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犬儒主义研究是福柯晚年一个重要且特殊的主题。犬儒主义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凸显出来,走入学术研究的视域之中。现代犬儒主义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之中的消极生存状态和意识形态状态。福柯对犬儒主义的探讨,潜在地处于现代犬儒主义的语境之中,其实质是寻求对现代犬儒主义这一主体消解状态的超越路径。本文公开发表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经作者授权,哲痕将分三期转载这篇文章,敬请期待。
福柯一生中最后一个研究主题,就是古希腊的直言(paherrsia)或“说真话”问题。1983年10月10日至11月30日,福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英文做了名为“言说与真理”的六场讲座。随后,1984年2月1日到3月28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用九次课继续探讨这一主题,在这次演讲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福柯用全部课程一半以上的时间,探讨了古希腊的犬儒主义问题。福柯对直言的探讨,与对犬儒主义问题的探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演讲中,一向风格冷静的福柯对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典犬儒用身体践行真理的形象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谈到犬儒主义,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现代犬儒主义(德语:Zynismus,英语:Cynicism)。这是当代激进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曾借用对斯洛特戴克《犬儒理性批判》的引用,探讨了这一问题。福柯在他对古代犬儒主义(Kynismus)的论述中,也直接涉及了现代犬儒主义问题。那么,福柯为何要探讨犬儒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直言这一主题呢?他是如何勾勒古代犬儒主义的理论形象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福柯这一最后的思想探索呢?
一、作为时代病症的现代犬儒主义
福柯在他最后的讲座中主要探讨的是古代犬儒主义,然而在回顾犬儒主义的历史时,德国学界关于现代犬儒主义的研究也进入到了福柯的视野之中,福柯指出:“关于这个漫长的犬儒主义史,我想说我们缺少工具。这与犬儒主义漫长的历史延续有关,据我所知,除了一些德文资料,其他的就没有了,尤其是关于所谓现代犬儒主义(现代欧洲思想和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和古典犬儒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著述”。福柯列举了四本德语学界相关的论著,其中就有刚刚出版,福柯还未来得及读的斯洛特戴克的《犬儒理性批判》。关于德语学界的研究,福柯尚未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一主题上的相遇,以及福柯所展示出的浓厚兴趣,并非偶然。实际上,这是同一个时代的学者所共同关心的主题。与福柯所关心的古代犬儒主义(Kynismus)相反,德国学者主要研究的,是现代犬儒主义(Zynismus)。这是一对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内涵和本质上完全不同甚至矛盾的概念。然而不论古代犬儒主义还是现代犬儒主义,都是社会动荡时期、价值观更替时代的产物。那么,福柯和同时代的德语学界所面对的现代犬儒主义,它的理论特征和现实根源是什么呢?
德裔美国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在他1952年出版的《存在的勇气》(福柯也提及了这本书)中,将犬儒主义定义为“一种非创造性的存在主义态度”。他第一个对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进行了划分和界定:“当今的犬儒主义者和过去希腊人所指的犬儒主义者是不一样的。对希腊人来说,犬儒主义者是理性和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进行批评的人,他是革命的理性主义者,是苏格拉底的信徒。现代犬儒主义不打算追随任何人。他们对理性没有信念,没有真理的标准,没有成套的价值观,没有对意义问题的回答。”蒂利希在这里指出了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关键区别,古代犬儒主义是坚信理性和自然法则的,而现代犬儒主义放弃了理性的信念、真理的标准,也拒斥价值观的体系。蒂利希的这一区分具有深刻的穿透性。
在蒂利希之后,克劳斯·海因里希1964年发表的《古代的犬儒与当代的犬儒主义》一文也具代表性。海因里希首先将犬儒主义定义为“一种自我宣言的形式”。接下来,他以第欧根尼为例概括出了古代犬儒的三个批判对象:古希腊城邦秩序、本质主义哲学和亚历山大大帝所代表的普遍性。我们重点看海因里希总结的三种现代犬儒主义形式:第一,对现代犬儒主义(Zynismus)的使用的第一个层面,与古代犬儒的存在主义抵抗联系在一起。古代犬儒抵抗的是城邦、本质主义和普遍国家,而现代犬儒主义抵抗的则是使人处于无意义的威胁之中的力量。现代犬儒主义就是对无意义的威胁的存在主义的抵抗。第二,现代犬儒主义是对已经认识到的威胁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海因里希强调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观点:“犬儒主义,我们可以说在今天正式存在主义运动的一种听天由命的形式。”第三,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逃避失望的威胁,以及终结于失望之中。只要这一终结被看到并被接受,我们就称之为“犬儒”,犬儒只有通过对失望的认可才出现,它意味着放弃自我实现要求的自我宣言,而陷入自我背叛。
与蒂利希和海因里希对两种犬儒主义特征的描绘不同,伊林·费切尔和彼得·斯洛特戴克更多侧重对现代犬儒主义根源的挖掘。伊林·费切尔在1975年发表的《对作为我们时代病症的犬儒主义的反思》一文中,重点对现代犬儒主义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探讨。费切尔首先指出,古代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更为绝望的方式;而现代犬儒主义则是对生活的怀疑的方式,或者确切说是灵魂死亡的方式。费切尔认为,现代犬儒主义产生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对道德和价值规范失效的现实产生失望情绪的时代。因为这种失望情绪,犬儒主义者“产生于对这些规范的蔑视之中,因为这些规范显然是无力的,当它遭遇利益的时候,总是会出丑”。现代犬儒主义产生的现实,正是霍布斯所描绘的“一切人与一切人相互竞争斗争的世界”,即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费切尔指出,在竞争社会之中,人们都收敛了代表脆弱的爱,而以强大的一面示人。正因此,“犬儒主义……产生在一个形式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没人承认他人'自然的’或者'习俗的’优越性,每个人都和其他人自由地竞争”。因而“在一个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将一切人承认为平等的,同时立足于……自由竞争之上的社会中,高贵与低贱,强大与脆弱的差别就消失了,强者的友谊和善良的姿态……也就不存在了”。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现实,才会出现原子式的个人所拥有的“德性的自律性”,它蕴涵了同时通往道德和非道德的可能性,也便为犬儒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
因此,斯洛特戴克的《犬儒理性批判》一书是立足于德语学界既有的研究之上的。斯洛特戴克对现代犬儒主义作出了最经典的定义,即“犬儒主义是启蒙了的虚假意识。它是现代化的不幸意识,在它身上,启蒙的努力既成功,又不成功。它在启蒙中学到一些教训,但它并没有,也许也不能将其投入实践”。斯洛特戴克力图通过对现代犬儒主义的分析,指出启蒙的失败,以及以启蒙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失败。此外,斯洛特戴克关于现代犬儒主义的产生的分析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古代犬儒)按其社会根源使一个在古代都会之中获得磨炼的城市的角色……犬儒主义的现代土壤既可以在城市结构中,也可以在乡村空间中找到。两者都是由一种恶的现实主义(ein böser Realismus)压铸出来的,从这种恶的现实主义,人们学会了对公开的不道德的走了样的取笑……”斯洛特戴克这里指出了现代犬儒主义产生的基础是一种“恶的现实主义”,恶的现实主义压铸出了这样的主体:“一种特定的时髦的苦涩绘制了他的行为的底色。因为犬儒主义者并不愚蠢,他们彻底看到了无处不在的,一切都终将走向的虚无。……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客观强制以及自我保存的驱使,以短视的目光说着同样的语言,并对他们说,事情必须这样。”受将自我保存原则驱使的人,就是服从于现实的人,他将会认识到虚无,但又别无选择。这就是现代犬儒。
在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探讨现代犬儒主义的几个重要支点:首先,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消极的生存姿态。在看清了启蒙后价值和道德规范的虚假之后,但在实践上依然遵循着自私自利的经济理性。现代犬儒主义挑战道德秩序,但仍认同利己主义的实践。在现代犬儒主义者身上,知与行恰恰是分裂的。其次,现代犬儒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反映,是新旧价值观更替时代的产物。它的现实根基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里,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达到顶峰。最后,犬儒主义是物化意识的一种深层发展,标志着意识形态批判的无力,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主体的彻底消亡。现代犬儒主义,本质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种服从,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意识形态反映,是生命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福柯对于截然不同于现代犬儒主义的古代犬儒主义的探讨,正是在资本主义密不透风的治理术之下,探寻一条出路。
福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为何探讨直言问题,关系到如何理解现代犬儒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他研究古代犬儒主义的意义何在。福柯198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课中,阐明了探讨直言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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