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青年拉康与超现实主义者特别是达利打得火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发现，超现实主义思潮的表现方式和颠覆现实的内里逻辑很深地影响了拉康，成为后者早期理论兴趣的重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就是青年拉康思想的逻辑内驱力。不过，必须指出，与超现实主义的旨趣，即力图打破现实的物性生活，追求未被世俗物欲毒化的理想境界这个兴奋点不同，拉康虽然也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穿透现实生活的迷雾，但他并不是在现实生活的背后肯定性地发现惊异之美，而是致力于颠覆式地揭露出人之生存面相背后的倒错悲剧。以下，我们不妨先来讨论超现实主义思潮，然后再来讨论在这一语境中的达利与拉康。
一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兴起的社会思潮和艺术运动，其影响遍及欧洲各国，席卷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各个领域。倘若我们追根究底回溯上去的话，超现实主义缘起于一种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衍生出来的关心另一世界(other world)隐性事物的艺术思想。这里所谓的“另一世界”，并不是彼岸的上帝之城，而是留在生活世界的此岸，反抗物化现实生活的艺术超拔物。有意思的是，这个此岸中的“另一世界”在后来的拉康那里却成了否定性的大写他性。在波德莱尔和兰波笔下，一种在虚伪的社会现实中坚韧不屈的反常人心态、一种超拔于物欲横流的生活现实的另类艺术心境成为人生的真谛。超现实主义的直接母体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达达主义(Dadaism )。达达主义的历史性在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人类的世界被破坏得不成样子，而在人的精神上引起了失望的结果，他们再也不相信有什么稳定、持久的东西了”。那么人类的世界是被谁破坏的?恰恰是人自己。这正是对韦伯去魔化布尔乔亚世俗世界的逻辑反叛。就在韦伯看到价值中立的工具理性成为资本控制自然和科学管理社会进程(科层制)的地方，达达主义更加一针见血，他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存在的毁灭。达达主义者发现，中世纪的神灵隐遁之后，人的的确确成了世俗生活的主人，可是，在精于谋算的无限制财富巨增的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的物欲和贪婪却彻底摧毁了这个现实世界。用形式合理性来掩盖的标准化、程序化和量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有效地控制着新教伦理普照之下的象征性的法律、知识、家庭和国家，在这里，个人主体生存中真实的生命欲望已经被无情地抽空。
1916年2月8日，人类正处于第一次可耻的相互屠杀的世界大战之中，这是战争进程里十分普通的一天，一群艺术家在苏黎世的小酒馆里用一把裁纸刀不经意地插进一本拉鲁斯法文字典时，获得了一个没有任何意思的音响能指“DADA'。这个本无意指的能指，“貌似毫无意义的名称，本身已赋有一切可能的意义”。
面前的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使人超拔出来的神，没有了逃离此岸的上帝之城，有的只是布尔乔亚的金钱动物和虚伪面具下的无赖。而达达正是要以“无赖对付无赖”，以虚无对付虚无!人只能靠自己的异在与这个令人失望的现实分割。于是，“达达”随即成了一种对现实社会道德、既定艺术标准的毅然反抗，成了一种全新的个性化的生存方式。达达主义者们用颠倒一切生活常规和现有社会体制的方式，打破所有知识的分类，混淆一切文体和艺术形式，试图引发一场传统世俗生活的“总崩溃”。他们总是反对现实，主张超出现实的非同一性的怪异情境。
我们此处将要面对的超现实主义，就是在20个世纪20-30年代间由达达主义衍生的学术思潮。正是消失在感性冲动中的达达运动之终结，最终催化了超现实主义的发生。超现实主义从达达主义中吸收了激进的反传统和自动性创作的观念，但又克服了达达主义否定一切的致命弱点，相比之下，超现实主义有着比较稳定的信念和纲领。与达达主义的简单愤世不同，超现实主义试图肯定性地寻求一种现实世界之外的真实存在。这种超现实的存在之真也是拉康一生致力追逐的东西。不过，拉康将它从超现实主义者眼中的艺术可能性变成了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拉康更彻底地将超现实主义的理想化真实也指认为伪真实，理由是这种所谓的真实依然是他者无意识编码的结果。拉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显然受到了巴塔耶的影响，后者曾经在与超现实主义的争论中深刻地质疑了这种作为“伪至高性”的真实。
超现实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24年安德列·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第一宣言》和同年成立的“超现实主义研究室”。超现实主义者们坚决反对臣服于奴役性现实生活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后者将人变成急功近利的实惠小人；同时，超现实主义者们也拒斥绝对理性主义的实证尺度与逻辑标准，因为它使人失却了主体独有的幻想和疯狂。这论调听起来倒颇有几分浪漫主义的口吻:“科学杀死了树丛中的小精灵”。布勒东曾经痛苦地呐喊:“在文明的掩护下，以进步为口实，人们已经将所有(不管是否有理)可以称之为迷信或幻想的东西，一律摒除于思想之外，并且禁绝了一切不合常规的探求真理之方式。”之所以禁止一切不符合现实体制的东西，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没有灵魂的工程师们制造出来的“铁笼”(韦伯语)中的奴隶，而布勒东等人要做的就是超出这个法理性的物化现实。我们已经知道，1935年，拉康曾写下一篇题为《超越“现实原则”》的文章，虽然该文的矛头直指弗洛伊德，但也多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合着超现实主义。
如何超越现实?是否追随达达主义，以一种颠覆式的生存样式激烈地反叛现实生活?超现实主义者们选择的路径是借助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这样一来，超现实主义者与拉康之间又有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分母。布勒东声称，超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重新发现了精神世界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一个已被眼前的现实物欲生活抛弃了的世界，即超越现实的似梦的想象世界。请注意，被称为想象域的生存领域正是早期拉康哲学中的研讨主题。不过，拉康与超现实主义同流却并不真正同道，拉康的想象域并不是被追逐的理想对象，恰恰相反，他的想象域非但不是美丽的如诗似梦，甚至恰恰是人生这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恶梦的启始。梦一般的美好想象，只能作为我们“心灵深处蕴藏着的非凡力量”。
这要感谢弗洛伊德的发现。根据这些发现，终于形成了一股思潮，而借助这一股思潮，人类的探索者便得以做更进一步的发掘，而不必再拘泥于眼前的现实。想象或许正在夺回自己的权利。
超现实主义试图借助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把现实生活与本能、无意识和梦的经验揉合在一起，以达到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情境。有意思的是，他们一边反对日常现实生活中麻木经验的下意识发生或自动性，一边却要揭示人生命存在中本真的无意识冲破理性压抑的自动喷涌。比较典型的事实是后来他们发明了所谓依存于无意识的“自动写作法”。超现实主义者欲图透过颠覆生活的艺术作品来呈显无意识的世界，用奇幻的宇宙取代现实的平庸日常生活，从而创造出超越现实的他境。可是这个他境在后来拉康的语境中又变成了否定性的东西。由此，布勒东说，超现实主义的目标并非某类文学或艺术形式，而是追求彻底解放精神的一种方式。
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自动现象，主张通过这种方法，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它是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
精神自动，其实质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的自动喷涌，当那个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在门口守卫的理智无法“进行任何监核”的时候，人们即可通过本真性的无意识的直接在场登临超现实的彼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将超现实主义视为对绝对理性主义的彻底拒斥。也是因为这一点，布勒东断定超现实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都是以黑格尔系统'庞大的流产’为出发点的”，它借助了否定之否定使自身具有了辩证法的“灵活性”。并且，布勒东等人十分熟知黑格尔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超现实主义是在柯热夫、伊波利特之前，最早向法国思想界介绍和传播黑格尔思想的。超现实主义的这个理论倾向显然也直接影响了青年拉康。马克思那句掷地有声的口号——哲学是为了“变革世界”也就成了超现实主义颠覆现实的指南。
具体到艺术创作上来说，“超现实”意指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发性的艺术创作。这种超级现实的实质内容就是长期为人忽视的想象和梦境及其种种变幻。在这种发自内心的艺术活动中，人不必畏首畏尾地观望物性现实，相反，他将更加自由地“完全从属于自己，换言之，即将日益增多的大量欲念保持在无拘束的状态”。从此，长久禁锢于专断实用主义的“想象力”之解放，便成了超现实主义发展的基点。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十分深远而持久，直到1968年的法国“红色五月风暴”中，左派造反学生还在要求“一切权力归想象”(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要求与传统现实生活中的“老爸爸”的价值彻底决裂。不过，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拉康对人之生存关系中的形象-意向-想象作用的规定与超现实主义虽有相同的开端，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超现实主义那种挣脱传统理性和现实道德观念束缚的美学观念，促动艺术家们尝试不同的手法来表现原始的冲动和自由意象的释放。新的美学观念是:“令人惊讶的才是美”、“艺术就是惊奇”。为了重新寻回那原本属于人的原生精神力量，超现实主义采用许多非文学性的手段和技术，以“令人眩晕的方式”急速深入想象的泉源。
布勒东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一种超于现实的“纯心理的自动现象”。这个自动性很重要，它当然不是人们在现实中那种麻木的下意识的受动性自动，而是人在摆脱了现实束缚后内心无意识冲动的一种自由释放。我们不妨以布勒东发明的自动写作(Automatism)为例，它指的是在排除了理智的有意安排之后，完全由真实生命意志无意识地“任意”和“偶然”来完成写作任务。而拉康的思考，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超现实主义在摆脱现实之后自由释放出来的东西果真是属人的原初力量吗?拉康深思之后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发现，即便是人在无意识中释放出来的东西，也是他性和不真实的，因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布勒东曾经说，这种自动写作甚至不同于乔伊斯的“内心独白”，后者的写作之思固然也呈现了“四面八方涌现的潮流”，但仍然是对现实的模仿，而超现实主义认为，最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意识的空白无物，从而产生出一种自动写作：这是“一泓泉水滚滚向前，只须对它本身作颇为深入的探索，而绝不能妄想引导它的流势，否则它就会立即枯竭”。再比如纳瓦尔的梦叙事，超现实主义总是试图证明“幻想的领域和神智清醒的领域具有同等重要的现实性”，在他们看来，梦幻总是可以使人“深入到人的自我当中去”。
于是，超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就必然与幻想占主导的疯狂相关联。这又与拉康的理论起点和兴趣相一致。所以，也有人说超现实主义是“睡眠与酒精的会合”，并由此达及一种精神错乱式的隐喻的戏剧世界。再就是所谓的无用物体( Object)，依达利的解释，“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应当是绝对无用的，并且从实用的观点看，最绝对荒谬的。它以最大的可触知性体现着发狂个性的精神奇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现代艺术馆中看到这些无解的“无用物体”。除此之外，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包括说白思想、拼贴法、磨擦法和誊印法等。总之，超现实主义的东西都在于追求某种“客观偶然性”，寻求由无意识活动产生的意外的趣味、意象的暗示性和超现实的惊异之美。
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超现实主义正是1930年前后强烈吸引青年大夫拉康的东西。然而，在拉康的手中，超现实主义却被整个地翻转了。
其实，我个人倒认为，那个后来被超现实主义团体开除掉的达利的思想可能更深刻一些。布勒东曾经说，“达利使超现实主义成了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工具，即妄想狂批判方法”。达利真的很特别。无论是他的画，还是他的言论，都那么令人激动，因为他毅然决然地摘下了常人一辈子都紧紧蒙着的现实性面具。他，就是他的真实存在。也是这个达利，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拉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达利与拉康之间深刻而长久的相互影响。对此，有达利自己的一段话为证。1937年，达利33岁，拉康则长其3岁，在之前的一年，拉康刚刚提交他那篇著名的关于“镜像理论”的报告，而在这一年，达利和拉康之间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见。达利是这样描述两人间的这次会面的:
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托》中读到我关于“妄想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庄严地进行。
事实十分清楚，达利称此时的拉康为“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而且将这次会见视为自己的观点已被在“科学的环境”中考虑的情境。显然，在达利看来，如果说他自己代表着艺术，那拉康则象征了科学。不过其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来自科学领域的医生其实也是一个浪漫的诗学大师。达利尤其预料不到的是，这个“最杰出的年青精神病医生”此后的思想发展理论竟然会直接证伪达利式的自以为是的本真生命实在。从达利的描述来看，这次会见中两人显然相谈甚欢，展开了“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在两个小时之内，双方“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此外，达利也道出了会见最为关键的成果是:“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会见后，两人约好定期接触，以及时交换观点和意见。这显然是两位大师相互长久影响的真正开始。此处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我们留意，一是作为双方共同讨论语境入口的“妄想狂”；二是否定“构造主义”。
妄想狂既是拉康博士论文研究的核心，又被达利自视为批判方法的工具。其实，妄想狂是一种以幻象为基础的精神错乱。不出所料，达利对拉康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拉康向对大多数当代人还晦暗不明的现象—妄想症—投下了一束科学之光，并赋予它以真实的意味。”达利认为是拉康第一次证明了幻象式的精神错乱本身就是系统化的，而这种系统性恰恰指认出妄想是“一种被命定围绕其自身的驱力而趋向于现实性的活跃因素”。不过，固然达利始终在不遗余力地肯定拉康的研究，但后者的思考显然在走出双方共同的理论起点之后不久就与达利分道扬镰了。同样是面对妄想，拉康发现了妄想中的幻象是虚假欲望满足的支撑点，而达利则是想通过生命本真的幻象来颠覆现实生活；拉康试图用科学证伪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而达利则是直接应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活出真实的精彩来。这大概就是科学与艺术之间横亘的异质性。
不过，拉康与达利之间的第二个共同点将更重要，即他们在反对维系现实的构造主义上的一致性。这个所谓的构造主义不是别的，正是人之文明教化所导致的社会生活之现实建构。在拉康与达利看来，知识与习惯共同维系着一种理智主体和理智化的生活，人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依据现实体制来建构自己，建构生活关系。可是，恰恰就在这种建构中，人最彻底地失却了真实的自己。而就在拉康致力于借助精神分析学揭露生活的幻象本质时，艺术家达利始终在潇洒地用快乐原则中的疯狂本我活出他最真实的一生。达利说:
在现在的这种文化背景下，由于自我惩罚的机械论和建筑学，由于心理上对官僚政治的庆贺，由于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朴素想象，由于父辈感情的荒芜以及其他方面的荒芜，我们这些现代的人已经系统地被白痴化了。
妄想狂呈现在常人身上是失去自我的“发疯”，而到了达利这里却是失去伪现实中的伪自我。我觉得，达利的伪自我其实并非有意在否定弗洛伊德的自我建构，这一点深刻地启迪了拉康，因为这正是拉康在后来那个镜像理论中试图证伪的核心。常人的疯狂是脱僵的放肆野马，而达利的疯狂，却成为艺术本真创造的能源，刺激着达利的才华和灵感汹涌而出。显然，达利非常人。
达利要用超现实主义，特别是他那种妄想狂的批判工具，勘破虚伪的现实，释放出真正属于本己的创生能量。然而，由达利毕生真实努力凸现出来的非理性的本我，却被拉康冷酷地宣判了死刑。达利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自己就发现这种“颠狂的批判活动”。这种方法甚至不同于超现实主义语境中独立的意象，而是从整体上使“具体的非理性的狂乱意象”实现出来。在达利那里，“绘画的惟一野心是利用精确的、最帝国主义化的狂暴工具使具体的非理性意象物质化”。他果真做到了。他的画震山震水。对于半疯的达利来说，这种“真实”的实现是可能的，可对常人来说，却永无法企及，除非真的疯掉了。或者，这就是后来拉康那个“不可能之真”的重要现实依据?
三
不过，何止是画?达利的整个人生就是非理性的意象活出来的非凡一生。用拉康哲学的语境来形容，达利面对无处不在的巨大他者，始终昂着自己高傲的头颅！七岁时，达利就扬言自己想当拿破仑；早年学习临摹期间，面对一幅圣母像，他却意象式地看到了一台秤。他有意识地要与别人不一样，不同的想象，不同的视觉图景，不同的情感，不同的穿着，不同的面相，不同的笑声。达利看破了那些试图影响和控制自己的他者，他从来不相信，也从来没有依从过任何一个他者。父母的权威性压制、学校的象征性教化、社会的流行性时尚，每一个从来都能轻易控制常人的巨大的他者暗影，都成了达利剧烈对抗的敌人。达利只相信那个与众不同的本真自己，也正因此，他会像尼采一样自夸:“我是非凡的人。”我认为，达利正是拉康否定性逻辑的正面形象，这一点对下面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拉康至关重要。
无法否认，达利真的是非凡的，那么这种非凡是否与生俱来?诸如我辈的这些常人能不能像他那样生存?从达利自述传记的分析当中，我们或许能瞥见一些答案。
达利的逻辑其实十分质朴，他眼中的天堂是妈妈的子宫，这其实正好隐喻了个人存在的一种真实原初状态。不过这一点在拉康那里倒是不成立的，拉康哲学中并没有本体论上的原初和基始。在拉康看来，人的起始是一个空无。达利的原始性到了拉康笔下就应该是非人的动物性。我十分疑惑，达利如何能记住他所描述的那些情景，譬如记住那“地狱火焰的色彩”、“没有盘子的荷包蛋”和“柔软的静止”，他说，若想复归那种原初情境，只要“模仿胎儿特有的姿势，把拳头放在紧闭的双眼上就够了”。达利甚至认为，人们还能在睡眠中找回“一些他试图用各种微小细节重构的这种天堂的境界”。这也是他后来那幅“蛋中的达利”的意境，准确地说，那应该是一个天堂中的达利。【微信公众号编者注：此处疑似有误，达利似乎并没有一幅“蛋中的达利”的作品。作者此处所说的应该是拉脱维亚的摄影大师菲利浦·哈尔斯曼的摄影作品《诞生前的记忆》】这是一个本真的逻辑起点。人的诞生是从伊甸园中被逐出，而从子宫中落入尘世则是致命的创伤。
人出生是一种被逐出，而我们面对的“真实”世界是一个窒息、压抑和扼杀的危险世界，这是浪漫主义式的异化逻辑。在拉康那里，这叫本体论上决定性的失却，或者叫无法返回的缺失。这种本体论上的缺失正是拉康语境中的欲望对象。达利的眼中，“在我们的时代充满了道德的怀疑主义和精神的虚无！信赖着战后机械的伪进步之时，想象力的迟钝贬低了精神、解除了精神的武装、损害了精神的名誉”。一切是那样的灰暗，我们看不见一丝亮色。在现代性烈烈的飓风里，“那些曾在若干世纪里庇护过人的灵魂、思想和良心的宗教、美学和道德的圆屋顶”轰然崩塌，“今天，灵魂呆在外面，在街头，像狗一般”！这恐怕就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语境中所说的那个本我为之妥协的现实。可是，拉康根本不接这个茬，他干脆就彻底否认了这个灵魂的本真存在，他说，个人主人最本己的灵魂也被魔鬼大他者内居着。然而，非凡的达利就是要对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强大现实说“不”！常人们都在知识教化之下沿着既定的轨道融入了现实生活，但在这个现实生活里，达利却看到了生命本我的死亡，他坚决要维护那个真实的本我不受现实的强暴:“全部实践活动都是我的敌人，日复一日，各种外部世界的对象变得愈加可怕了”。达利口中的“全部实践活动”，显然是指世俗生活中一切功利性的感性活动。所以，为了“肯定我的个性而斗争的我的生命，每一刻都是我的'自我’对死亡的一种新胜利，而在我周围的人中间，我只看到了死亡和连续不断的妥协。我拒绝与死亡做交易”。永不向现实低头，永不懈怠地坚强抗争！这就是达利的非凡所在。凡是有现实，有传统的地方，达利必定反道而行。
他要在自己的“一声命令下”，埋葬“平凡的现实”。现实生活犹如一个厚实的蛹，人被知识与传统交织而成的丝层层紧裹。依拉康之见，这是想象-象征之网。可以说，达利毕生都在试图让本真的自我破茧而出，但将令他悲痛欲绝的理论事件是：拉康宣称，当我们捅破这个茧，就将发现内里空无一物。达利认为，这个现实是人的“牢监”和生命的“棺材”，故尔他高声呐喊道:“应当撕破它们，让已变化成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我——精神妄想狂的蝴蝶飞出来”！这几乎是说，那个自由的能飞的蝴蝶才是我，庄子的梦非梦，而就是大写的真实！拉康的门徒齐泽克后来也曾直接解读过这一语境。
达利的存在就是脱轨。这个口号后来成为法国情境主义逻辑中的关键词。
在达利看来，要埋葬平庸的现实，只能依靠与生俱来的疯狂和妄想。“只有富有想象的生活”，才可能“重建天堂”！所以，达利会本体性地依存于自己“最初的幻觉”，“我热衷于我身体中种种不正常症状，竟然达到要去激发它们的地步。每天早上，我都要浇灌一下我疯狂的植物，这只是因为在它长出将吞噬我自己生命的花与果之际，我了解到应当用脚踢踏碎这个植物，让它回到地下并重新征服我的'生命空间’”。
相对于现实生活里和常人眼中的不正常和疯狂，达利恰恰执着于那个妄想狂的批判。与被传统知识教化为“虫人”(尼采语)的一般人不同，达利时刻“在记忆中寻找那以最自发和最直观的方式显示给我的事物”。所以，达利的言说“自动地相继涌出，最经常的情况是，我的言词丝毫不配合我觉得是触及了崇高的那些思想过程。不时，我感到发现了每种事物的谜、起源和命运”。
其实，笔锋至此，读者应该已经能够理解，达利为什么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达利的笔为什么能画出那些看起来并不在现实中实在的图景了。在巴黎，当我真正站在达利的作品前，心里最频繁涌出的疑问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一个活在现实惯性生活中的常人来说，达利是荒诞的。这是因为：达利就是他自己的欲望，未曾被他者的欲望所引诱的本真的渴望；达利就是他自己的自由幻想，没有被知识教化收编的本真的妄想；达利就是他自己本真的存在，没有被父母的告诫、老师的教诲和书本语言象征性扼杀掉的个体生命。达利超越常规之处，是他从来不在本体存在上屈服于他者的镜像和意识形态质询。在拉康哲学的意义上，非常人的达利的生命不是无，而是一个真实生命。拉康哲学的主体对象，就是那些自以为不疯的正常人。
不过，最后那个问题的答案是那么地令人失望的：我们永远学不来达利，原因也很简单，达利是一个“半疯的病人”。固然，达利也说，“不是发疯，就是生气勃勃地活下去！我总是重复着：活下去，老下去，一直到死；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就是我并非疯子！”达利十分喜欢他朋友说过的一个警句:“靠谬误和芳香生活。”可是，我们既不能靠谬误生活，也不能仅仅闻着香味站在人间。我们是常人，不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我们无法实现这种疯子式的疯狂的生存状态。拉康深深地看破了这一点，看破了这种真实的不可能，因而，他总是那样阴冷而苍凉地表达着对人生最彻底的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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