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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籍左联作家刘宗璜在沪足迹拾碎
福安左联作家刘宗璜在沪足迹拾碎作者:刘世昌
前几年拜读过张炯先生《〈左翼作家刘宗璜传略〉序》,然未见该传略刊发。去年小雪后三日,好友相聚谈及刘宗璜,笔者便萌生拾寻其在沪足迹的念头。宗璜,乳名瑞生,生于民国4年(1915年)11月,祖籍福安溪潭磻溪村,后迁居县城冠后巷(今中兴街)。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入仕一直是老百姓的人生理想,然而在七八十年前能上学者并不多。据《福安市教育志》记载,至民国11年(1922年)闽东北只有一所福建省立第三中学(校址在霞浦县城关)。“闽东大部分县没有一所中学,有志继续深造的学子不得不远赴福州或浙南求学,家庭不富裕的有才学者就失去了升学以致发展的机会。”(郭少榕《闽东教育史述略》)民国13年11月,在福安城关绅士陈文基、杨绍棠等倡议下,福安县利用义仓积谷办起了福安县立扆山中学(福建省福安第一中学前身之一)。民国18年,扆山中学在校生达105人,这105人应该包括刘宗璜。      民国16年(1927年)福建省立第三中学降级,改为省立第三初级中学(简称“省立三中”),意味着闽东唯一的完全中学被降格为初级中学,不少学子失去了就近接受较高级的中等教育的机会。民国19年,宗璜于福安县立中学毕业,家人为其选择了上海求学。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553名学生和以孟宪承、钱基博为首的19名中国籍教员脱离圣约翰大学,决定以儒家经典《尚书大传·虞夏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光华”二字作为新大学校名。同年,光华大学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光华附中”)建立。光华附中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学制均为三年。它具备独立办学的资质,且主张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拥有大批优质师资,并推行一系列教育改革。30年代初,光华附中已与省立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并称为“上海三大中学”。
民国19年(1930年)秋季,宗璜赴光华附中高中部就学。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高涨,中学也卷入罢课风潮。上海学生多次进京请愿,以及开展抗日演讲和募捐活动。不难想像,宗璜或多或少参与其间,那系列运动对其个人思想必定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今,欲寻宗璜就读高中阶段相关资料或许不易,《光华附中半月刊》1933年第10期刊登宗璜以笔名“刘依林”日记《无题》,落款为“一九三二,重九日成于光华附中宿舍”,该篇写道,翻开字典,“找到了一片红叶,还写着字'☓☓检于福州西湖公园’它似乎大起来,比字典大,比我的脸大,被血染了南郊响着林木的震撼,闽江的水,寂寞的在万寿桥下流着,似乎在我的耳朵里”。宗璜也应有写日记的习惯。彼年那夜,何以寄相思,红叶一片方神往。      《光华附中半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刊登宗璜以笔名“丁秋野”的《五日间》,“五日间”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日记,九月十九日所记可认为其高中与大学的分水岭。
现就该篇日记抄录如下:      天老是阴沉着,风还是那么的大,在原野上奔驰着,发出巨兽在山谷里怒吼似的声音。雨,不住地伴着风洒向大地来。      这两月的奔波真使我够累了,人感到了疲乏,创伤的心觉得了痛。我需要一周安定地休息。      现在我唯一的路只有进大学。大学这两个字在我的脑海中,从小就可以寻到他的踪迹。在小学,在初中,在高中,我曾为着它做过无数次的憧憬,憧憬着大学的伟大,大学的尊严。在那时大学对我有很好的印象,我希望我将来也是个大学生。在我的心头轻轻的织上了一层进大学的梦:大学生是高贵的。可是,在高中的第二年,不知怎的,我开始厌恶了大学,正如一对爱人经过一度的热恋后的反目似的渐渐的冷淡了起来。我对于它似乎没有一点的感情,它也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所以在毕业的一期,就是上期,我总欢喜流出这一类的句子:“出了校门,一首美妙的诗就变成了散文”“我怕出校门,校门口只是一团乌黑,一团恐怖”。然而现在,我没有别的路好走,除了这一条。那我又有什么办法?      决定进大学。      从梵王渡猶处出来,雇了车到光华去,冒着雨。一条漫长的尽是泥泞的路,黄包车的轮子很费劲地转着,雨被风吹着,时时打进车里来。车夫的脚步旋律似地敲着我的心。我闭着眼睛想,想起的昨天晚上的事,想起的明天,想起来:“洒不完的雨,流不尽的泪。”      到了光华,裤子也湿透了,雨水沿裤脚滴着,头又发起热,我担心又要生病啦!      终于找到了☐,注了册。学费是由廖先生担保的。      碰到了飞白,他已经上课了,但他的钱也还没到。本来两个人都可以到西湖去看中秋的月,水底的灯火,到钱塘江去看澎湃的潮水的。可是,现在呢?他叹了一口气,我也叹了一口气。      回到了大厦,又是那么的糊闹了一个晚上,酒喝得够了,连饭也没有吃。      电灯十点半就熄了。于是,在跳着舞的蜡烛光下写了一封信给杰。因为写得太长了的缘故,写到了后来手酸了,所写的字简直连自己也有点不认识了。      雨,还在淅沥的下着,心也沉落到了死海的底层。      “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学费高,住宿费高,伙食费也高。能够负担起这些费用的大半是富有家庭的子女……到了上海,交了学费,没有钱交住宿费和伙食费,怎么办呢?”(周而复《往事回首录》第25页)同样,宗璜日记所叙“终于找到了☐,注了册。学费是由廖先生担保的”,此廖先生应该是光华附中主任廖世承,从左联作家回忆也获知廖世承常为学生担保学费。虽说交不起学费,但是能选择光华附中就读,可见宗璜的家境不普通。      宗璜注册的学校就是光华大学,九月二十日日记讲到“从今天起,我是被成为大学生了。两月来无目的的流浪总可以暂时停止了吧:这儿和我已有了三年的交情。我觉得它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没有什么新鲜的空气”。“两月的奔波”应指1933年宗璜高中毕业的暑假,期间的经历估计与左联相关。宗璜的回信(见《左联回忆录》第836页。一九八〇年五、六月份,《左联回忆录》编写组给近二百位老同志寄左联成员名单,请求核实。刘宗璜于6月19日、7月29日回信,以下简称“宗璜的回信”):“我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参加'左联’,时间大约是在七、八月,记不清是欧阳弼或是聂绀弩引导的。”马子华也忆及,1933年夏天,他去报考上海光华大学,入学考试期间与田间(名童天鉴,字天涧,安徽无为县人。其父亲是个小地主,家颇富有)结为朋友,“我和田间、刘宗璜三人,通过欧阳弼的关系(我是何家槐的证明)参加了左联的'光华小组’。当时小组长是一个女同学苏灵扬(苏州人),苏灵扬中途退学,由欧阳弼代组长。沪西片是由上面派来领导的,先后有聂绀弩,周扬,何榖天,叶紫,张天翼,欧阳山,吴奚如,张天虚……等人”。(马子华《我与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的活动》)因而,马子华、周而复等回忆录均提及刘宗璜。
“(1933年)九月,我加入共产党。组织上决定我继续参加光华大学'左联’和'社联’的活动,并接替吴天同志在大夏大学的'左联’负责工作。从此,我经常往来于大西路和梵王渡之间,兼办沪西一工厂的工人夜校。”宗璜的回信说道。左联属于地下党领导,在校内的组织,成员们参加社会上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也到工人聚居的区域从事联络、宣传、动员、演讲等工作。      马子华《文坛忆旧录》追忆,“多次在校内墙壁上,旗杆底座上书写标语,或遇节日前的夜晚,分赴租界华界写标语口号,都是我和田间、刘宗璜三人在一起的”,也常到工人棚户区去演说和宣传。左联光华小组的会议方法是,“一二人在一起,分头到虹桥路万国公墓集中,用短暂的时间传达上面的指示,布置当前的任务。边走边谈,那里清静人稀。有时人多了,我们每人带本课本或闲书,坐在坟墓上好像是温习功课的样子,这原是附近大学学生很普通的行径,没有什么人察觉和猜疑的。如果不需要集中,那就两三人在一起,在田野或大西路上散步,就把会开完了。”
“在大一英文班上,我结识了刘宗璜,教育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左联’成员、寡言好学,经常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办实踏实,关心同学进步。”这是宗璜给周而复留下的印象,同时“年轻有为,富有写作才华”(周而复《乘理虽死而非亡》)。在马子华看来,宗璜“说起话来,以一口福建官话,侃侃而谈,斩钉截铁,颇有气概”。他精强力壮,是一个熬夜的能手夜猫子,那是“白天,必须上课。写作和其他的工作都常在夜晚,可是九点就要熄灯,宗璜常常燃着蜡烛,写作到天亮,在他桌上粘满了蜡泪”。《光华附中半月刊》1933年第2卷第2期、第4期“丁秋野”分别刊发《塔》《群》,这也应是宗璜的作品。
据周而复《往事回首录》,1933年11月深夜,周而复住在何家角,被两名大汉带上囚车押走,同时囚车里有马子华、刘宗璜以及不认识的人。这次被捕的不只是光华大学学生,还有政法学院李剑华教授、复旦大学向思赓、大同大学葛一虹等,共有各大学左翼文化团体成员一百多人。全部押往龙华镇“淞沪警备司令部”。马子华、刘宗璜的回忆也类似。后来,刘宗璜、周而复等人被移送“苏州反省院”去“反省”。云南民族学院陈思清曾论述被捕原因,此一百多人均从事左翼革命文艺运动,还参与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是“左联分子”。在敌人眼里,“左联就是共产党组织,左联盟员就是共产党员”。同时,马子华、周而复、田间和刘宗璜等在光华大学组织“轨迹文艺社”,出版刊物《轨迹》(马子华为社长兼编辑,田间为助理编辑,刘宗璜搞事务与印务),在光华大学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应,被认定为“宣传赤化”。宗璜的回信提到,“次年(笔者注:1934年)冬,出狱后回沪,仍与欧阳弼、聂绀弩共同搞文学大众化运动,编辑发行了《文学新辑》(仅出一期即被查禁),并经常给《动向》写稿(当时多用白蓬、丁秋野、刘依林等笔名)。一九三五年初离沪回闽。”
《文学新辑》于1935年2月在上海创刊,撰稿者多为左联盟员,仅出第一辑就被抄禁。据葛一虹《关于〈文学新辑〉》叙述,最初集稿者是欧阳弼,1934年冬天欧阳弼被捕,大体编就的刊物稿子辗转落到葛一虹处,他与洪遒、向思赓等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于第二年二、三月间编印出来。宗璜以白蓬的笔名发表了新体诗《灰色驴》:“肩着一身的疲劳,/没有休息。/在沙漠似的旷野里——/灰色的天,/灰色的日子,/我和灰色的驴。/是个苦难的人,/带了残破的希望,/挨着荒凉的长途。//完了,/袋里仅有的干粮。/驴,嘴边流着白沫,/老泪在眼眶连成线,/瘦了,我也瘦了,/惨痛本是我们的影子,/而心头也只有铅样的颜色——/茅棚里女人的泪珠,/能够变作奶水吗?//摇着鞭子的影,/短毛上堆满了伤痕;/到城里时,/可还能供游人的坐骑,/一条僵硬的尸体?/向哪里去叹一口气呢?/我空空的两手,死☐上的心?/而上流人的怜悯,/又装不上波希米破烂的口袋!//”马子华叙忆,宗璜能作旧诗词,也能写娟秀的毛笔字,尤其是小楷,在光华大学校内他们办过壁报,全由宗璜一人编辑与设计。马子华曾问及能书又能诗的缘由,他回答“家学渊源,自幼锻炼”。      《动向》即《中华日报》副刊之一,1934年由聂绀弩主编,撰稿人大多为左联成员,相当于左联的一个机关刊物。自1934年4月11日至12月28日,出了二百四十多期,每逢星期三停刊。据上海图书馆辑《中华日报·动向》总目,刘宗璜以笔名“白蓬”发表在《动向》的作品有:11月13日《“苍蝇”的黑婴》,11月26日《“挂羊头卖狗肉”——请参阅大公报》,11月27日《关于〈捧人者〉》,12月1日《“恻隐之心”》,12月8日《冬天与穷人》,12月15日《“杞人”的话》。其中杂文《“杞人”的话》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马子华认为,宗璜在副刊《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思想激进,言语锋利”,“当时唐弢的杂文很像鲁迅先生,而刘宗璜的杂文一经刊出,也有人疑心是鲁迅或唐弢写的,真如'投枪’与'匕首’”。
同时寻得,刘宗璜在创刊南昌的《农村》1935年第3卷第1期上刊登诗歌《苦旱行》等。《动向》11月26日刊发有丁秋野《北平颂》,参考《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第986页记载,笔者推断《北平颂》作者“丁秋野”或许为洪遒,不是刘宗璜。还获悉1934年5月创刊的《平凡(上海1934)》,有以笔名“丁秋野”发表的《太阳一片白的光亮》(1934年第1卷第8期)、《车夫吟》《夜》(1934年第1卷第10期),其作者有待考证。马子华有述,“宗璜为文,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从来没有收集自己的作品的打算,也未用真名,如果收集起来,二三十万字是一定有的。”只是,笔者了解的毕竟极其微少。      通过马子华、周而复等追忆,已知的刘宗璜日记、杂文、诗歌等作品,为了解刘宗璜在沪足迹提供了有力佐证,也可从中窥其生前的气质与风采。往事如烟,斯人虽去,清气长存!(说明:文中图片源于网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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