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到生产：劳动过程的空间重组及其历史本质
回到生产的基础性视域，资本“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过程既表现为大工业驱动的生产集中与分工协作体系，也进一步彰显为资本的历史起源与“空间”吞噬“时间”的本质过程，并且，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呈现为资本的全球同质化空间生产的普遍过程。
首先，大工业驱动的生产集中及其空间结构与关系的重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事实上，在流通领域表现为缩减空间距离的时间节约过程，同时也引发了空间相对关系的变革问题。此即，伴随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以及时间在空间中流通的缩减，不仅自然空间位置与距离在直接意义上发生了绝对的变化，商品产销两地的时空相对位置也因此改变了，生产与市场趋于集中，进而也引发了生产与消费新旧中心的迭代更替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7页）不仅如此，流通领域的时空压缩进程，其基础深深地扎根于生产过程中的空间构序重组，即表现为生产与资本的空间聚集与空间重组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敏锐性的自然后果，除了破除生产端到消费端之间的空间障碍，消除各种不确定性，缩短时间消耗，加速资本周转的内在需求，更为根本的表现在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过程的集中化趋势，以及在进一步的分工细化与协作中的产业联动与产业集群效应。除此之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能动性因素——劳动者的集中化（兼具管理与消费的功能），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敏感性的内在要求与体现。而城市化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诉求的直接后果与直观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必然趋势及其空间效应。
生产资料的集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前提、内在要求与发展趋势，不仅导因于节约成本与追求效率的驱动，同时也为了在限定时空条件下尽可能创造更多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组织劳动的社会形式，直观表现为将工人从原先分散的劳动条件与过程转变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中”，这样便于提高劳动效能，减少生产成本耗费，进而更经济地使用社会生产的条件。因此，劳动客观条件向少数人的集中，便在直接的意义上表现为资本空间生产的前提与基础，并具有节约动力、节约劳动与劳动的非生产条件等诸多效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06页）
当然，除了节约劳动与生产费用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遭遇的诸多限制，如劳动的自然界限与道德伦理界限，也会倒逼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趋向集中与扩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工厂法”对于资本限制童工与女工的影响为例，分析了这种对劳动力使用的限制如何倒逼资本的生产变革。这一内在于资本矛盾运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恰恰需要生产资料与工人在空间上实现更大程度的集结。马克思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546－547页）
从更宽广的视域来看，技术与动力系统的革新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趋向于空间聚集、并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创造了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大工业的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如何孕育于工场手工业之中，并指出，从蒸汽机时代到电力时代，伴随生产技术与动力的革新，资本主义生产趋向于集中的区位与空间条件也呈现为明显的变迁过程。不同的动力装置对生产的空间限制不同。伴随生产与劳动在城市的集中，资本积累不仅实现了加速，也实现了从生产向生活领域的全面拓展，不断创造出惊人的城市奇迹与文明体系的同时，也以工人悲惨的城市生活等方式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参见同上，第757页）
其次，与生产的空间集中同步并行的是劳动在限定时空条件下的分工与协作，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节约时间与扩大空间效能的方式。伴随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空间聚集，为了更高效更节约地使用生产资料，分工与协作的必要性也愈加凸显。所谓的协作，指的是“许多工人为生产同一个成果、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使用价值（或同一个效用）而实行的直接的——不以交换为中介的——协同行动”，这种表现为“许多工人的协同行动”的首要前提是“许多同时劳动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在一个地方）的密集、聚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9页）这一协作得以展开的物质存在前提与形式基础，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的构序重组过程。正如生产资料的空间集中能导致生产的节约与高效一样，劳动工人在有限的劳动空间中的协作，具有显著的节约生产成本效应。（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381－382页）不仅如此，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协作还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力。马克思以“结合劳动”与结合的工作日为例来分析这一问题。与相同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相比，在空间上表现为缩小的生产场所中以分工协作方式结合起来的劳动或“结合的工作日”，由于在短时间内被激发起来的个人的竞争心与精力，不仅可以通过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时也因各种分工与协作而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并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由协作推动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同上）基于此，马克思强调指出，伴随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为了更充分地实现机器体系特有的分工要求，迫切需要一个配合机器体系的不断扩大的“协同动作的工人体系”。工人并非简单地在空间中聚集起来，而是要依据机器生产体系的需要，以协同动作的方式在空间上实现大规模的社会结合，即表现为“在空间和时间上协同动作的工人的集中”与同时展开的劳动协作体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02－403页）毫无疑问，不论是工厂劳动过程中微观的协同动作体系，还是在社会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在空间和时间上协同动作的工人的集中扩大了”这一劳动的大规模社会结合形式，都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大工业文明驱动的空间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后果，从而也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更高效的空间生产体系。随即而来的问题在于，这种新的空间生产构序是否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呢？这就得遵循马克思的资本研究思路，深入到历史当中探寻其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定性。
第三，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起源及其社会历史本质规定性来看，资本“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基础是“空间”吞噬“时间”。大工业条件下的空间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表现为生产资料与劳动在有限空间中的聚集与协作。那么，这种表现为更高效、更节约时间的空间生产体系是何以可能的呢？换言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表现为劳动及其劳动客观条件的空间分散是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空间集聚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家的货币财富并没有创造劳动工具，他们不过是实现了劳动与劳动生产资料全新的结合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2－503页）而这种全新的结合方式的前提条件，却在于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破坏重构过程，即敲碎原初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同一性，使旧生产形式的构成要素彻底分离，尔后再以资本的方式重组。因此，仅仅停留在生产客观条件与劳动的空间结合方式上，我们找不到这种新的空间生产形态的本质规定性。这意味着，“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深层意涵，并未止步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劳动分工，而是要深入到劳动组织的社会形式的普遍本质——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分离的进程考察。其空间构序重组的核心机理在于分离与组合的循环及其扩大再生产。
在《大纲》中，马克思以历史回溯的方式，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基本前提的历史生成及其再生产过程，这也是探究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重要入口。马克思指出，构成资本历史前提的是以下两个过程与条件：“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5页）前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大量摆脱了土地与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的”但却一无所有且只能靠出售自身劳动力来维持生存的劳动大军，这构成了资本所需要的“活劳动”，一种“时间上存在的劳动”；后者则作为“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亦即对象化的劳动，通过货币的中介逐渐在少数人手中聚集起来，并转化为生产的客观资料与工具等。（参见同上，第230页）从历史上看，所有权同劳动的分离，或者说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过程，是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并不断实现再生产的内核。这是一种隐蔽的时空分离机制，也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欺骗的真正源头。作为价值创造的活的源头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越来越沦为死劳动奴役的对象，丧失了技艺特性与个人主体性，并越来越依赖于以物的方式呈现的死劳动，即资本的统治。这是一种抽象的统治，其最根本的基石在于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的时空分离。（同上，第332、333、441－448页）
基于这一时空分离的历史前提，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形式占有了劳动客观条件，并借助一定的空间形式操控“过去的死劳动”剥夺活劳动。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在空间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活劳动大军，并且可以自动迁徙。这是资本喜欢的“轻步兵”。（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765页）为了使这些条件成为现实，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来改造和重塑空间。比如，以“羊吃人”运动、市场化或直接的暴力掠夺等方式制造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中心与边缘、东方与西方等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让劳动大军摆脱了前现代的对土地的依赖以及“人的依赖性”，成为“自由”但一无所有且随时不断陷入贫困化的雇佣劳动者。劳动大军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成为剩余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和聚集的血泪过程，就是一个重要的明显例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针对性地就此展开了颇多分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完全依赖于一种表现为抽象的货币关系与市场体系的新型时空构序，成为大地上的异乡者，只能普遍地依靠资本的体系存活。不仅如此，劳动大军被资本以一种轻易且稳定的方式限制于特定的空间生产单元中加以盘剥。为了维持必要的生活需要的劳动大军，聚集于城市与资产阶级的厂房之中，不仅忍受着被机器与技术操控的异化劳动，也要忍受糟糕的住房与空间生存状况。而资产阶级则通过机器、厂房与住宅等空间设施，将劳动者的劳动力周而复始地嵌入到特定的空间构型之中，并让其丧失了为自己积累的可能性。为此，他们不仅需要一种物性空间的机制设计，更需要一种制度性的规划，来对劳动大众实施意识形态的改造与型塑，比如工厂法、劳动规范、奖惩措施与伦理道德的塑造等。这也充分说明，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构序重组及其再生产过程，构成了资本“以时间消灭空间”的隐蔽基础。总之，资产阶级定然需要一种空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问题的延展，自然趋向于发展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笼统指证的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2页）的国家，在《资本论》中已呈现出更加具体且丰富的空间生产意涵，甚至国家本身亦可视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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