,还给予其世袭的地位及特权,以奖励他们立下的开国功劳,这便是明朝的勋臣。之后,朱元璋又进行了两次大封,逐渐完善了明朝的勋臣制度,勋臣群体便就此延续了下去。奇怪的是,纵观整个明朝,大多数勋臣们虽然世袭爵位享受朝廷供奉,但其手中却并没有符合其地位的实际权力。当然,明朝并非所有的勋臣都是地位虚高却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开国时期,各位谋士将领长期跟随朱元璋征伐,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各种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他们对于处理各种军政事务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立国之后,朝廷的各种事务由这些谋士将领们接手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此时的勋臣还是位高权重的。然而,朱元璋毕竟生性多疑,再加上国家之大不同于营帐,他不能时时监控各勋臣,将各种军政大权赋予这些人始终不能让自己放心,因此他便制订了一些制约制度。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发布了“铁榜”,明确了勋臣犯罪的惩处办法,希望使勋臣有所忌惮,安分守己。然而,总有人胆大包天,比如说胡惟庸专恣擅权,甚至还意图谋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事情败露之后,朱元璋大怒,诛杀了胡惟庸,废除了中书省丞相这一官职,并且对于各勋臣的猜忌也更重,开始了对勋臣权力的削弱。朱元璋把大部分由勋贵任职的原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并暗中把原大都督府的军事管理权移交给兵部。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效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多次劝慰勋臣放弃权力颐养天年,并且遣老将还乡。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规定“禁武臣预民事”,即禁止武臣处理一般的政治事务,而大明的勋臣们都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其中必然绝大多数为武将,这一规定无疑使勋臣的政治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开始对有反意的勋贵大肆诛杀,三年后更是爆发了著名的“蓝玉案”,大量朝廷勋贵被杀或被革爵。然而,这还并没有结束,洪武以后至明中期,朝廷还逐渐形成了“禁勋臣预九卿事”和“以文统武”的政策。“禁勋臣预九卿事”这一政策是洪武时期“禁武臣预民事”这一政策的加强,使勋臣基本丧失了处理中央政务的权力,而“以文统武”则使勋臣的权力受到文臣的制约,这些措施将勋臣本就所剩无几的权力进行更进一步的削弱。为了安抚权力受到削弱的勋臣,朝廷“重勋旧武臣”,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改善其待遇,于是明朝勋臣位高权轻便成为了普遍的现象。然而勋臣们毕竟地位高贵心高气傲,“以文统武”这一措施让他们受到了地位远不如他们的文官的制约,他们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会有加强自身权力的想法和行为。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本为生长在湖北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的一个藩王——兴王,与朝廷官员相交很有限,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始拉拢朝中势力。然而,在朱厚熜登基时,杨廷和与毛澄厚等一众文臣坚持让其认明孝宗为父以符合正统,这让朱厚熜对文臣的印象很差,于是他便自然更倾向于亲近勋贵。不久,明世宗便恢复了之前被革的李、常、邓、汤、刘五家勋臣的爵位,同时重用武定侯郭勋和咸宁侯仇鸾,赋予他们军政大权,以使他们压制文臣,制衡朝廷政局,不过明世宗并没有对其他勋臣的权力进行调整。之后,由于统治已经稳固,再加上郭、仇二人仗着权力欺瞒犯上,明世宗最终将两人制裁并收回了权力。虽然勋臣的权力最后没有变化,但既然有郭、仇两人的先例,其他勋贵自然也看到了参政的希望,开始蠢蠢欲动,复爵后第二代诚意侯刘世延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嘉靖三十九年(1560)刘世延斥散了南京振武营哗变的士兵,自认为有大功,便开始积极上奏议论朝政,即使因此被停职也不悔改,甚至还因为奏疏没得到回应而愤恨,开始蓄意扰乱政局,胡搅蛮缠,据称清算张居正这一事便是其授意挑起的,但最终他也没有改变勋臣的权力。到了崇祯末年,国家动荡不安,崇祯皇帝又不信任朝臣,于是便开始重用勋贵。只可惜,明朝开国时一共有三十六家勋贵,但此时只剩三家还在传承,而且这些勋贵们已经被体制束缚长期未能参政,政治能力极差,明廷便因此失去大部分战力,最后北京被攻破,崇祯帝也上吊自杀。开国大业已成,鸟尽弓藏,勋臣地位被抬高而其权力却丧失殆尽,没有了长期参政的锻炼,最终当动乱再次出现之时,强弓已然腐朽,慌忙中求助于他们的崇祯帝自然只有歪脖子树这一条归途。参考文献:
秦博:《明代勋臣政治权力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秦博:《勋臣与晚明政局》,《史林》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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