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伟大的觉醒

伟大的觉醒

W·H·奥登

伟大的觉醒①

心理分析学家向来搞不清传记和病史的区别，埃里克森医生②则是个令人欣喜的例外。作为一种治疗，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将患者从非个人行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便他能做出个性化的行动。行动是动作，实施者通过它自愿向他人袒露自我；行为是非自愿的，它揭露的不是独一无二的自我，而是那些人类共同的自然需要或与同类型患者共有的可被确诊的情结。当我们认为我们在表现自我时，其实我们往往只是在展示行为——多亏精神分析学，如今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使患者透过幻觉看到本质。

从专业角度来讲，精神分析医师所关心的以及他每天在诊疗室面对的是行为而非行动。但传记作者关心的是行动，那些使其传主的人生与众不同的事件。精神分析学家对伟大人物的生平研究总是留给读者这样的感受：“唔，倘若此人一生不过尔尔，何谈伟大？”大多数做出影响历史进程的行动或说出不朽言论的伟人在其人生的关键时期都曾表现出极度神经质的行为，但罹患神经官能症并不能充分解释他们的伟大之处。举例来说，如果荷尔德林不曾患有精神分裂症，他的诗歌会完全是另一番面貌——他甚至可能不会留下只言片语——但他的精神分裂无法解释为何他的诗歌如此优美并带上了诗人独有的标签。

在对路德四十三岁前经历的精神危机的研究中，埃里克森医生从不允许他关于神经质行为的专业知识掩盖他的这一意识，即历史人物路德超越了病人路德。同时，他以精神分析学家而不是神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文学评论家的身份来对待路德的历史，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本书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宗教将主要以这种形式占据我们的注意力，即作为向那些寻求同一性的人提供意识形态的来源。在描述一个伟大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困境时，比起那些对其产生影响的教条的合理性或影响其系统思想的哲学体系，我更关心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各种主义（这些主义必须是宗教方面的）为他狂热的探究营造的精神和智力环境。……在本书中，意识形态意味着隐藏于宗教、科学和政治思想背后的一种不自觉倾向：在某一特定时间使事实和观念互为表里的倾向，以便创造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世界观来维持集体和个体认同感……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和生命周期的某些阶段，人类需要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其确定和迫切程度正如他必须有光和空气一样。

根据埃里克森医生的观点，在那些值得作为传记对象的人的一生中，通常存在三个阶段的心理危机：认同危机、生育危机和整合危机。大体来说，它们分别出现在青年、中年和老年，但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每种危机的强度和时长则因人而异。

在认同危机中，年轻男女试图寻找“不同于别人认为或期望我成为的人的那个我到底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是意识层面的危机。生育危机是良心层面的危机。此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做了许多事；我的行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了别人。我做得好还是不好？我是否能证明我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不论有意或无意）是合理的？”认同危机和生育危机关注的是自由和选择。老年阶段的整合危机关注的则是命运和必然。如埃里克森医生所言，它要求“主体将自己唯一的生命周期看作势必会发生且不容替代的事件，并明白个体生命只是一个生命周期和一段历史环节的偶然巧合。”

埃里克森医生在《青年路德》中追溯了路德在遭遇生育危机前的成长历程，该危机始于他成为一名丈夫、父亲和举世闻名的公众人物之时。他发表的一两句评论表明，他认为路德在解决这一危机时不如他在解决认同危机时那样得心应手，但他将他的研究范围限于后者。

路德在晚年常常把自己称作贫农的儿子。但如埃里克森医生所证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汉斯·路德的确是农民出身，但他后来弃农从矿了。

那个年代矿工的生活很艰苦，但值得尊敬、井然有序。罗马的律法还未渗入他们的生活；与苦役完全不同，最长工时、卫生法以及最低工资的规定使它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尊严。汉斯·路德在采矿业获得的成功不仅帮他逃脱了没有土地的农民和缺乏技术的劳工被无产阶级化的命运，还为他在矿产股东和铸造厂共同领导者的管理阶层赢得一席之地……因此，把汉斯·路德称作农民要么流于感伤要么出于鄙夷。他是早期的小实业家和资本家，他先通过实干挣得足够的钱进行投资，然后以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对其投资对象严防死守。他死后留下一栋在城里的住宅和1250金古尔登。

和多数白手起家的父亲一样，他急切地盼望儿子能走得更远。他送马丁去拉丁学校和大学念书，希望他成为一位法学家，甚至成为一名市长。

对孩子寄予厚望的父母很少会对他们放任纵容，在体罚是常规教导方法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对孩子毫不姑息。汉斯·路德脾气暴躁，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他比其他父亲更具施虐倾向。儿子关于自己挨父亲打时的反应的叙述透露了隐情。“我从他那逃脱了，心中因为对他的怨恨而感到悲伤，直到他逐渐让我再度习惯他。”埃里克森医生指出，这句话揭露了父子关系的两个趋势。“即便处于极度惊恐中的马丁也无法真正憎恨他父亲，只能暗自哀伤；而汉斯，尽管他在怒不可遏时不能让孩子接近他，而且时常大发雷霆，但他做不到长期撒手不管。”

许多关于培养孩子的现代书籍告诫父母不要把自己的抱负投射到孩子身上和对他们将来的成就设置过高标准。在我看来，这一告诫只在父母的抱负和孩子的实际天赋无关的情况下才有其价值。如果孩子资质鲁钝，做父母的因为他在班里未能名列前茅而生气或羞愧则显然于事无补，正如一个父亲试图强迫在工科方面很有天赋的儿子接手家族食品杂货业是错误之举。但也有很多情况下，父母的抱负相当合乎情理——倘若孩子的才能与父母认为的相一致。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对之期望较高的孩子往往比较成功，无论它可能导致怎样的冲突和错误，在之后的生活中他们会意识到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父母对其成就定下的高标准。在认为马丁应该从事世俗职业这点上，汉斯的看法有所偏差，但除此以外他对儿子的性格了若指掌。当马丁确信修道士的独身生活是其天职时，他却不这么看，果不其然，马丁后来适时地离开了修道院并结了婚。他希望看到儿子成为公共生活领域的成功人士，而马丁的成功则超越了他最炽烈的梦想。

新教时代也许可以被称为“逆子时代”，但这种叛逆针对的是神父们而不是一个父亲。新教初始便以个人信仰的内在声音取代传统这个集体的外部声音，而由于个人信仰内在于主体，因而和主体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在宗教上，它将重心从人的理性（一种我们和我们的邻人共有的能力）和身体（它能和其他人的身体共同参与礼拜仪式）转向人的意志（它为每个个体所私有且独一无二）。

由于父权信仰的内化是每个人必须亲身经历的过程，因此在新教时代，父亲的性格和行为在决定孩子的发展上比此前属于神职阶层的父亲更有影响力。

在更接近潜意识的层面，新教暗示了一种对母亲的拒绝——拒绝与叛逆不是一回事。导致上帝意志的践行全然脱离人类观点的教义或预定论使得必然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从而否认了我们通过自然的必然过程从娘胎里诞生这个事实具有任何精神上的意义。

在对待肉体的态度上，新教的虔诚即使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也不如天主教的虔诚来得禁欲克己，这恰是因为前者赋予肉体较少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一个人对支持或反对斋戒和体罚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这样的做法表明他们相信在灵性生活中身体是灵魂的同伴。

因信称义的教义含蓄地否认了这一合伙关系，因为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肉体既不可能拥有也不可能缺乏信仰，但唯有借助肉体才能积德行善。

在遭遇认同危机期间和后来的人生中，路德意识到自己执迷于他和父亲以及一个过于男性化的上帝的关系，但关于他的许多事情表明，母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远比他自己意识到的重要。关于路德的母亲我们知之甚少，除了她有些异想天开的迷信且性情温顺——据说她曾给她年幼的儿子哼过一首小曲：“没人关心我和你。那是我们共同的过错。”但如埃里克森医生所言，一个人在婴儿期如果没有与母亲保持基本的信任关系，日后便很难成功地找到认同感。路德的职业生涯显示他的婴儿期必定是快乐安稳的，同时和大多数父亲一样，汉斯·路德把对马丁早年的关爱和教导留给了他母亲。然而，后来当他接手监管和训导儿子的任务后，他那过于驯顺的妻子在“爸爸”有失公允时没能加以干涉或站在孩子这边。假如克拉纳赫③的肖像画酷似路德本人的话，路德和他母亲之间相互认同的亲密程度一定超乎寻常，因为画中的路德看上去像中年妇女。我们还知道路德后来发福——一个肥胖男子的外表总是介乎幼儿和孕妇之间。其次，无论人们关于路德神学和行为的看法如何不同，没人否认过他对母语的精通娴熟，即他作为传道士给予听众“言语乳汁”的能力。（路德本人曾说：“你必须像母亲给孩子哺乳那样讲道。”）就人类活动的三种方式（劳动、虚构和行动）而言，我们可以说劳动是无性别的，虚构是女性的，行动是男性的。布道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虚构而不是行动；一切“编造”都是对母性而非父性的模仿。假定路德的父亲在其青春期早期去世进而推测路德可能从事何种职业的想法颇具吸引力。我的猜测是，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伟大的非宗教作家（很可能是喜剧作家）而不是神学家和宗教领袖，并且肯定不会成为新教教徒。但“爸爸”没死，于是教皇成了敌基督，圣母成了幻象，而路德能够提供的唯一女性典范——用埃里克森医生的机智妙语来描述——就是“如果无法成为牧师的妻子就志在成为像牧师那样的女性。”

路德遭遇认同危机的起始日期可以被确切断定。1505年6月2日，十七岁的路德突遇一场雷暴雨。一道闪电击中他身旁的地面。他惊呼：“救我，圣安妮！［矿工们的守护神］我想成为一名修道士。”不久，他告诉朋友他决定遁入修道院，但没有告知他父亲。这个决定是采用实验性面具的一个鲜明例证。（埃里克森医生将此同弗洛伊德立志成为一名研究型神经病学家的决定比较。）在那个年代，进修道院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

成为修道士不过意味着在明确的职业层面找到通往天主教帝国神职教阶的入口，它的职责包括外交，国家、郡县、城市和城镇社会福利的管理，宗教仪式，通往个人救赎所必需的清心寡欲式的修行培养……当马丁加入奥斯定会时，他成为教会中产阶级的一员，该阶级与其父希望他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阶级相符并且重叠。

这一举措并非不可撤销；要抽身离开总是可能的，只需谨慎行事。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其父的愤怒似乎不合情理，但汉斯认为儿子犯了个错误，并且是为激怒他而犯的错误，就直觉而言他是对的。

最后的宣誓意味着两点：马丁成了另一位“父亲”的仆人，他永远不会成为汉斯孙儿们的父亲。圣职授任将赋予儿子某些象征性职务——神父、灵魂的守卫者和指引教众通往永生的引路人，并将亲生父亲降格到纯粹的肉身存在。

一旦进入修道院，麻烦便接踵而至。在意识层面，路德下决心要向他自己和父亲证明他是对的；在潜意识层面，他知道他不是为隐修生活而生。于是，他力图表现得比所有其他修士更虔诚，他成了告解室的讨厌鬼，一个备受良心折磨的人。他二十多岁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表明他曾经如何与灾难擦肩而过。一天，在修道院唱诗班里，他突然摔倒在地，用公牛般的嗓音咆哮：“不是我！”命运或神意救了路德，他被调到维滕贝格的修道院，并被引荐给那个省的代理主教施道比茨博士。施道比茨没有特别引人瞩目的个人成就，但他对路德视如己出，路德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一个年长者郑重其事地对待。此外，施道比茨鼓励路德演讲和布道，使他真正的才能得以发挥。无论路德继续遭受着怎样的内心冲突，自那以后，他的自我因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而得到满足。此外，面对一群观众讲道使他能够将个人问题客观化——不再把它们看作他本人独有的问题，而是看作他那个时代典型的精神层面的问题。

当一个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时，他就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个性。假如他是个杰出的年轻人，他的思想和行动也将不同凡响，并被公认为新颖独特、别出心裁的典范。因此弗洛伊德之所以是弗洛伊德，因为他萌生了恋母情结的观念；达尔文之所以是达尔文，因为他发觉了高级物种必定是由低级物种进化而来的规律；路德之所以是路德，因为他在圣保罗“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话语中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而该启示降临于他如厕时的事实虽然吸引人，但在我看来又在意料之中。对许多人来说，宗教、智力或艺术上的顿悟也必定发生在同样的地点，因为排泄既是原始的创造性行为（每个孩子都是自己粪便的母亲），又是表现对过去的反叛和弃绝的主要行为（曾经的美食变成了污物，必须清除）。打那以后，路德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埃里克森医生的这本书充满了智慧的言论——它们不仅关于路德本人，还涉及人生，任何引言都是断章取义：你必须通读此书。在我看来，它极富启发性和重要性，因为我认为新教时期——在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带有反抗性，而与之对立的普遍意识形态则对其加以限制和批判——业已结束，我们进入了天主教时期——在这一时期，两种意识形态的相对位置互换，因为如今认同危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促成变化的正是各种形式的抗议精神的成功。抗议的手段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因为正是抗议精神导致了这些难题。

就宗教历史而言，纽曼于1845年皈依天主教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开始。新教强调的基督教教义是每个人，无论其家庭、阶级或职业，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天主教强调的、与之互补并且同样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教义是，我们所有人都同是地上之城和天国之城的成员。

或者有人可能会说，在对动词是（to be）的现在时进行变位时，包容精神侧重复数形式，抗议精神侧重单数形式。但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要求我们赋予单数和复数、三个人称和三种性别以同样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抗议精神的可取之处是，它确信“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认同感，除非每个社会成员都会说“我是”；包容精神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断言不愿或无法像别人那样说出“我们”的人不懂得“我”的意义。

无论你考虑自己，或是友邻，还是过去数百年的历史，显然，认同感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我们对他人的缺乏信任和对他人存在的拒斥。这便助长了各种极权主义运动骇人听闻的成功，魔鬼之所以能够诱惑我们是因为他向真正的需求提供虚假的解决方案，而我们的需求之一是让个人权威在统率的同时兼能服从（武力是罪大恶极的非个人手段）。抗议精神在今天的作用不在于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在于告诫人们对一切看似无所不包实则不然的解决方案保持警惕和抵制，在于指出具有包容精神的宗教团体只有通过每个信奉路德教的个体都致力于营造它的意愿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具有包容精神的团体不是指十三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同样，信奉路德教的个体也并非指十六世纪的路德会教友：如利希滕贝格所言，“仍然相信某事和再度相信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奥登：《序跋集》

①本文于1960年6月发表于《世纪中期》，系作者为美国精神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kson）的著作《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Young Man Luther：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撰写的书评。

②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kson，1902—1994），德裔美国精神病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了著名的人格社会心理发展理论。他的专著《青年路德》被公认为心理史学的奠基之作。

③克拉纳赫，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画家，曾为马丁·路德绘制肖像。

④指遵从奥古斯丁所倡守则的天主教隐修士团体，与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合称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

序

跋

格式引文：

[英] W.H.奥登著,黄星烨,胡怡君译.奥登序跋集（奥登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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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伟大的觉醒》

大扬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