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言:涵盖医生、医院、医护情节的电影不在少数,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我时常认为电影中的医护情节多半是为故事性的表达效果以及戏剧张力的营造而设置的,它跟现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个观点直到今天才被颠覆——没错,所有电影中发生的现实中都有可能发生,而且现实的戏剧性相比电影设计出来的情节张力,毫不逊色!
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电影中的那些医护情节,除其为戏剧性以及歌功颂德所起的作用外,它们还具备重要的对现实的警示、启示、借鉴作用。换句话说,很多电影创作者已经在事前对可能性灾难做出预估与思考了。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借电影聊聊那些医护情节吧。
-《英国病人》
(英、法、美合拍的)《英国病人》是一部二战题材电影,然而它通篇却几乎没有二战的正面场景,取而代之的是与战争平行下的爱情、友情以及战争后勤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战时医护——
电影中,汉娜是一名年轻的战地护士,负责照顾二战联军的受伤士兵。在一次运送伤员的途中,因为一位重烧伤患者无法承受旅途颠簸,汉娜决定陪同这位病人驻留下来,在一处废旧建筑里照顾其。
在这里,他们又遇到了同在此驻留的拆弹专家吉普、扒手大卫。
至此,这个年轻漂亮的汉娜的身份开始产生混淆——她不止是一个照顾病人的护士,还是临终人的聆听者,是与拆弹专家坠入爱情的女人,也是一个失去亲人的战争受害者…
如此复杂的经历,我们如何能用一个“护士”的标签去概念她!
然而,作为一个人,汉娜又是怎样在这些复杂的身份中找到平衡的呢?电影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却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人物在面对复杂身份时的矛盾——
她想救赎每一个患者,自己却始终不能从死亡的现实中自拔;她想和爱人远走高飞,却始终脱不下那身医护的服装;在职业面前,她甚至无法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现实中,你会发现在重大医疗危机面前,每一位一线的医生所面对的同样会是这些问题,他(她)们该如何解决家庭、职务、个人、国家单位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悲哀的是这些问题至今在现实中都是无解的!
显然,电影并不能给出生活的解决方式,然而它却能做出一种艺术上的假设——它假设了一位医护工作者在社会身份与个人身份乃至自我与超我间可能会遇到的挫折。
德国电影《苦路十四站》的悲剧故事发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悲剧人物是一个漂亮的高中女孩儿。自然,这个女孩儿对“上帝”的虔诚没的说——她几乎对家庭的教育百依百顺,对母亲的斥责逆来顺受,对神父的忏悔无所保留……
也正是这种虔诚与现实间的矛盾酿成了悲剧。那么现实又是什么呢?
现实是她想听摇滚乐、灵魂乐的欲望被压制住了,她接男孩儿的电话被骂了,她恋爱了却被人说成是污念了……就这样,她生病了,最终死了。
在这个电影过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女孩儿生病后母亲带她去看医生。
这段医院看病的戏份其人物包括女孩儿、女孩儿母亲、医生。对话主要在母亲和医生之间(女孩儿大部分沉默不敢说话)进行。这一系列对话着实有意思,它所涵盖的一个医生所能担负的职责范围着实让人汗颜,摘录如下——
母亲:什么意思
……
医生:(算了)没什么
母亲:谢谢你提醒玛利亚受欺负的事,也许是时候让她转到天主教寄宿学校了。
……
以上篇幅的对话,如果单单是检查、开药,那三两句对话估计这场戏也就结束了!可这医生偏偏自找没趣,担心起了女孩儿的学校生活;
在遭到女孩儿母亲的抵触后,医生非但没罢手,反而怀疑起女孩儿可能也受着同样的家庭虐待,进而试图单独跟女孩儿聊天获取她真正生病的源头;
甚至在母亲全力干扰医生与病人沟通时,医生都要试图自己帮女孩儿联系医院、福利局了!
如此负责(多事)的医生着实少见。
另外注意:这整段看病的戏除了母亲和女孩儿的情绪反常外,医生始终是理性、心平气和的,他的所有举动都不是在别人刺激下的过激行为。他提到了一个词:“义务”。
也就是说,医生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说的这些话(包括身体检查、打探女孩儿的个人生活、提醒她有自己的隐私权、鼓励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是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
如此,我们再拿他跟现实对照的话。会发现,电影中的这段医护情节再一次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参照标杆——原来一个医生的职责范围可以涵盖如此之多事项,原来一个人的病因如此复杂。
西班牙导演在这部电影中讲述了一件关于医护的极端案例——一个男护工对一位“植物人”女病人,几年如一日地进行无微不至的护理。他每天坚持跟这个植物人聊天(尽管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最终,为唤醒她的意识,他不惜违背医学道德,甚至犯罪坐牢,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个医护故事有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1、医生治病救人是否有底线,而当救人与自保产生冲突时,哪个应该优先考虑;2、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否应有界限,换句话说,医生应该拿病人当自己的客户多一点(像做买卖)还是拿病人当亲人多一点。
当然,以上问题当在医疗体制发达,医疗资源充足的时候发生,那它们只不过是个待探讨的话题罢了。
而在现实中,当社会发生重大危机,医疗发生挤兑之时,这些问题之上又会暴露出一个新的问题:那些一线的大夫是该自己解决、承担前面的那些个问题,还是应该有更高一层的人去替他们考虑这些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医生在传染病人前连自己的防护服都没有时,我们是该去考虑医生该不该牺牲自己给病人治病这类的问题呢,还是该考虑医生为什么没有防护服的问题呢!
很可惜,很多疫情爆发之时,我们只看到了主流媒体针对前一个问题对大众引导(歌功颂德,医生成了一种宣传工具),显然,这是只考虑到了救护者的“医生”身份,而忽略了他们“人”的身份。
好啦,说到身份,没什么比下面这部电影里的医生更具代表性了——
这部2016年播了一季就被毙掉的美剧《隔离死城》,讲述了这样一件事:美国亚特兰大洲的某个城区爆发了疫情,随即政府下令封城。之后短短的十来天里,疫区内外从恐慌猜忌,到混乱躁动,再到生死离别的悲剧发生……
这里咱且不议这部美剧那些跟现实的相似性,单说电视剧中的那个发现零号病人的主治医师——
按理说,在发生医疗危机之时,医生应该只负责一件事,那就是治病救人。然而,剧中的这位医生做的可不止这一件事——他除了治病,还担负了另一项类似于行政的职能——他在帮上级隐瞒疫情,他在被动的执行某些人的命令。
当然,作为普通大众,我们无法判断行政工作与医疗工作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冲突,而导致这种判断力丧失的直接原因便是信息的不透明化。
最终,剧中的那位医生成了替罪羊,他在医生身份与政治身份下产生的愧疚、矛盾、悔恨化作最终悲剧的一部分。
纵观这些电影里的医疗情节,正能量也好,反面教材也罢,他们都具备了同一种气质,那就是忧患意识,它们通过创作者的视觉展现出来。而在现实中,如果我们能以电影里的这些忧患意识为鉴,那是否能多多少少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呢…
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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