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推送《最后的言者：为了保罗·策兰》一书收录的访谈文章《语言，永不为人所有》（雅克·德里达、艾芙琳娜·格罗斯芒 文，王立秋 译）。
语言，永不为人所有
格罗斯芒：在献给保罗·策兰的《示播列》一书的某个地方，您非常简略地提到您和他之间的友爱关系，就在他死前不久。接着，您陷入了对策兰诗中日期化（datation）的漫长思考，而且，在指出日期的“幽灵之回归”的同时，您说：“在这里，我不会把自己交付给自己的纪念仪式；我不会交出我的日期。”无论如何，您能不能对您与策兰的邂逅稍作谈论呢，我想，那是在1968年的巴黎？
德里达：我将试着谈论它。我必须说，您引用的关于“我的日期”的句子，指的大概是我与策兰相遇或分享的那些日子。您知道，在这首或那首诗中，我反复提到彼得·斯丛狄这样的见证者，他们基于他们拥有的，对策兰生命中标明日期的事件的认知——他1967年12月住在柏林，诸如此类——对一些诗歌作出了阐释。这里要讨论的是日子，标明日期的经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那个句子中，提到更加隐密的日期或与策兰分享的日期。我甚至不能说。而我能努力去做的，只是列举，至少是简述，与策兰的那些相遇。事实居然是这样的：策兰一直是我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同事，而之前我却从未见过他，一直没有与他正式会面。他是一名德语教师。他是个非常谨慎、谦虚、内向的人。如此以至于在学院院长办公室一次关于行政事务的会上，院长的言辞表明，他甚至不知道策兰是谁。我教德语的一个同事如此答道：“但是，先生，您知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语言教师是现存于世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这道出了院长的无知，同时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策兰的在场，如他的整个存在和姿态，都是那样地极度谨慎、简略和谦虚。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尽管多年来我一直就在他执教的学校。直到1968年，在我赴柏林的一次差旅之后，经由彼得·斯丛狄的引见，我才最终与策兰会面。后来成为我朋友的斯丛狄，是策兰的一位知己，他到巴黎后就把我介绍给策兰。那是非常有趣的一幕，但确确实实地发生了：他把我介绍给我自己的同事，而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而已。从那以后，就有了一系列可以追溯的会面，每次总是那样地简略和沉默，他如此，我也如此。沉默在他，一如沉默在我。我们交换签了名的著作，加上寥寥数语，随即便失去对方的身影。除仅有的几次才开始就已结束的谈话外，我还记得在埃德蒙·雅贝斯家的一次午宴。雅贝斯也认识策兰，他邀请我们俩去他家吃饭——他的住所离高师不远。又一次，情况没有改变：在就餐及随后的时间里，策兰依然保持着沉默。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相信，他身上有种秘密、沉寂及严格，让他觉得，言词，尤其是饭局中的寒暄之语，并非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他身上也许还有某种更加消极的东西。我从别处听说，在巴黎，他常常为身边的一切感到抑郁、愤怒，很不开心。他同法国人、学界、同行诗人以及译者打交道的经验，我想，只会令他更为失望。我相信，他像别人说的那样，很不易相处，要求别人耐心，却又让人难以忍受。然而，透过这沉默，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影响，在他给我的著作中，我能发现这点。我想，他的自杀，距此只有两年之遥。在1968年或1969年，我又见到了他，因此，我说的那段时间，至多只有三年……不，更少……事实上，这只是非常简略的流水账，只有到后来，我才开始或多或少持续地思考。关于那些相遇，我只能说这么多。毋宁说，对这些事的记忆，后来，在他死后，才开始运作，重新得以阐释，被编 织成我听到的传闻，关于他在巴黎的生活，他的朋友，所谓的朋友，声称的朋友，关于所有翻译和阐释的冲突，您知道的。提到策兰，进入我脑海中的影像是一颗流星，一道被打断的闪光，一种停顿，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它留下一串火花，而我试着通过他的文本将其找回。
德里达，《示播列》，Galilée出版社，1986年
格罗斯芒：在《示播列》中，您分析了策兰作品中被您称为“语言经验”的东西，某种“在习语中栖居”的方式（“签名：策兰来自德语中的这个位置，那是其唯一的财产”）。同时，您说，策兰表明，存在着“一种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在语言自身之中的一种移居”。“你的国家，”策兰说，“四处移居，就像语言。国家自己就在迁移并流放自己的边界。”在您看来，这里，我们是否应该看到某种归属的幻觉，或这归属幻觉的反面，抑或二者皆有？我们该怎样理解这句话：栖居于多样且迁移的语言之地？
德里达：在试着以理论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回想事实的明证。策兰不是德国人，德语不是他童年唯一的语言，他不只用德语写作。不过，他还是竭尽所能，以便，我不会说占有德语——因为我要表明的，正是人并不占有一 种语言——而是为了与之肉搏。我试图思考的，是一种习语（idiome）（而习语，恰恰意味着本性，专有之物），以及语言之习语中的签名（signature），它同时也让人经验到语言不可占有的事实。我想，策兰努力留下一个标记，一个独特的签名，而对德语来说，那是一个反签名，同时也是某个在德语身上降临（arrive）的事情——在该术语的两个意义上降临：接近它，达到它，却不占有它，不屈服于它，不把自己移交给它，同时，也让诗歌的写作降临，也就是，成为标记语言的事件。无论如何，这就是我能够阅读策兰时，我阅读他的方式，因为我也为德语，为他的德语感到苦恼。我根本无法确定我能以准确、公正的方式阅读策兰，但我觉得，他既对语言的习语精神保持敬意，又在挪动语言，给语言留下某种疤痕、印记、创伤的意义上，触碰了语言。他修饰德语，改动（touche à）语言，但为此目的，他必须承认：那不是他的语言——因为我相信，语言永不为人所有——而是他选择与之搏斗的语言，在争论、争执（Auseinandersetzung）的确切意义上，选择用德语与之搏斗的语言。您也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和许多身为译者的诗人一样：他知道其翻译的风险和利害所在。他不仅翻译英语、俄语等外语，也在德语内部进行翻译，他执行了这样一项操作，称之为翻译诠释（interprétation traduisante）并不为过。换句话说，在他诗歌的德语中，有一种起点的语言和一种终点的语言，而他的每首诗都是一种崭新的习语，在这些习语里，他传递着德语的遗产。矛盾在于，作为一名并非出于国籍或母语而成为德国人的诗人，他不仅仅坚持干这么一件事，而且把自己的签名强加给了为他准备的语言，显然，这语言不是别的，正是德语。该如何解释这点呢：尽管策兰是多门欧洲语言的译者，但对他在诗中的书写与签名来说，德语一直占据着特权的位置，即使在德语内部，他也欢迎另一种德语，或别的语言、别的文化，因为在他的写作里，有着文化、引文、文学记忆的一种差不多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奇妙交汇，它们总处于极度的凝练，处于停顿、省略和中断的模式。这就是那一写作的天才之处。
提到“诗意栖居”的问题，荷尔德林当然是策兰的主要参照之一。既然我们都知道， 语言中没有家，没有人能占有一种语言，那么，“栖居于语言”又是什么呢……
格罗斯芒：……还有一种“移居”的语言。
德里达：正是如此！策兰自己就是个移民，并在他诗歌的主题中标记了跨越边界的运动，比如《示播列》一诗。我不想立刻，或太快、太轻易地，就像人们有时做的那样，提起希特勒主义压迫下的大迁移，但我们也不能对此避而不谈。这些迁移、这些流亡、这些放逐是我们时代的痛苦移居的范式，而策兰的作品，一如他的生命，显然承载着其全部的标记。
格罗斯芒：既然您刚提到国家边界和语言边界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就一个相关的术语提出讨论，也就是您在《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中所谓的单语（monolangue）。您用很长的篇幅论证了下面这个矛盾，它不只是您的矛盾，还是一个通令：“是的，我只有一门语言，但它不是我的。”您尤其在文中强调：“一个人在其语言近旁，甚至在其公开指责习语的民族主义政治的地方（于此我二者皆有）所设的多疑的守卫，要求多样化的暗语（schibboleths）作为向翻译发起的如此之多的挑战，以及语言边界上需要缴纳的如此之繁的税银[……]”并且，您以此作结：“各国同胞们，诗人译者们，起来！打倒爱国主义！”说到那些玩弄“任何语言自身之非同一性”的诗人译者或哲人译者，您如何看待其政治角色？
德里达：我要把话说前头，人们绝不能，出于成百上千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拿我的经验，或我的历史，或我与法语的关系，来和策兰的经验、历史，以及他的德语经验相比。有成百上千个理由。这我已经说过，我在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纪念策兰。我知道，我在《他者的单语主义》一书中说的，某种程度上，只对我个人的情况有效，也就是，只适用于独立前的阿尔及利亚的那代犹太人。但它仍具有普世的示范价值，即使对那些不像策兰和我一样身处某种奇怪且戏剧性的历史境遇的人来说也如此。我敢说，这样的分析，甚至适用于某个对自身母语有着一种习以为常、平静无奇之经验，毫无宏大历史可言的人：也就是，语言，永不为人所有。即使某人只有一门母语，即使这个人扎根于他出生的土地，扎根于他的语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也不为人所有。语言不容自己被占有，这，就是语言的本质之所在。语言正是那不容自己被占有之物，然而，正是这个原因，激起了各式各样的占有活动。因为语言可被欲望而不可被占有，它也就把拥有、挪占的所有类型的姿势给发动起来。需要注意政治上的一种危险：语言民族主义正是这些占有姿势之一，一个幼稚的占有姿势。这里，我的意思是，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最符合语言习惯的，也就是，对语言来说最本己（propre）的东西，却不能被占有（approprier）。我们必须试着思考：当人在语言中寻找最符合语言习惯的东西时——就像策兰那样——人所接近的，就是那在语言中搏动，且不让自己被抓住的东西。因此，我更愿意试着——这看起来矛盾——把习语（idiome）和所有物（propriété）分开。习语抵抗翻译，因此看起来附属于语言的意指之躯或那具有死之躯的独特性，然而，由于其独特性，这躯体也就排除了一切形式的占有，一切关于归属的声称。政治困境在于，人们如何在抵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我想，这是必须的——坚持这种伟大的习语性？不诉诸爱国主义，以及某一类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人们又如何保卫语言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利害之所在。有些人主张，为了反民族主义的正义事业，就必须加速走向普世语言，走向透明性、抹除差异。我倾向于得出相反的结论。我认为，必须给习语一种待遇、一种尊重，它不仅脱离了民族主义的诱惑，而且脱离了民族和国家、和国家权力连接的纽带。我想，今天，人们应该有能力培育语言差异而不诉诸意识形态，不诉诸国家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政治。我强调，政治的关键因素在于：正因为习语不为人所有，因此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族群或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财产物，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才热衷于向它猛扑，急着占有它。要让有些人明白，我们可以热爱那抵抗翻译的东西而不诉诸民族主义，不诉诸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政治，并不容易。因为——这是采取那一必要之举的另一动机——从我尊重并培养习语独特性的时刻起，我就像“在自己家中”和“在他者家中”一样来培养它。换句话说，他者的习语（习语首先是他者的，甚至对我来说，我的习语也是他者的）必须得到尊重，因此，我必须抵制一切民族主义的诱惑，而那本身就是一种跨越边界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诱惑。在此，除了我们谈论的文本，还有一种完全政治化的反思，在我看来，今天，这一反思在欧洲内外都有普遍的意义。很明显，目前，欧洲人的语言、欧洲的语言出了问题，某种英美语言正逐渐掌握霸权，变得不可抵抗。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有所经验。我刚从德国回来，在德国，我说了三天英语，只说英语。当人们和哈贝马斯谈论这些问题时，人们用的还是英语。要怎么做才能使欧洲这样一个新型的国际共同体找到抵抗语言霸权，尤其是英美语言霸权的方法？这很困难，尤其是因为，那一英美语言不仅对其他语言施暴，同时也对某些说英语或美语的天才人物施暴。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讨论，我想，诗人译者，当其提供了我们此刻描述的经验时，就是我们的政治楷模。他们的任务正在于解释、教授这一点：人们可以培育和创造习语，因为问题不是对既定的习语进行培养，而是生产新的习语。策兰生产出一种新的习语，他从一个模板、一份遗产中生产出习语，并且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疑不向民族主义屈服。在我看来，今天，在语言和民族问题上，这些诗人应该给那些需要的人补一堂政治课。
格罗斯芒：您刚才说的，关于策兰如何重新激活习语遗产的那些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我接下来想问您的问题，与语言的生死有关。我们知道乔治·斯坦纳的一句话：奥斯维辛之谜只有在德国才能被解开，也就是说，只有“从死亡的语言内部”书写，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句话当然争议不断，然而，它也许能从某个方面阐明策兰的书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策兰对语言的经验，就是对一种永远活着的语言的经验，因为那种语言被死亡和否定性所生产？比如，在《示播列》中，您就引用了策兰的这样一行诗：“说吧——/但别分开是和否。”您自己也坚称要保持一种有时看似自相矛盾的话语：“我活在这矛盾中，”您写道，“它甚至就是我身上最有活力的东西，因此，我坚持它。”
德里达：是的，对此您已经陈述得很清楚了，“活下去”也就是对必死性、死者、幽灵（您提到了“否定性”）表示欢迎。如果正是生命的显现把自己暴露给死亡，并保持对必死或死亡的记忆，那么，是的，确实如此。我不想屈从于——我确信这并非您邀我共赴的方向——某种语言的生机主义。在与死亡经验不可分的意义上，这是个生命问题。那么，是的，这是矛盾的第一种形式：语言的生命同时也是幽灵的生命，它也是哀悼的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哀悼。这不仅仅关乎奥斯维辛的幽灵或人们可以哀悼的一切死者的幽灵，这是语言的身体所固有的幽灵性的问题。语言，词语，某种程度上，词语的生命，拥有幽灵的本质。这就像日期：它作为自身而重复，每一次都是别样的。在词语的存在、语法的存在中，有一种幽灵的虚拟化。因此，在语言（langue）中，甚至在舌头（langue）上，生死的经验已得到表现。
格罗斯芒：而这就是我们不该逃离的东西？
德里达：确实。即使人们在此话题上发表的陈述相互矛盾或看似矛盾，各执一词：我们仍必须培育习语和翻译，必须栖息而不栖居（habiter sans habiter），必须培育语言的差异而不走向民族主义，必须培育其差异和他者的差异。当我说“我只有一门语言，但它不是我的”时，这是一个公然违背常识并自相矛盾的陈述。这矛盾并非令人心碎的个体矛盾，相反，它被铭写在语言的可能性内部。没有这种矛盾，语言也不复存在。因此，我想，我们必须容忍它……必须……我不知道是否必须……我们容忍这种矛盾，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说到底，是一项遗产，一项无法选择的遗产：人生来就在一门语言之中，即便它是第二语言。对策兰来说，便是德语。他生来就在德语之中吗？既是又不是。但让我们说，当人生来就在一门语言中时，人便继承了这门语言，因为在我们之前，它已经在那儿，它比我们更古老，它的法则先于我们。我们从认识语言的法则开始，也就是，一开始总要认识词汇和语法，而所有这些，几乎永恒不变。但继承语言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某个已然在此的东西，一份财产。继承意味着通过变形、改动、移置来重新确认。对有限的存在来说，没有一项遗产不需要选择、过滤。而且，遗产只为有限的存在准备。遗产必须被签名、反签名，也就是说，根本上，必须把自己的签名留在遗产上，留在人所接受的语言上。这又是一个矛盾：我们在接受的同时赠予。我们接受一份礼物，但为了在负责任的继承中接受这份礼物，我们必须通过赠予另一样东西来回应礼物，也就是，在所收之物的身体上留下一个标记。这些是矛盾的姿势，是一场肉搏：我们接受一个身体并把自己的签名留给它。当人们用正式的逻辑来转译这场肉搏时，就出现了矛盾的陈述。
那么，人们该不该逃离、回避矛盾？或者，该不该试着解释发生之事，为其之所是，也就是，为这种语言的经验辩护？就我而言，我选择矛盾，我选择把自己暴露给矛盾。
格罗斯芒：最后，我想请您对《示播列》的这一精彩段落略作评论，其中，您谈到了“词语幽灵般的游荡”：“这样的回魂，并不在一场对某些人发生而放过另一些人的死亡之后，偶然地降临到词语头上。所有的词语，从它们第一次出现起，就分担了回魂。它们总已经是幽灵，而这个法则统领着其内部的身心关系。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们经验了死亡和哀悼。这种经验从我们同回魂的关系中向我们到来：这是标记的回魂，然后是语言的回魂，然后是词语的回魂，然后是名字的回魂。所谓的诗歌或文学、艺术本身（让我们暂且不作区分），换言之，对语言、标记、特征本身的某一经验，或许只是对鬼魂的不可回避的本源性的一种强烈的熟悉感。”词语的这一“幽灵般的游荡”是不是（策兰和您关于）诗学体验和语言哲学的一个定义？在生与死之间永远悬着的词语，是否变成了，如阿尔托所说，“没完没了”的东西？
德里达：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这适用于一般的语言经验。在此，我试图对一般的语言结构进行某种分析。我不大喜欢语言的“本质”这个词，我想把一个更生动、更动态的意义赋予这种存在方式，这种适用于一切语言的幽灵性的显现。对一般语言的共同的普世经验，在此成为一种经验本身（comme telle），并在诗歌、文学和艺术中如是（comme telle）地出现。关于这种“如是”，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愿把一个对此有着最鲜活（à vif）经验的人称为诗人。谁对这幽灵般的游荡有着鲜活的经验，谁服从这语言的真理，谁就是诗人，无论他写不写诗。一个人可以在文学体制的合乎规定的意义上是个诗人，也就是在所谓的“文学”空间内写诗。我把一个让位于写作事件的人称作“诗人”，写作事件把新的身体赋予了语言的本质，并使其在作品中出现。我不想轻率地使用作品一词。什么是作品？创造一件作品就是赋予语言一具新的身体，就是给语言以身体，使得语言的真理能够如是地从中出现，从中出现并消失，在省略的回撤中出现。我想，策兰，从这点看，是诗人的典范。其他人，用其他语言，创造的作品也有同等的典范意义，但策兰，在本世纪，在德国，已给一部典范之作签名。这，再一次，具有普遍的价值，而这普遍的价值又以独特且不可取代的方式在策兰的作品中成为典范。这适用于所有人，尤其是策兰。
格罗斯芒：您是不是说，一个人必须有能力，也许，像策兰那样，去亲历语言的死亡（vivre la mort de la langue），才能够“鲜活地”说出此经验？
德里达：在我看来，他必须，每时每刻，都亲历死亡。有很多方式。他必须在所有这样的地方亲历死亡，即他感到德语已以某种方式被，比如德语的主体杀害，后者把德语变成了某一用途：它被谋杀，被杀死，被置于死地，因为人们让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话。纳粹主义的经验就是对德语犯下的一桩罪行。在纳粹治下的德国，人们说的就是一种死亡。有另一种死亡，它是对，比如，德语的随时随地的单纯平庸化和粗俗化。然后，还有一种死亡，它必定降临于语言，因为语言之所是意味着：重复、陷入昏沉、机械化，等等。因此，诗歌行动构成了一种复活：诗人是永远和一种垂死的语言打交道的人，他复活那种语言，不是还给它一条胜利的路线，而是让它不时地归来，如同一个幽灵或鬼魂：他唤醒语言，并且为了真正鲜活地经验这种觉醒、这种语言的重生，他必须十分贴近语言的尸体。他必须尽可能地接近语言的残余、语言的遗骸。这里，我不想过于悲怆，但我认为，策兰一直在处理的语言就有变成一种已死语言的风险。诗人是这样的人：他察觉到语言，他的语言，他在我刚才强调的那个意义上继承的语言，也就是，有重新成为已死语言之风险的语言，因此他有责任，一种非常严肃的责任，去唤醒、去复兴这种语言（不是基督教荣耀意义上的复兴，而是语言复活意义上的复兴），不是把语言作为一具不死的躯体或一具荣耀的身体，而是把它作为一具必死的躯体，它脆弱，有时难以辨识，就像策兰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是一次复活，但复活的是一具脆弱的身体，有可能再遭遗忘。我想，策兰的所有诗，某种程度上，仍然不可辨识，它们守护着不可破译之物，而这不可破译之物，要么无止尽地召唤新的阐释、复活或解释的新空气，要么，与此相反，再次衰弱、消亡。没有什么能确保一首诗不走向死亡，一方面是因为档案总有可能在火葬或火灾中被烧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便不焚毁，它也有可能单纯被遗忘，或没有得到阐释，又或被尘封起来。遗忘总是可能的。
（2000年6月29日）
《欧洲》，第861-862期，2001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