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地上建立的“世界”如何“图象化”、“座架化”，以至不得不期待“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技术化”。如何认识“技术化”乃至“科学之意识形态化”问题，在当代大哲学家中，被有些人讥为“农民”的海德格尔，恰恰做了别人没做的工作。对于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施特劳斯晚年承认，“我越是理解海德格尔的意图所在，就越是觉得仍然远远没能把握他。”
这是当然的，一个毕生关注“存在”的哲学家，不会不关注现代性中的“技术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1935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苏黎世和美茵法兰克福等地做过多次演讲，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1950年收入《林中路》公开发表。1938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做了题为“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象的奠基”的演讲，1950年收入《林中路》时改名“世界图象的时代”。1950年在巴伐利亚做的演讲是“技术的追问”，1954年收入《演讲与论文集》。1966年9月23日接受了《明镜》杂志记者的采访，按海德格尔嘱托死后发表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可以从这几篇演讲论文中看出一条有关这个“技术化世界”的思路：
人是在大地上建立世界的，因而建立的世界可看作人的制作物，但制作物事实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着使用的叫“工具性器具”，一类是为着映照的叫“艺术性作品”，后者更具“真理性”，因它不在使用中消逝，而在使用中保存并发挥，当然还有一类虽为人所制却应视为神物的作品如“神殿”，它开阔的时空宁可叫“命运”；
“工具性器具”愈来愈成为“主导”，从而使世界“图象化”了，“图象”（Bilde）意味着世界的制造过程在直观的想象中“一目了然”；
“工具性器具”愈来愈成为“主宰”，从而使世界“座架化”了，“座架”（Ge-stell）意味着世界的制造过程已从直观的想象中直接进入现实地“摆置”、“架构”、“定型”，即世界只能如此这般地“安排”；
在技术全球化的“手段王国”中，人除了“诗性”地提醒，恐怕最后只能相信“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这里，海德格尔似乎缺乏政治哲学或伦理学的环节？往后再看。现在根据上述思路稍作展开的解释。
《艺术作品的本源》我在《是路，还是风？》 中有过详述。
“世界图象时代”是什么意思？据说我们已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信息”就是“数字”与“图象”。奇怪的是，七十年前就已经是了，海德格尔鲜明地把它说了出来。
Die Zeit des Weltbildes——“世界图象的时代” 。在德语中，des被称作“魔鬼第二格”，因它可以表示“宾语第二格（'的’）”，也可以表示“主语第二格（'底’）”，有时很难捉摸。汉语何尝不是。海德格尔的意图显然是“主语第二格”，如同汉语的“世界图象底时代”。也就是说，“世界图象”不是“时代”的属性修饰格，仿佛“时代”还有其他的属性修饰，相反，“时代”是“世界图象”的所有格，即“时代”唯“世界图象”所是。因此，作为中心词的“世界图象”，其义为何的理解就十分重要了。
从字面理解，Bilde即“图象”，引申义为“一目了然”。德语要说对某物一目了然，就会说“我们在关于某物的图象中”（wir sind über etwas im Bilde）（《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98页）。海德格尔进一步引申为，这一目了然的不仅是呈现着的图象，而且更深指着它的制作过程、产生过程也全在一目了然中。如“图象”（Bilde）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Gebild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意即“图象”不是一般的外形模仿，而是将整个制造过程表象出来的造型蓝图。由此显示出：“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象的世界的征服过程。”在这里，“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他能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为此，“人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暴力”（《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04页）。侵入、控制、确定再生产的“暴力”乃是技术理性及其“世界图象”的本质。
“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是同时进行的交互过程。其结果则是无限制的“人道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把地球变成“行星工厂”。海德格尔说，这在古希腊是不可能的。“希腊人只作为存在者的觉知者而存在”（《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04页）。
“觉知者”的德文词“der Vernehmer”，亦有“遭遇”、“审听”、“接纳”等意思。海德格尔曾用这个词翻译巴门尼德的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旨在突出强调人的非主体性、非对象性，人只是作为存在自行敞开无蔽的守护、聆听、聚集、应邀的共在者，因而始终期待着不确定者的来临，虽有限而完美，引无限为迎迓，是谓“成全”。与据为己有、功利于心的计算制造的“人道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这里，两难出现了：一方面，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是深刻的，因而“技术”所形成的“世界图象时代”的“图象”乃是可置疑的“视觉真实”；另一方面，又不能得出放弃“技术”即放弃“数码”与“图象”的诗化结论。只有在如此两难的背景下，重提“世界图象时代”的“真实”获得了“反省”与“救治”的意义。
大家知道，海德格尔一生守住的是一个词——“存在”。
大家还知道，这个词有“四重根”：“天”、“地”、“有死者”、“神”。如果“天、地、神”构成“人”的“生存空间”或“生存维度”，那么，它敞开出来的“真理”就是“世界”。“世界”带着它的“时域”（即“时间”和“语言”），展现为“历史”。这对“世界图象时代”意味着什么呢？
在海德格尔眼里，作为现代的“世界图象时代”有五个根本现象：
一是“科学”；二是“机械技术”；三是“美学”；四是“文化”；五是“弃神”。
海德格尔重点要谈的是科学，但也对其他四种言简意赅地点到为止。
“机械技术”，并不简单是数学自然科学的应用，而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什么东西都要在机械技术中变换其物质形式，“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到“机械技术”与“形而上学”的“绞肉机”（黑格尔－海德格尔用语）中取得自己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统称之为“成型”——“图象化”。“逻辑”不仅是思维的“图象化”，而且还是“货币化”（黑格尔－马克思用语）。
“美学”，艺术成了体验的对象，体验成了美学的对象，于是，艺术被视为生命的体验与表达——所谓“美学实践”。
“文化”，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文化才能实现最高价值，因而人类是靠文化来照料自身的，文化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弃神”，不是粗暴的无神论，而是对于上帝和诸神的无决断状态，它表现为这样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世界图象基督教化了，即世界根据被设定为绝对的东西；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义也世界观化了，从而更促成了对神的无决断状态。诸神就在这种无决断状态中逃匿，留下的空虚被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神话研究所填补。
海德格尔在这里真正要谈的是“科学”，即构成“现代科学本质”的东西究竟在哪里？
综观起来，海德格尔把“科学”的本质置于“研究”（Forschung）、“实验”（Experiment）与“企业活动”（Betrib，即以“工厂”、“经营”为驱动方式）三大对应范畴之中。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即“理论－实验－生产”三结合的科学技术体制。它本来就是西方技术理性的产物。
今天的“科学”与中世纪的“学说”、古希腊的“知识”有本质的区别，其区别在于“精确”。海德格尔说：“希腊科学从来不是精确的，而且是因为，按其本质而言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87页）原因在于，它们视看的是“存在者”并按“存在者”的方式来“解释”；而现代科学用研究的眼光视看的是一个利己实用的过程，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以人为本”的即“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用过程。既然要实用兑现，“精确”即以“可复制地不断再生产”为标准自然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环节，于是，“科学”就要“研究”来达成“精确”，为了重复地扩大再生产。
“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建立为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87页）Vorgehen，有“先行措施”之意，它不单纯指方法和程序，更表明在“存在者”中需事先筹划出一个借以活动的“敞开区域”，并能持久而严格地确保它成为“对象区域”。首先在“实验”中，实验中的“数学物理学”首当此任。它们能使我们在观察事物或与事物打交道时“预先知道了早已被规定的东西”，如“物性”、“时”、“空”、“力”等并能“数字化”。总之，所谓“研究实验”，首要“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而且“任何事件都必然被看透了”。
显然，以上所述的侧重点仍在“表象”的科学性研究中，尽管目的在于“座架”世界。现在完全进入操作的技术时代，即“技术”优先于“科学”，所以，自然“座架”优先于“图象”。
现在（1950年），海德格尔已经不把“技术”当“工具”看待了（像雅斯贝尔斯），而是看作“道路”本身。所以他说“追问技术”的“追问”，就是“构筑一条道路”，技术的“本质”已然“在道路上”了。
这样，“技术”本身就是“存在”的一种“本质形态”，即存在的“一种解蔽方式”，毫无疑问地是“真理的一种显露”。换句话说，“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Alekthia）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32页）。
但是，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有“向……挑战、挑衅、争夺”之意）。海德格尔说，“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的储藏的能量”，从而把自然按照人的制造目的“揭示为持存物”，因此，“对技术所作的单纯工具的、单纯人类学的规定原则上就失效了；这种规定不能通过一种仅仅在幕后控制的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说明来得到补充”（《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39页）。
之所以如此，技术的促逼虽然不在人之外发生，但“它也不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而且并非主要地通过人而发生的”。事实上，“促逼”成为“发送”、“遣送”（schicken），因而这种聚集着“揭示持存物”的“遣送”成为人的“命运”。
它给人带来了三种“危险”（《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44—945页）：
一种是世界被“持存物”化了，连作为“持存物的订造者”的人也“持存物”化了，人就因此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
二种是当座架本身成为命运，持存物的揭示与订造成为解蔽的唯一形式，“它驱除了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于是座架的“解蔽”实际上成为“双重的遮蔽”，正如单纯的光明本身乃是黑暗的“双重遮蔽”一样；
三种是一切都摆置于持存物中，以至连上帝也“丧失了神圣性与崇高性”和“遥远的神秘性”。
然而“技术的本质仍有二重性”（《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51页）：
除了使人陷于促逼订造物的疯狂追逐外，也使人成为技术的使用者，从而有可能成为“真理之本质的守护者与承诺者”。但海德格尔说，这一点“迄今为止尚未得到经验，也许将来可以得到更多的经验”，那时，“救渡或许会在技术中升起”（《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51页）。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所谓“艺术”几乎成为“技术的性感秀”，指望艺术提供“多样的解蔽”，实在微弱得近乎渺茫了。
难怪1966年即死前十年回答《明镜》记者采访时，海德格尔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这样绝不乐观的结论：
过去三十年间越来越清楚了，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它使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进一步运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
技术已经表明，它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之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它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能是通过人做到的，但也不能是没有人就做到的，就像“存在论差异”所标识的。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座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哲学到此结束。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
除此，海德格尔还说出了在当时颇犯忌讳的一个政治结论：
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我不认为答案就是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像个“半吊子”，根本无关乎“技术的本质”，也根本没有搞清楚“技术的本质”。
这里倒用得着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在洞穴中被捆绑的人是不可能看清楚洞穴的，只有少数人出离洞穴见到“至善之光”再返回洞穴才有可能。施特劳斯补充说，技术科学的“自然之光”表明，出离洞穴不是出到洞穴之外，反而下到“第二洞穴”，陷入更深的束缚——“座架”。
如何不下到“第二洞穴”，如何返回“第一洞穴”，如何出离“第一洞穴”见到比“自然理性”更高的“光”？是否还是那个被海德格尔叫做“只有一个上帝”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犹太教的上帝”？抑或它们不过是“诸神”而已，那上帝还在它们之上？
海德格尔回答不了，施特劳斯也回答不了。
最后，我想说几句题外的话。国外曾对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不断提出“重审”，每一次，几乎都要在国内掀起回应的波澜。最近的一次（2002年）在《开放时代》上，重要的海学专家、学者都有所言说。结果，当然也还是不了了之。
别的，我一概敬而远之地听着，唯独“海德格尔顽固的沉默”——“海德格尔哑了”，像“苏格拉底死了”、“托尔斯泰走了”，对于我，是可以当作哲学范畴看待的。苏格拉底在雅典民主法庭上，尚且还为自己的“罪名”既辩护又道歉，总有一个交代的说法，海德格尔为什么对自己任十个月纳粹“校长”并有“逢迎”言辞的“过失”在欧洲民主面前“固执地沉默着”？连他的好友布尔特曼（据说还有法国的马塞尔），曾当面劝说海德格尔本着希腊古风对自己的错误公开表示道歉。海德格尔铁青着脸，站起来转身走了。于是，“海德格尔式的沉默”传开，一片谴责声。即便海德格尔接受《明镜》周刊记者的访谈于死后发表的《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渡我们》（1976年），人们照样不予理睬。
苏格拉底申辩了，不能构成海德格尔必须道歉的“样板”。如果海德格尔当时真的道歉了，这个“从众”的行为或许能满足人之常情，但也因“从众”的显露而湮没到常情中了，失去了自身应有的意义。恰恰相反，唯有“沉默”才成就为一个“问题”留了下来。至少人们会问：“海德格尔为什么沉默？”
哲人总有超出事实之上的理由。当技术成为“座架”预示着人类的命运时，纳粹从“座架”上栽下来，别人依然在“座架”上挥舞着“原子弹”扔向了广岛长崎，问题远没有就此了结。道歉无非是求个人的讨好，于座架之成事（Ereignis）的命运何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