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周边被刘粲和石勒扫荡一空，京师里吃饭都成问题，司马越被迫向天下发出檄文，让各地诸侯发兵勤王。使者出发时，司马炽说得可怜兮兮：“替朕告诉各地征、镇，一定要早点来，现在还可以救，再等几个月，想救都没法救了。”当然，也不是真的没有。坐镇襄阳的征南将军山简就派出督护王万前往救援，却在涅阳遇到了叛军领袖王如，被杀得大败。王如，雍州京兆人，因遭遇战乱，沦为流民。当时，雍州流民多在南阳，王如在南阳阴结壮士，拉起了一支军队。司州和雍州的流民群起响应，队伍壮大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然后归顺了刘聪。击败王万后，王如顺势南下荆、汉，进逼襄阳，山简只能婴城自守。荆州刺史王澄也想支援洛阳，但他派出的支援部队走到半路听说山简大败后，一哄而散，王澄只能干瞪眼。晋朝风雨飘摇，石勒岂肯错过这个瓜分地盘的机会，率兵渡过黄河，想要去占领南阳。尽管同为汉国的大将，王如却不想将自己起家的地方让给石勒，遂派出一万人前往襄城抵挡。石勒击败了他们，并全部俘虏，驻扎在宛城以北。石勒的彪悍把王如吓到了，审时度势之下，他决定与石勒讲和，派出使者用重金贿赂石勒，还要和他结为兄弟。念在同为汉臣的面子上，石勒没有将他赶尽杀绝，欣然同意了王如的请求，荆州北部就此落入石勒之手。形势如此，司马越终于坐不住了，穿上戎装入朝面见司马炽，请求亲自去讨伐石勒。司马炽以为他是试探自己，违心道：“现在胡人兵临城下，人心涣散，朝廷都仰赖你，你怎么能外出呢？”司马越坚持道：“如果我能侥幸打败胡人，就可以振奋国威，总好过坐以待毙。”话已至此，司马炽只得答应。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十一月十五，司马越率领四万士兵向许昌进发，留下王妃裴氏、长子司马毗以及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冲守卫洛阳，以潘滔为河南尹，总管留守事宜。临走之时，司马越以战时状态为由，带走了朝廷的绝大多数大臣和名将勇士，全部用为自己的佐吏，连太尉王衍都成了他的军司马。如此一来，朝廷中的防卫和供应变得极度空虚，饥荒日益严重，宫殿中死人交横，盗贼公然抢劫，各官署都在挖掘堑壕自卫。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有些离奇的政变。竟陵王司马楙在获得司马炽的同意后，突然出兵袭击何冲，想要清除司马越在洛阳的势力。一番激战，司马楙大败。眼见情况不妙，司马炽丢车保帅，说是司马楙自作主张，和他没有丁点关系，司马楙有苦难言，只得跑路。由此可以看出，司马炽一直想要摆脱司马越的控制，即使洛阳危在旦夕也没有放弃这种努力。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让司马越大为光火的事。扬州都督周馥竟然在没有向他请示的情况下上表朝廷，请求迁都至寿春。大怒之下，司马越征召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硕到项县来接受批评教育。周馥不肯去，让裴硕率兵先行。走到半路上，裴硕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好机会，诈称接到司马越的密旨，回师袭击周馥，却被周馥所败，无奈退保东城。两个月后，裴硕向司马睿求援，司马睿听信了他的解释，认为周馥是在借机控制朝廷，派出扬威将军甘卓前往讨伐。大势已去，周馥被迫前往项县向司马越负荆请罪，却在半路上被新蔡王司马确所执，最终忧愤而死。我们无法判断周馥请求司马炽迁都至寿春到底有何意图，或许真的是出自公心，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欠缺自知之明。如果不是有绝对强势的兵力，你这么做就是引火烧身，瓜田李下，此之谓也。关键时刻，又是张轨给朝廷送来温暖，派参军杜勋献上五百匹马和三万匹毯布。司马炽感动之下，将他封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没有得到朝廷任何支持的李钊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宁州，和妹妹李秀一起继续坚守，宁州百姓尊奉李钊代理宁州刺史的事务。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宁州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李钊再次派治中毛孟前往洛阳，请求朝廷委派宁州刺史。最终，在毛孟的以死相求下，朝廷派出魏兴太守王逊为宁州刺史，同时诏令交州出兵援助。于是，交州刺史吾彦派儿子吾咨率军救援。有了吾咨的支援，宁州这才没有落入夷人之手。王逊到任后，上表以李钊为朱提太守，与百姓同甘共苦，招集流亡，诛杀豪强不法者十余家，讨灭五苓夷乱首，宁州得以真正安宁。顺便说一下交州和吾彦。交州是西晋最南边的一个州，管辖范围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广西南部和广东西南部。东吴灭亡时，交州刺史为陶璜，被迫投降了西晋，司马炎让他继续坐镇交州。陶璜担任交州刺史前后近三十年，深受百姓拥戴，在他去世时，史称当地“举州号哭，如丧慈亲”。陶璜死后，吾彦继任交州刺史，又一连干了二十多年。在吾彦的坐镇下，不仅保持了交州的稳定，还能够协助宁州，可谓居功至伟。无论是张轨，还是吾彦，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尽管他们都有割据一方的嫌疑，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罔顾百姓的性命去参与内乱，而是尽一己之力护一方安宁。乱世之时，这是何其可贵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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