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云岫寺：重要的历史见证—乾隆寺碑

寻山何处好?

云岫独栖云。

这两句诗，摘自于武康乡贤骆文盛咏诗《秋日游云岫寺》，骆先生是明代嘉靖十七年进士，编有《两溪集》。此诗说的是武康云岫山，风光秀丽，胜景如画。一座寺院坐落其间，取名“云岫寺”，寺因山而得名，山因寺而灵动。自南宋建寺以来，历时八百多年，历史久远，惜其倍受沧桑苦难，间有毁立，寺院沿革失于记载，史脉荒陌。从目前掌握的所有历史资料看，唯有寺内尚保存的乾隆年间刻立的“云岫寺记碑”（下称“乾隆寺碑”），已成为唯一能够载述寺史的最好见证。

作为省级文保单位的云岫寺，目前“云岫寺记碑”被列藏于云岫寺内第二层阶楼的花木之中，该碑为青石石质。高97厘米，宽50厘米。碑上部阴刻“云岫寺记碑”五字篆书,正文为竖行楷书,共21行，667字,字径1.8厘米。碑文内容记述云岫寺简明历史、寺院资产及朝廷对寺庙的管理事项。碑石由当年住持释道明与徒孙定福一起，在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时刻立。

这块“乾隆碑”的存在，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名不见经传的云岫寺提供了很好的历史佐证，更能让我们透过它，看到一座寺院所经历的历史风云。因此，我们从这一块“乾隆寺碑”中，可以领悟到以下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它是一部简明寺志，记载相对完整，这与府志、县志上的零星记载，已不可同日而语。据本人初步对各年代的湖州府志及武康县志浏览了解，历史上志籍留存下来的信息量少之又少。清代以前，除了嘉泰《吴兴志》有“云岫禅院在县东七里石井山淳熙八年建”十七字表述外，所有府志、县志均无记载。而清代时的府志与县志，均按康熙《武康县志》的表达方式录载，信息量也极其有限。而唯有云岫寺自立的“乾隆寺碑”，才让我们获得更多历史文化信息。

二、“乾隆寺碑”称得上是一块比较罕见的寺院记事古碑遗存，是云岫寺的“镇寺之宝”。据了解，德清县内的寺院基本没有同类能与之比肩的如此详尽记载寺院重大历史事件的刻碑，无论是高峰寺、觉海寺、还是永宁寺等古寺，均没有这样的古碑遗存，湖州市内也很少存在。古碑遗存标志着寺院历代住持良好的护寺责任，也能说明寺院历代住持中，出现过一位远见卓识、对寺院历史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值得为后人敬重的贤者。

三、“乾隆寺碑”是政府参与寺院建设与人事管理的极好见证。一座寺院的发展，关键还是要仰仗于当地政府的重视，帮助维护与扩展，有序监督治理，使其纾困解难，健康运行，佛事盛举。乾隆年间官方对云岫寺的一次全面整顿，“乾隆寺碑”上予以详情记载。当年武康县衙根据朝廷对寺院的整顿旨意，对武康云岫寺进行建筑规模修葺以及内部管理整饬，经过朝廷派遣官方管理佛教事务机构“僧会司”实地通过验收后，当地县衙部门因此受到“纪录六次、记大功一次”嘉奖。自此后，云岫寺焕然一新，寺院在新住持的管理下，恢复了正常的佛事秩序。

阅读这块“乾隆寺碑”的文字，让我们获悉关于云岫寺的很多历史文化信息，承前嗣后，载文永传。这些信息没有在府志与县志中得到完整反映，而在这碑上，得到了相对比较详尽的记述，主要集中有以下方面：

明确开寺纪年：宋淳熙八年，也即是南宋宋孝宗赵昚时代，公元1181年。寺史渺远，刻碑铭记。

列举对寺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创始人音禅师，元僧文粹，明僧元宗，行僧普照容，万历昆山进士顾锡畴，乾隆德清知县刘守成等诸位。

举证寺院厄运遭遇：明洪武二十四年，寺院并入龙山寺。明永乐元年，因采石无度而致寺院几近残废。清初期到乾隆年间，住持不务正业，寺内戒律松弛，寺宇坍颓。

全面厘清寺院资产：按其田亩数量及座落位置厘清，入帐管理。寺产的清理对于杜绝资产流失非常重要，也是出租收租、界定资产所有权的重要依据。

笔者以为，云岫寺“乾隆寺碑”未致遗失和毁坏，除了清末民国时期，特别是上世纪文革时期，寺院住持克奉厥绪，力护寺碑外，原因复杂，主要是得益于寺地僻远，交通阻塞诸原因。另外，未见战事及政治事件冲荡也是缘由之一。

在同治《湖州府志》中，万历武康知县所立的云岫护山禁采的“石荡文碑”见传，而“乾隆寺碑”不见传，可见云岫寺历史文化地位的影响力不足以引起历史学者的关注。从另一个角度看，“乾隆寺碑”没有遭劫，也可能缘于寺院历史上亦少有名僧，导致寺名不扬，寺院常年香火不盛而寺僧未擅长文化社交活动诸因素，寺碑自然也就没有了遭劫的社会风险。

今天，我站在云岫寺“乾隆寺碑”面前，四周非常安静，听见风吹过草木发出唰唰的声音，仿佛感觉那位乾隆年间的立碑人从寺院的神秘高处随级而下，然后席地而坐，在我面前，他有着侃侃而谈的倾诉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