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原名刘海玲,中华诗词协会会员,工散曲,零零散散地发表过一些诗歌和小小说。犹钟爱小说,小小说创作正在学习中。
那年我十二岁
那年我十二岁,弟弟十岁,小妹八岁。记得那是个春节刚过完的冬天,我们家人,一路上都被那条名叫“阿黄"的狗、恋恋不舍地护送我们到村西的草河边,坐过了那只打鱼的小木船,搭上柏油马路上呼啸而至的公共汽车,跟着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到离家约一百多华里的城里上学。
因是地直单位的小孩儿,我们被安排在城市里的那所名校,这里更是和乡下的土坯垒的教室不能同日而语,当然更不用说教育质量了。也因为是半路从乡下转来的插班生,我和弟弟妹妹们被同时降了一级才能入学。奇怪的是,城里的那些我聪明伶俐的同学们,她们竟会像乡下的小媳妇们一样,常在背后议论我这从乡下来的土包子;甚至包括我班那位漂亮的数学老师,她那时不过是三十几岁的年纪,烫了时下流行的大波浪,大大的眼睛在黑得透红的鸭蛋脸上顾盼流兮。当一脸虔诚的我向她问问题的时候,她竟瞪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并有满满的不屑和鄙夷,中气十足地说:“不会自己想!”我一时站在座位上怔了半天,委屈的泪水伴着别人幸灾乐祸的目光在眼睛里打转,咬着牙愣是没让它流下来。单纯的我竟以为城里高高在上老师都是这样的和学生说话的,不像我们村傻子似的亲爱的老师们抽空都亲自跑到学生的家里义务地补课。
为了上学方便,父亲下放给我一辆‘二八’型号的大凤凰自行车。自此,每天当太阳冉冉升起时,在合抱的梧桐树斜长的树影下,一大一小两辆自行车上驮着几个瘦小的身影,像极了那动画片里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愣愣歪歪地穿梭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大道上,旁若无人,且无由地快乐。
母亲是没机会上学的勤劳的农村妇女,在乡里那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但一来城里,就像英雄没了用武之地。父亲工作又忙,所以,一向以老大自居的那个十二岁的我,在弟、妹需要父母去的场合,我便自觉担当起了他们的有点差强人意的家长,并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们高中毕业,仔细想想,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小妹的班主任名字和她看着我时的慈祥摸样。
端午节向来是在麦忙的时候来凑热闹的,在乡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时候。此时的母亲也许去了姥姥家,看着弟弟妹妹喝着稀饭、香香地吃着我炒好的大块土豆,我心里偷偷猜着。突然,我们家那扇旧木门被轻轻地推开,我先就闻到了一股让人垂涎欲滴的油炸糖糕和菜角的香味,接着进来了一位在小区别墅里住着的阿姨,她个子不高,穿着双半高跟的黑皮鞋,身上是一袭碎花的长裙。她站在那里愣愣的看着灰头土脸的我们三姐弟,眼角霎那间微红,用母亲般柔和的声音对我们说:”薇薇,今儿是端午节,城里人都要吃油炸的糖糕和菜角的,尝尝吧,你们姐弟也算是过节了。你爸妈不在家,以后有事就去我家找我!“虽然我们家当时不富裕,但温饱不成问题,无缘接受别人的照顾,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在我说感谢话的当儿,我的弟弟妹妹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拿着吃了起来。至今想起来,也许那是我过的最难忘的一个端午节。但那阿姨后来因工作变动去了省城,如今已过去了二十几年,竟再没有见过她。
小小年纪的我也许是受了环境变化地影响,竟慢慢地变得多愁善感起来,虽然是乡里人进城,但我幼稚的诗歌还是在 学校的广播站里被朗诵了出来,我无师自通的文学天赋势不可当地迸发,成了老师眼中的小才女。每天的我照旧拖着条长辫子在教学楼的楼梯上甩来甩去,并和那既高挑又美丽的班长成了好朋友,现在的她从同济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并改行从政,大约也成了单位的中坚力量了。
如今的弟妹都已近不惑之年,他们的孩子也有半桩高了,我的小外甥女儿恰似我那年初进城的年龄,她那粉雕玉琢、无忧无虑的样子煞是惹人喜爱,一颦一笑多有她母亲的神态。小妹也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我们的母校任教,和当年教我们的老师做同事。当那次无意间说起这些陈年往事,我心里一酸,眼泪竟不听话地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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