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1984年正月初四早餐,我家吃的还是包谷稀饭。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解解春节四天的油水。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做出这种“营养搭配”决定的,自然是母亲。
母亲厨艺不错。即使烂红苕,经过一番处理后,和苕渣、干苕藤等一起磨碎,蒸出来的苕渣粑粑,也少了那股烂味儿,吃起来很爽口。
但是,这样的“美味”,在度春荒的时候,还不一定天天有保障。有一次断粮后,全家人就连续吃了几天的胡豆叶,又苦又涩且没多少油水的胡豆叶,虽然吃得酸水顺着嘴角流,还是忍不住往嘴里送。看着我们的狼狈样子,母亲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一切,不是母亲不勤劳,不是母亲不会谋划,皆因我家属于“倒找户”。外婆寄居我家,子女多只是一种表象。根本的贫困原因,是母亲考虑到大哥二哥即将成人,于1969年白手起家,建起了三间大瓦房,拉下了不少欠债。
外婆姓夏,是大宁厂观音阁任家的媳妇儿。民国二十四年,外公任成贵挑着货郎担外出谋生,惨死在陕西。断了生活来源的外婆,只好带着两岁多的母亲逃离大宁厂,到乡下帮人洗衣、煮饭、做针线活,艰难度日。有时走上一天,也难讨到一口饭吃,几天吃不上一口饭,对外婆来说也是常事。后辗转奉节、宜昌等地,和丧偶的张家外公张昌槐组建了新家庭,落户双龙。
解放初期,母亲在双龙乡太平村参加农会并任村长,后作为农村积极分子参加巫山征粮队,1958年大炼钢铁时,从城关镇迁居农村老家。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8岁的亲生儿子和张家外公先后饿死,户口迁移到我的老家一时难以到位,按照当时的农村习俗,外婆就成了“五保”对象。
1968年,父母商量后将外婆接到了我的老家。不到十平方米的土木房屋,从此容纳了6个人平常的饮食起居,尤其是春节期间,父亲探亲回家更显拥护。没有钱购买亮瓦,靠南的小木窗又被庭院公用磨房遮挡,屋里黑咕隆咚的,几乎没有光亮,煮饭时,时常是满屋浓烟。
面对贫困的物质生活,外婆没有丝毫怨言,反倒积极支持母亲筹建房屋。还欠着集体的口粮款,没有一分积蓄,没有一粒余粮,母亲用节省储备下来的几百斤粮票,换回了包谷和面条,还有一大堆红苕,作好了建房准备。尽管没有肉吃,没有酒喝,加餐更是青菜和红苕。1969年8月24日(农历已酉年七月十二),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还是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为我家建房出力流汗。
1985年正月初四早餐,我们告别了玉米稀饭;1990年正月初四早餐,我们告别了玉米干饭,开始吃上了“蓑衣饭”“黄金饭”;1993年正月初四早餐,我们吃上大米饭。
尽管生活十分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参加集体劳动的母亲,甚至来不及为我们储备一点冷水,但始终教育我们清清白白做人,不偷盗集体和他人劳动成果。我们十分听话,从来没让母亲难堪过。
母亲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丰足的食品,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食粮,却弥漫着阵阵清香,让我们永生难忘!
主 编:刘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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