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的二月初三,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决心实行变法。
与此同时,苏轼也抵达京师。王安石一向不喜欢苏轼的议论,在他的干预下,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的身份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头衔看着一大堆,其实都是闲职。
不过,苏轼对于做官也没那么大的劲头,不让我管事就不管呗,反正有吃有喝,还能研究下琴棋书画、吟诗作赋。
然而,一旦遇到事儿,苏轼还是管不住嘴。
四月,王安石变法第一枪瞄准了学校贡举法,先抛出一个改革方案,然后让百官在一个月内提出自己的观点,试图看看还有哪些人和自己过不去。
果不其然,苏轼立即上了一道洋洋洒洒逾千言的奏议,反对改革贡举法。
让王安石意料不到的是,本来支持改革的神宗看了苏轼的奏议后,觉得有些道理。更要命的是,神宗还单独召见苏轼,询问他对其它事情的看法。
这也是苏轼第一次面见神宗,他慷慨陈词:
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
意思是说:您是个贤明的皇帝,但一定要注意欲速则不达,提拔官员不要太快,也不要什么话都相信。矛头直指王安石。
神宗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表示要慎重考虑下。数日之后,他召见王安石,问道:“你觉得苏轼这个人怎么样?”
王安石非常警觉,知道皇帝有此一问,必是想要重用他,于是反问神宗:“陛下为何召见苏轼?”
神宗如实回答:“我看了他写的关于贡举法的奏议,颇有见地,故而找他聊聊。”
王安石回道:“陛下这么做有问题啊。官员都以接受皇帝召见为荣,但是陛下您并不了解苏轼,就仓促的召见他,恐怕以后别人也跟他一样故意发惊人之论,以求得赏识。”
神宗继续不动声色的抛出苏轼进献的那三句话,问王安石:“你怎么看?”
王安石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逐条反驳苏轼的观点,认为他太保守,不值一听。在王安石的一番条分缕析后,神宗又觉得王安石更有道理。
尽管如此,神宗还是觉得苏轼值得培养,说:“我想先让他做些小事,你觉得怎样?”到了这一步,王安石只好勉强同意。
几天后,神宗对鲁国公、昭文馆大学士、吏部尚书曾公亮说:“苏轼的奏议很有见识,我想找几个人考考他,然后再授予官职。”
曾公亮当即回道:“恐怕京师里没有人可以考他吧。”
听到德高望重的曾公亮如此力挺苏轼,神宗就想让他修中书条例,即行政规范。
强硬的王安石又坚决反对:“修中书条例是要得罪人的,而苏轼和我政见不同,恐怕不会尽心尽力,一旦中书条例修不成,变法的事儿也就进行不下去。”
一心变法的神宗听闻此言后,也就放弃了起用苏轼的念头,决定放开手脚让王安石大干一场。
第一回合,王安石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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