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人家（连载） 青海 侯进元 第六章 三伯和大姑爷 1954年2月20～26日，乐都县在县城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依据程序，选举产生乐都县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县长、副县长，乐都县政权建设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1956年，我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年至1962年，是我家遭遇变故最多最大的几年。解放初期，我家保留的土地和其他农户的土地全部入社归村里公有，我们村成立了四个生产队，集体劳动，按劳分配。 1956年春节，三伯结婚了，娶的媳妇就是和尔茨村的李春梅。三伯结婚后，和我三伯母搬家到和尔茨村住下，操心那二十几亩山地去了。 入社时，爷爷让三伯父回家入社。三伯父说不回来了，在山里和尔茨村入社。奶奶说，老三享福去了，成山里人了。 这儿的人，把住在山区的人称作山里人，把住在川水地区的人叫作川里人。山里没有河，田地浇不了水，庄稼的收成全靠天，靠雨水。人们一切生活用水都靠山泉。山泉在山脚下，小小的泉眼里渗出的泉水，如山里人干枯的眼里挤出的泪水，在泉眼周围形成一个大人怀抱大小的水窝。能蓄四五桶水的山泉是山里人的命根子，这命根子养活了一个村的人和牲畜。山里人春季播种后，把一年的收成交给了老天，等待老天下雨，秋季收获庄稼。其余时间里放羊，操心牲口，挖蒿子捡粪，日子过得清闲。遇上雨水丰沛的年份，地里的收成一年吃不完，会有余粮，能吃到第二年秋季。不过，以杂粮为主。山里人每家有一到两个水窖和窑洞，雨雪储藏在水窖中，解决旱年应急用水;窑洞阴冷，储藏的洋芋一年内不腐烂。只要山泉不干涸，水窖中有水，窑洞中有洋芋，山里人的心放在腔(Kang
，腔子意思是胸腔)子里了，可以安心舒心的过田园生活。而川里人，一年到头，忙得要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样都不能落下，一年大半时间都耗在田地里。那时候，旧政府只知想尽各种办法盘剥压榨百姓，不重视生产，不重视水利。川水地区可浇水的地少，浇水又困难，邻村的常常为浇水你争我抢，吵架打架时常发生。所以，山里人嫌川里人忙，川里人嫌山里人没吃过白面，相互瞧不起。
三伯父宁肯在靠天吃饭的山里过一辈子，也不回川水地区的老家入社，让全家人想不通，理解不了。后来，三伯父在和他山里的邻居们闲聊时，说出了不回川水老家的原因。“干嘛去川里入社?川里要修水渠，要挖沟，把我苦死了啊!山里舒坦，不用浇水挖沟。”的确如此，大伯父到兰州学做裁缝去后，是二伯父和三伯父挑起重担，帮我爷爷支撑起了这个家。家中里里外外的农活，他俩干的多。二伯父没进过学堂，三伯父也仅仅是小学毕业。自小下地干农活，十五六岁时，就分担了一些大人做的农活，田间地头劳作的艰辛，在他俩的手掌、肩膀、脚底板上结的老茧最能说明一切。三伯父选择在山区落户，自有他对他人生的认识与理解。出生于旧社会，并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度过童年的他们，对于新国家，新制度，对于出现在脚下崭新的道路，他们潜意识里循规蹈矩在走祖辈走过的路。
我奶奶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可她早已习惯了川水地区的生活。一双小脚，却不怕劳动，勤劳能干。对不听话的三伯父，天天念叨，天天催我爷爷和我父亲去山里把三伯父叫回来，到川里入社落户。我父亲去了好几次，三伯父铁了心，没有回来。奶奶唯有流泪叹气，二伯见我奶奶不高兴，就经常劝我奶奶：“妈，别发愁，我这辈子不娶媳妇，我不离开你，我养你们。”
“我的好娃，妈高兴呢，你咋能不娶媳妇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哩。”奶奶悄悄擦去眼泪，强装着笑脸说，“老二啊，你再别挑剔，遇上个看中你的丫头，你就答应了，早点把婚结了。”
“妈，我不娶媳妇，我守着你，我能养活你和我阿大。”
“唉，你呀你，你咋这么犟呢?”
倔强的二伯从这时起，就打定主意，不娶媳妇了，他不想让父母看到儿子娶了媳妇变了心。二伯父干活比以前更勤快了，寡言少语，在别人眼里成了一个榆木疙瘩。
夏日艳阳下，湟水河边，光屁股玩水的孩子们沉浸在自己的水泊世界里;田地里，弯腰劳作的父辈们一如既往地在汗水里耕耘着一家人的日子;袅袅炊烟悠闲地从屋顶的烟囱里升起，裹挟着麦秸味和饭香，招唤着家人回家，上长里村人们的日子就这样在平静祥和中翻过了一天又一天。犹如铁犁翻起的泥土，每一天都有新的气息。
1957年夏天，传来了一个让家人悲伤的事：大姑爷被警察抓走了。马步芳兰州兵败时，大姑爷逃回了老家，打算做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可只老老实实在家过了二年多，在旧警察局养成的坏脾气像割了的韭菜，在大姑爷心中生了根，时常发芽，惹事生非。脾气暴，爱出风头，有理没理不认错，强词夺理，不服软不服气，在老家与邻居经常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打伤过邻居，也被邻居打伤过，名声不好。
大姑爷当过旧警察的事不知被谁反映到县里，一天中午，大姑爷午睡时，被四个警察带走了。审查了二十多天，县上没有查到大姑爷的档案，没有俘虏登记，在大姑爷家也没搜出有关物品和证件。大姑爷撒谎说自己是个普通警员，是逃跑回老家的，没上过战场，没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大姑爷写了保证书，就被放回来了。
大姑爷回到家后，左猜右猜，也没弄清楚是谁报告的消息。于是，收敛了脾气，再也不敢昂着头在村里闲逛。
秋收过后，山里的农活没有多少了。一天，大姑爷在家觉着闷得慌，就信步来到村口，坐在路边，遥望远处的南山，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大姑爷心里没底了。
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一颠一颠地开到大姑爷身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年龄大点像是本地人的男子问大姑爷：“老哥啊，麻烦打听个人……”
“老贾，他就是马林海。”一块儿下车的另一个男子大喊一声，将大姑爷摁倒在地，大姑爷惊恐万状：“咋了，咋了嘛，你们是谁?”
“你是马林海?”年龄大点的男子掏出一张照片，看着大姑爷问。
大姑爷点了点头。
“我们是省公安警察，这是逮捕证!”
大姑爷见到盖有红色印章的逮捕证，心里咯噔一下，全明白了。
省里来的这几个警察到大姑爷家搜查了一番，让家人给大姑爷准备了换洗的几件衣服，就把大姑爷押送到了省监狱。接着就是调查审查，1958年春季，被判劳教14年。这次变故，是大姑爷在省城旧警察局供职时的一位同事揭发检举了大姑爷任机要科副科长时所做的一些事。大姑爷服刑12年，1970年减刑回到了老家。文革结束四年后，大姑爷去世了。
马步芳兰州兵败，大姑爷逃回老家时，带走了放在我家的一只手提木箱。箱中有一把手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一点黄金和几十块银元。大姑爷在家养病的那半个多月里，我姑祖母越想越怕，一个深夜，取出手枪和子弹，用布包着，扔进了荒草坡里的暗洞里，把黄金和银元分散埋在了野外。对我姑爷说，为了全家人保命，全扔了。大姑爷长吁短叹了好些日子，没再寻找。大姑爷被人举报抓到县公安局时，公安搜查了大姑爷家，没搜到证物;被同事揭发，搜查时，也没搜查到证物等东西。大姑爷暗自庆幸，姑祖母做得对。经历了这些，大姑爷像换了个人似的，万事谨慎，对家人常说，要与邻为善，与邻为友，与人为善，慎言慎行。
大姑爷服刑期间，几个儿子才十来岁，家里的日子捉襟见肘。姑祖母不敢拿出这些黄金和银元，常来我家诉苦，我父亲送过好几次粮食。
大姑爷去世后，姑祖母一直精神恍惚，那些黄金和银元被姑祖母的表侄哄骗掉了一部分，其余的下落不明，大姑爷的几个儿子一点儿也没得到。
第七章 大姑和大姑父
1958年，中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这一年全国农业大丰收，这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入社后，取得的第一个大丰收。“大跃进”“吃食堂”如火如荼，大办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反而导致这年的农业丰产而不丰收。
秋季，我四姑出生。年底，上长里村建了人民公社食堂，不管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吃饭。开始时，吃饭不限量，吃菜不重样，有干有稀，有菜有汤。很快，美好前景供不起那么多的放开肚皮吃饭，改为按人头限量定量分配，人们的肚皮开始收紧。生产队负责食堂的管理人员偷拿多占，吃食堂的村民想尽办法多吃多拿，紧张的空气逐渐滋生漫延起来。
1958年，大姑二十四岁了。我大姑，是二伯父的妹妹，像我奶奶，高个儿，做事勤快麻利。来我家说亲的快要踏断我家门槛了，可爷爷就是不点头不答应，说二儿子还没娶上媳妇，要换亲，给我二伯父换一个媳妇。
爷爷的二妹妹给大姑说亲来了，说对方男的是个解放军连长，是乐都县人，二十九岁。刚从兰州换防，现在驻扎在民和县享堂地区，驻守享堂大桥。对这桩婚事，全家人都赞同，爷爷也动心了，答应了这门婚事。秋收后，大姑父和大姑结婚了，大姑随大姑父住在享堂。
1962年下半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大姑父所在部队经乌兰县开赴中印边境参战。大姑和一岁的大女儿回到引胜乡婆家居住。
大姑父所在连队在中印边界打了几仗，在第一次战斗中，大姑父和几个排长到前线侦察敌情。就在大姑父举着望远镜观察时，警卫员发现右边山坡阵地上一名印度兵举枪在瞄准他们，警卫员喊了一声：“有敌人!”转身扑在大姑父身上，敌人的枪响了，正中警卫员后背，血染红了警卫员的后背，当场牺牲!几个排长在警卫员中枪的同时，端起枪，向敌人齐射，敌人中弹滚下了山坡。警卫员是连队牺牲的第一名烈士，他用生命救了连长——我大姑父。大姑父悲痛欲绝，带领全连，插入敌后十里，摧毁敌人一个炮兵阵地，毙伤敌人九人，抢占有利地形，截断印军一个营的退路，打退敌人数次进攻，为部队赢得时间，全歼敌人。
西山口战斗打响后，大姑父的连队担任尖刀连，从左翼猛打猛冲，深入敌军后方，炸断敌军撤退必经的一座桥，俘虏守军一百多人。当那些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举着双手从地堡里钻出来时，看到年轻的解放军娃娃兵时，一脸的不解，满脸的敬畏。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仅用了32天，痛打了敌人，震慑了敌人，收到了预期效果，结束了战争。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震惊了世界。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一次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中国人民为守卫疆土，具有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勇气和能力!
战事结束，回到亨堂后，大姑父与指导员等商议，在连队营房旁边的空地为在这次中印边境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建起了墓地。十一个小小的墓穴中安放的是烈士的遗物，十一个墓碑上镌刻着烈士的英名。连队荣誉册上，永远记下了解放后为国捐躯的十一名英烈。
我大姑的婚事，是我们家最荣耀和最惋惜的一件事。
荣耀，是因为自从有了当连长的大姑父，我家有了困难，大姑父一直在经济上帮助我家。
1962年，我父母亲结婚，没钱操办婚事，大姑父答应借钱给我爷爷。
大姑父带连队赶往中印边境参战时，写信给我爷爷，说在连部留了120元钱，让我父亲去取。父亲在高庙镇坐了火车到达民和县，又步行了半天时间，按信上的地址向当地人打听，晚上才到大姑父连部驻地。部队上了中印边境前线，只留下司务长和一个班的士兵留守营房。司务长他们热情招待我父亲吃饭，晚上住在了营房。第二天，父亲带着大姑父留下的钱和一包砖茶回家了。
父亲用这120钱，把我母亲娶回了家。
1960年下半年至1966年搞“四清运动”时，大姑父被任命为四清二组组长，派到民和县一个乡去搞“四清”。
大姑父拿出军队作风，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秉公办理。不讲私情，不留面子。很快查出了一些问题，惩处了一些干部。百姓拍手叫好，一些被惩处的干部对大姑父怀恨在心。工作组的几位同事，私下劝大姑父网开一面，留点余地。大姑父严厉拒绝：“不能搞腐败，坑害百姓，绝不轻饶!”
1964年冬季的一个下午，大姑父在一个村召开“四清运动”大会。在主席台上讲话的大姑父，突然口吐鲜血，晕倒在台上。当时，农村交通不便，附近没有医院，转到县医院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一路上，大姑父一直昏迷不醒，到县医院没来得及抢救，就无声无息地去世了。
消息传到我家，奶奶哭晕过去了好几回。隔了几天，大姑父连队派一个班战士护送大姑父的遗体回乐都引胜乡，到乐都时，让我父亲同去引胜乡。在去引胜乡的路口，一名干部让我父亲上了装大姑父灵柩的军车看看大姑父的遗容。棺材盖板慢慢移开，大姑父穿一身军装，身盖一面军旗，脸色青黑，像是睡着了。
大姑父下葬了，他的战友们立好碑，排好队，朝天鸣了三枪。大姑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哭泣不止，劝也劝不住。
因条件所限，大姑父死因没有查出来，以因公殉职对待。死因一说是脑出血，一说是被人下毒暗害。
大姑母和两个孩子从此离开部队，在大姑父老家居住。过了三年，与一名退伍军人结婚。
亲戚朋友都说，大姑父如果不出事，会有一个好前途，当团长，当县长都有可能。这就是大姑母婚事的惋惜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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