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吞吞
「『女婿』在中国病人医疗护理整个流程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价值。」
这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研究出的「女婿经济学」。
9 年前，王兴的丈母娘检出胃癌，从肿瘤医生变成癌症患者家属，他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女婿们」有能力解决在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切困难。
从医十余年，在悲欢离合浓度最高的肿瘤病房，王兴观察着来来往往的癌症家庭，他觉得看病最复杂的，是在家庭内部捋顺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他把这些发现和思考写成书，陆续有人慕名而来，一手拿着挂号单找他看病，一手拿着新书找他签名。而王兴只是摆摆手，「触动归触动，技术归技术，看病还是推荐你去找我们主任」。
以下是王兴的自述。
成为癌症患者家属后，研究出「女婿经济学」
2014 年，我正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进行住院医师轮转。下了手术打开储物柜，手机上赫然有 10 多个老婆（当时还是未婚妻）的未接来电，当时隐隐有些不太好的预感，再打回去，就得知丈母娘检查出胃癌。
我是一个肿瘤医生，和胃癌病人打交道是一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工作，直到这个「病人」是我自己的家人。
约定的婚期就在两个月后，突如其来的癌症让家里一下子进入非常混乱的状态。我们一边筹办婚礼，一边带丈母娘看病、联系手术。当时既担心丈母娘不能顺利参加我们的婚礼，又担心婚礼上她要是情绪激动，会进一步影响病情。
幸运的是，找到了专家做手术，手术过程也十分顺利。我们默契地瞒住了丈母娘，她始终以为自己是肿瘤病房里唯一的良性患者。
出院那天，家人去办理手续，出院小结就交到了独自留在病房的丈母娘手里。诊断书上的胃癌二字，让她一下子就崩溃了。而我，也毫不意外地挨了老婆一顿骂，责怪我没有和病房里的医生做好铺垫。
癌症让人变得非常敏感。尤其是当你看到一直坚强、勇敢的父母，面对自己的疾病六神无主的时候，真的会很心疼。
手术后，我们面临化疗方案的选择。其中一种药为奥沙利铂，国产的奥沙利铂，一个周期（3 周）大约需要 1500 元；进口的则约为 15000 元。而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证实，国产仿制药无论是效果上还是副作用上，都不比进口药差。
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也不到 15000 元，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国产药完全够用。但这不是我的病人，而是我的丈母娘，要是真选了国产药，也担心有闲言碎语指责我不孝顺、不尽心、抠门、不是亲妈等等。所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进口药。
也是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当癌症的消息传来，家庭里非常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做出决断。在爱意和痛苦都汹涌泛滥的时候，有人要拾起那些关于治疗周期、副作用、经济成本的思考，做出一些理性甚至冰冷的决定。
服用化疗药后，丈母娘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一方面想减轻一些她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也仅是辅助化疗，于是我拍板决定不再化疗。同时，也意味着停药后万一癌症不幸复发，我要承担全家人的指责。不过万幸的是，丈母娘现在一切安好。
当癌症来临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艘船会往哪里走，就需要有人来掌舵。在我的家庭里，拥有医学知识、又相对能保持客观理性，作为「女婿」的我是相对来说最适合做决策的那个人。以我自己为观察对象，我提出「女婿经济学」，认为「女婿」在中国病人医疗护理整个流程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价值。
但这只是打引号的「女婿」。我也遇到过患乳腺癌的婆婆，把治疗方案的选择全权交给儿媳做决定。这个决策者可能是女儿、儿子、母亲、父亲或家庭中的其他人，关键不在于性别或身份，而是这个人能够获得家庭大多数成员的信任、做出合理的决策，同时，万一不幸出现了不好的结果，还要能够挨骂。
在临床上谈话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家庭最终都会通过外部或者内部的压力，「憋」出这么一个人来。也因此，我写了《病人家属，请来一下》这本书，想告诉那些可能刚被推上决策者之位，还有点无措的癌症患者家属：没关系，不要着急，我是这样过来的，你也可以。
绕不开的谈钱
我自己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并不能理解那些医生们为什么谈方案前先问患者经济情况。在当时的我看来，治疗方案不应该因为钱的因素而随意改变。
直到我也开始独立出门诊。当时第三代靶向治疗的相关研究有了新进展，有个肺癌晚期的病人可以选择靶向治疗，我就把这个方案告诉了病人和家属。
病人没有直接回答，但家属非常激动，觉得看到了希望，表示一定要给父亲用最好的药。但当我告诉他这个方案每个月需要三万块的时候，家属陷入了沉默。他几乎是哭着告诉我，他一个月最多只能够挣到七八千。
后来，如果我知道患者家庭困难，我不会再告诉他们世界上又出了什么最新的治疗方法或昂贵的新药，我只会向他们介绍最符合他们经济实力、治疗效果也差不多的方案。这样的方式，虽然可能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但对家属来说是一种安慰，他们会觉得，「是医生为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方案，不是我选的。」
一次我和家属谈话，家属问我术后化疗是进口药好，还是国产药好，我如实告诉她从疗效上来看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她来回打了好多个电话，纠结了很久，最后告诉我他们还是用进口的。
我说好，但是进口药需要走个流程，大概要三个工作日后才能使用。
然后发现家属一下子变得很松弛，像找到稻草的感觉，她说「进口的慢是吧？国产的是不是快？那我们要用快的。」
她很巧妙地把用药选贵的还是便宜的这个问题，转换成快还是慢的问题。这对我也是很大的触动，找到了一种新的沟通方法。尤其是在经济上可能有困难的家庭，我会提供更多信息，而不是单纯推给家属做一个贵还是便宜的选择。
看见癌症家庭的 B 面
我曾在病房遇到一个患者家属举着手机录视频，说有事要找我们医生问清楚，当时氛围一下子有点剑拔弩张。
问了情况之后才知道，他的妈妈在我们科室做手术，主刀医生把手术直播的链接发到了朋友圈。家属在直播里发现，这台手术实际上一共有 6 个主任上台，和术前谈话说的不一样。家属怀疑其中可能有些问题，所以一急之下直接找了过来。
为了能帮患者多保留一块组织，这台手术较为复杂，我们请来了头颈、胸外、骨科等相关科室的主任一起上台。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告诉病人，不想增加他们的压力，也担心被误会成是来索要红包。
既然家属来问了，我就认真地和他解释了手术情况。家属的态度马上软和下来了，甚至还有点不好意思。可以感受到，他不是想要来闹事，他就是很害怕。他在大城市举目无亲，相信你，所以才找你做这个手术，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手术被直播，又在直播里发现了很多他不知道的细节，他也会担心，医生会不会害我的家人？
几年前，我收到了读者抗抗的一封长信。她的父亲罹患胃癌晚期，她终日焦灼不安，在信中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癌症，它一瞬间击垮了我所有的理智」。在回信中，我给她科普了癌症、安慰她如何以更平稳的心态面对家人。
从抗抗告诉我的信息里，我大致了解了她父亲的病情，以及当地医院给出的化疗方案。晚期的癌症，指南不允许手术，仅仅是化疗方案的差别。而化疗方案主要根据各项检查报告的结果制定，给病人查体不会对治疗策略造成任何的变化。也因此，我在回信中建议抗抗，如果希望二次确认诊疗方案，可以带着父亲的全套资料前往大医院就诊，不需要带着病人亲自奔波。
但她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还是带着父亲前往上海求诊。在途中抗抗的父亲突发意外，凌晨送入急诊抢救。
像她这样的家属，我在临床上也见过不少。一听说家里有人得病，就不管不顾，几乎失去理智。所有「好的」、「可能有用的」，都要去做，害怕不够尽心、害怕失去、也害怕留下遗憾。
在回信中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教育她，甚至还有些生气。我已经事无巨细地交代了，但她依然没有按照我说的做，那我会觉得，既然不相信我，还来找我干嘛呢？
现在想起来，这是我作为医生不该有的傲慢，我似乎只考虑了作为「病例」的病人，满心满眼只有如何治疗，认为病人应该完全相信我并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我却没有想过，病人为了治疗付出怎样的代价、病人的家庭陷入什么样的境地。
如果没有抗抗的这些信，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那些坐在我面前和我只有几分钟缘分，甚至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夫你好好给我爸看看」的姑娘，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医患沟通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教育，而是我们和病人都在同一条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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