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形象的死亡 ，分裂的人格斗争 | Hakim Bey

Hakim Bey  哈基姆·贝
Resolution for the 90’s: Boycott Cop Culture
九十年代的决议：抵制警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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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个虚构人物主宰了80年代的流行文化，那就是警察。无论你走到哪里，到处都是比现实生活更糕的他妈的警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聊。

强大的警察保护温顺和卑微的人——以《权利法案》中六条左右的条款为代价——“肮脏的哈利”。善良的人类警察，应对人类的邪恶，一脸和蔼，你知道，虽然粗声粗气、洞若观火，但内心依然柔软——“山街蓝调”——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电视节目。聪明的黑人警察对邪恶的白人乡巴佬警察发表了诙谐的种族主义言论，但他们还是相爱了——艾迪·墨菲，阶级叛徒。为了那份儿受虐狂的刺激，邪恶的警察弯了，他们威胁要从内部推翻那个达成一致的、就像Giger设计的绦虫一样的狗X的现实，但在关键时刻，这些豪言壮语自然会被大风刮走——那是假体和多愁善感的理想混合体，参考《最后一个诚实的警察》和《机器人战警》。

人们从一开始就痴迷于警察——但以前的警察扮演的是装模作样子的傻子，《基斯顿警察》、《54号车你在哪儿》，安装塑胶大胸-波波头让胖子阿巴克尔或巴斯特基顿来镇压或放气。但是，在80年代的理想戏剧中，曾经把制成无政府主义炸弹的成百上千个蓝瓶子扔得四散用来点燃香烟的“小人物”——那个准超现实主义的混乱英雄，在一个被鄙视和无关紧要的秩序中，通过无为战胜可笑的仆从——现在不再占据中心地位；我们不再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我们被边缘化了，被他者，警察所取代。

该死，连警察都抱怨他们的“权利”被侵犯了。我听说美国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被抢劫，每年有近50万人因为吸食大麻而被捕。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即使假设它们是“该死的谎言”)，人们想知道在我们的警察意识状态中，谁不是受害者或罪犯。无论界面多么模糊，模糊必须为我们所有人调解——它们是我们唯一的战士——牧师（无论多么亵渎）。

“美国头号通缉犯”——80年代最成功的电视游戏节目——为我们所有人开放了业余警察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这只是媒体对中产阶级怨恨和复仇的幻想。自然，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最讨厌的是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会——看看穷人和/或非白人社区的自我保护团体（比如试图消除布鲁克林毒品交易的穆斯林）所发生的事情；警察逮捕了穆斯林，毒贩逍遥法外。真正的治安维持会威胁到执法的垄断，“油腻”比乱伦或谋杀更可恶。但媒体支持的义务警员在警察国家内部发挥着完美的作用；事实上，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是没有报酬的(甚至连一套行头都没有！)线人：遥测告密器、电动椅告密器、一天出没一次的芬克鼠。

“美国最想要的”是什么？这个短语指的是罪犯，还是指犯罪，指的是真实存在的欲望对象，还是没有代表，没有中介，字面上是被偷走和占有的？美国人最想要的是……放弃工作和配偶、吸毒(因为只有毒品能让你感觉像电视广告里的人那样好)，和妓女发生关系、鸡奸、入室盗窃，是的。什么不经调解的快乐不是非法的？如今，即使是户外烧烤也违反了烟雾条例。最简单的享受也会使我们违背某些法则；快乐最终变得太有压力了，剩下的只有电视——复仇的快乐，间接的背叛，告密的变态刺激。美国不能拥有它最想要的东西，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样的美国是你最想要的”。一个充满校园恶霸的国家。

当然，这个节目仍然存在一些奇怪的现实问题：例如，戏剧化的部分是由演员以电影的形式表演的；有些观众太蠢了，他们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犯罪镜头。因此，演员们不断受到骚扰，甚至被逮捕，与(或代替)真正的罪犯一起，他们的面部照片在每一部小纪录片之后闪现。太奇怪了，是吧？没有人真正经历过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沦落到幽灵的状态——媒体图像飘离而去，挣脱了与实际日常生活的任何接触——电话性爱、网络性爱。对身体的最终超越：控制论。

媒体警察，就像电视福音派的先驱者，为警察国家的出现、最终到来或达到高潮做准备；对性和毒品的“战争”：对所有内容的完全控制；地图：在任何已知空间中没有坐标的地图；远远超出单纯的奇观；纯粹的狂喜(“站在身体外面”)；淫秽影像；毫无意义的暴力痉挛被提升为治理的最后原则。国家的形象被自我憎恨的形象所吞噬，分裂人格的两个分裂部分之间的战争，超我与Id小孩之间的战争，在一个被遗弃的景观中争夺重量级冠军，被烧毁、被污染、空虚、荒凉、不真实。

正如谋杀悬疑小说总是一种虐待狂的练习，警察小说也总是包含对控制的思考。检查员或侦探的形象衡量了“我们”缺乏自主实质的形象，我们在权威的注视下的透明度。我们的反常，我们的无助。无论人们把它们想象成“善”还是“恶”，对“警察”的偶像式痴迷，揭示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象征的摩尼教世界观。数以百万计的警察到处游荡，就像饥饿幼虫的幽灵——它们占据了屏幕，就像基顿著名的双屏电影，从前景南极，成群的蓝色小企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移动。

我们对超现实主义的口号“牛死了！”（Mort aux vaches!）进行了一种深奥的解释学诠释。我们认为它不是指个别警察的死亡(当时的行话是“奶牛”)——仅仅是左派的复仇幻想——琐碎的反向虐待——而是指警察形象的死亡，内在的控制及其在无所不在的媒体上的无数反映——正如巴勒斯所说的“灰色空间”，自我审查，对自己欲望的恐惧，“良心”作为共识权威的内化声音。对这支“安全部队”的刺杀确实会释放出大量的力比多能量，但不会像《法律与秩序》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造成暴力横行。尼采的“自我克服”为自由精神提供了组织原则(至少在理论上也为无政府主义社会提供了组织原则)。在警察国家人格中，力比多能量被阻塞并转向自我压抑；任何对控制的威胁都会导致暴力的爆发。在自由精神人格中，能量流动不受阻碍，因此是动荡而温和的——它的混乱找到了它奇怪的吸引者，允许新的自发秩序出现。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吁抵制警察形象，并暂停其在艺术中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

牛死了！（MORT AUX VA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