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1984年正月初四早餐，我家吃的还是包谷稀饭。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解解春节四天的油水。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做出这种“营养搭配”决定的，自然是母亲。
母亲厨艺不错。即使烂红苕，经过一番处理后，和苕渣、干苕藤等一起磨碎，蒸出来的苕渣粑粑，也少了那股烂味儿，吃起来很爽口。
但是，这样的“美味”，在度春荒的时候，还不一定天天有保障。有一次断粮后，全家人就连续吃了几天的胡豆叶，又苦又涩且没多少油水的胡豆叶，虽然吃得酸水顺着嘴角流，还是忍不住往嘴里送。看着我们的狼狈样子，母亲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一切，不是母亲不勤劳，不是母亲不会谋划，皆因我家属于“倒找户”。外婆寄居我家，子女多只是一种表象。根本的贫困原因，是母亲考虑到大哥二哥即将成人，于1969年白手起家，建起了三间大瓦房，拉下了不少欠债。
外婆姓夏，是大宁厂观音阁任家的媳妇儿。民国二十四年，外公任成贵挑着货郎担外出谋生，惨死在陕西。断了生活来源的外婆，只好带着两岁多的母亲逃离大宁厂，到乡下帮人洗衣、煮饭、做针线活，艰难度日。有时走上一天，也难讨到一口饭吃，几天吃不上一口饭，对外婆来说也是常事。后辗转奉节、宜昌等地，和丧偶的张家外公张昌槐组建了新家庭，落户双龙。
解放初期，母亲在双龙乡太平村参加农会并任村长，后作为农村积极分子参加巫山征粮队，1958年大炼钢铁时，从城关镇迁居农村老家。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8岁的亲生儿子和张家外公先后饿死，户口迁移到我的老家一时难以到位，按照当时的农村习俗，外婆就成了“五保”对象。
1968年，父母商量后将外婆接到了我的老家。不到十平方米的土木房屋，从此容纳了6个人平常的饮食起居，尤其是春节期间，父亲探亲回家更显拥护。没有钱购买亮瓦，靠南的小木窗又被庭院公用磨房遮挡，屋里黑咕隆咚的，几乎没有光亮，煮饭时，时常是满屋浓烟。
面对贫困的物质生活，外婆没有丝毫怨言，反倒积极支持母亲筹建房屋。还欠着集体的口粮款，没有一分积蓄，没有一粒余粮，母亲用节省储备下来的几百斤粮票，换回了包谷和面条，还有一大堆红苕，作好了建房准备。尽管没有肉吃，没有酒喝，加餐更是青菜和红苕。1969年8月24日（农历已酉年七月十二），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还是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为我家建房出力流汗。
1985年正月初四早餐，我们告别了玉米稀饭；1990年正月初四早餐，我们告别了玉米干饭，开始吃上了“蓑衣饭”“黄金饭”；1993年正月初四早餐，我们吃上大米饭。
尽管生活十分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参加集体劳动的母亲，甚至来不及为我们储备一点冷水，但始终教育我们清清白白做人，不偷盗集体和他人劳动成果。我们十分听话，从来没让母亲难堪过。
母亲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丰足的食品，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食粮，却弥漫着阵阵清香，让我们永生难忘！
主 编：刘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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