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逆光里的父亲

九年以前的五月六日，这是一个没有光的日子，瘦骨嶙峋的父亲躺在棺板上，告别众亲人，魂飞远游。我不信神，但此刻，我开始怀疑唯物论，关于神灵的传说在我脑际瞬间纷纷复活起来，我多么希望这位老人能够升到天堂，与我的母亲重新回到一起，开始想象中的宁静生活。

我的记忆里，一直留着逆光中的父亲印象，他似铜像一般，保持严厉的教师职业神色，惊叹时光这位艺术家，在提炼与浇铸的表情重塑中，注重细腻刻划，从此永不改变。父亲生我时，已是不惑之年，当我认知这世界，同样也就对父亲的认知成为自己的第一印象。父亲总是面部精神紧绷，眉宇锁起，在他的脸上写着中国百年的诡奇历史，脸部呈现出岁月打磨的包浆所折射的光，它让我看得见上世纪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影像，看得见这个时代特有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映照，也同时，照耀出中国最为传统的爱国情怀、君臣思想与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九年前的五月六日，夜是一只黑色的猱，用它的长臂抢走了我的父亲，又把大批往事开始装进一只很大的空舱里，塞得满满的，然后就像马斯克发射星舰火箭一样，向天空远处呼啸而去。

父亲出生在公元一九二0年八月十五日的海宁长安郊区的万家渡村，这一年度时空很不寻常，注定了我父亲人生充满诡异的风云，一生不安，受尽困苦。从时间看，这一年恰好发生了三件大事，注定我父亲被无端卷入到不寻常的文化大变革时代。

第一件事是1920年1月2日，民国政府废除文言文，中国开始全面进入到一个白话文阶段，同样，国语教育也正式接纳西方文化的内容。它似乎冥冥之中，我父亲以后选择教师职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二件事是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成立，“国际联盟组织”是联合国组织的前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也是对指导未来中国文明发展趋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父亲职业生涯的品质。第三件事是1920年11月23日，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他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书影响我父亲整整一生，所谓国运、家运以及个人的命运皆系于国家政治之上。

我父亲出生的空间位置是在浙江海宁长安镇，长安镇东南向约三里地，一个名叫万家渡的小村，小村临着上塘河，可以直南通往硖石，经常有小货轮在这条河道里来往，当年贫穷的村庄沿河散落着大小不等的茅屋村舍。当年海宁也处于行政变革时期，二十世纪初的海宁行政域辖，还刚刚将海宁州改为浙江省直辖的海宁县，行政区名的改换，也直接奠定了这一地域的战略地位重要性。此地交通位置极好，硖石镇为浙北最大的陆路交通枢纽，长安镇又是自古以来南来北往的水陆要冲，长安火车站建于二十世纪初，给这一方圆百里之地成为交通中心幅射之地。交通优势很强，时代发展的鸣笛在奏响，但父亲那时代的生活处于饿殍遍野、饥寒交迫的贫穷绝境之中。

晚清时期的朝廷腐败，不理国事，百姓民不聊生，灾荒与穷困让曾祖辈从桐乡高桥那边举家迁徒转至海宁长安，离开大家族独自开辟生活。爷爷辈便一直生活在长安万家渡村，给人家做工帮佣，艰难度日，父亲就在那里渡过了他苦难的童年，父亲每每回忆，总是忍气吞声，把心里苦难倾诉出来，又活活咽下。我们几乎每天竖起耳朵，听到那些深渊般苦难的细节，想象这祖辈的苦难像北极里的冰雪厚重，联通着远古的荒凉，连成一片忍饥挨饿的人类历史，它自三王五帝开始，一直绵延，至终抵达民国时期，再绵延到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之近。

逆光里的父亲总是唉声叹气，家里穷，家徒四壁，家里尽可能让孩子读书，但因为付不起学费，父亲读了二年半就再也没法读下去了。十二岁那年，父亲给村里富人家去赶鸭，整天风吹日晒，仅有一点可怜的糊口粮食，连吃饱都谈不上。1934年，父亲十四岁，极度贫穷的生活现状让父亲心情不安，他开始学着同村里的人爬火车去外地打工。有一次，他和同村的人去了上海，通过介绍进了一家“美氏内衣公司”的制衣厂当学徒，父亲在这家内衣厂拜了师傅，主要学习裁剪、缝纫与熨烫，三年的艰苦学徒生活，学会了一整套做衣的程序，技术也趋于娴熟。父亲学徒“出山”，正准备成为师傅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酬时，抗日战争爆发了，父亲的生活开始动荡。日军在上海狂轰乱炸，一家好好的内衣厂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工厂被迫解散，父亲失业了。

失业的父亲只能颠沛流离，他回到长安，再找合适的职业解决温饱，找来找去找不到，做一些小生意也处处亏本，后来去崇福贩卖甘蔗做了一段时间，还是只能勉强度日。直到抗战胜利后，有朋友介绍他去外村某地国语小学教书，所谓“穷不习武，富不教书”，当年教书这生计，也是困苦不堪，收入微薄。但尽管如此，父亲为了一份稳定的生活收入，还是选择了这一职业，虽然自己读书不多，但在上海内衣厂学徒期间，也学了一段时间的夜校，文化得到了适当补习，担任小学教书还是可以凑和凑和。所以，父亲也只能硬着头皮踏入这一新的职业生涯，去桐乡与德清交界处的蔡界村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学，慢慢适应了这一生活，稳定了一份收入。

1949年新政府接管之后，学校纳入了新政府的管理，所有教师都需要重新接受职业培训，由政府统一分配安排。父亲出身贫寒，按当年的选拔学校骨干的基本原则便是“出身贫寒，根正苗红”，我父亲便作为培养对象而进入嘉兴某校干部培训中心，数月培训之后便由政府统一安排去后皋乡草荡里的乡校里任教。乡校是一座破败的庙宇，教室与生活住宅都在一座古庙里，生活非常艰苦。正是这段时间，父亲成了家，我的母亲虽然出身富家，但因接受到新思想，成为一名教师之后，早早离开了家，也甘愿平淡生活，当年在栎林乡校里工作。因工作之缘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工作信念，忍受着非常辛苦的生活环境。因为家居设在新市，两人学校又不在一地，常常隔数天或一星期才能回新市一次。父亲在后皋乡草荡里工作期间，生下四个子女，三女一男。收入少，子女多，商品物质非常匮乏条件下，家庭生活一下子跌入最低谷。

我的父母虽然都是教员，但当年工资微薄，稍不控制就会入不敷出。由于父亲不久从草荡里乡校，调换到新联郭门乡校工作，母亲也调入新市二完小工作，工作强度高，劳动时间特别长，家里又是四个孩子的生活压力，再加上母亲身孕频仍，几乎年年有孕，长期缺少休息及身体补养，这些内外原因的综合，拖累了母亲身体，得了肾炎，限于当年医疗条件与资源的严重匮乏，肾炎随即就恶化为尿毒症，十年之后的1968年，母亲便与世长辞。当年的父亲还仅仅是四十九岁，厄运连连，命运卡住他的脖子，让人喘着气也得独自挑起四个孩子的家庭重担。

事隔那么久，我还是继续观察着记忆逆光里的父亲，慢慢也能够理解当年父亲令人不解的乖戾性格，理解他内外不一的形象怪异了。可以说，我父亲的当年职业形象非常好，社会对他的为人为事也非常赞美，但他的家庭亲情形象非常糟糕，以至孩子们非常抗拒与厌恶，形成严重的感情隔膜，这内外形象的严重扭曲让人不可思议。

在当年社会政治环境与个人生活环境双重“缺氧”的情况下，逼迫一位厚道之人转向心理精神层面的无奈与无比压抑。我记忆中的父亲，扭曲了他本该具备的职业形象，在家人眼里成为一个简单火爆、粗暴烦乱脾气的人。当父亲自己缺乏亲情关怀之爱时，四个孩子也同样缺乏关心与呵护，家庭气氛天天充满怨恨与积怒，孩子心情始终充满紧张与卑下的愤恨情绪，父亲几乎放弃了对孩子细腻耐心的家庭教育修养，长期不良情感发泄与家庭暴力，口无遮拦的谩骂，造成了对四个孩子的心理因素健康成长的负面影响。

人的命运主要还是受客观世界的影响，父亲也同样。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四个小孩也长大了，等到孩子们走上工作岗位，父亲也退休在家，他一个人住在新市桃园新村的一间小屋里，自己独立生活，不喜欢与亲人来往，连子女的来往也觉得多余。至耄耋之年时，子女经常去看望他，他也不愿让子女在家中相陪久坐，三言两语就送客出门了，父亲一直没改变桀骜的个性，没改变个人独处自由生活的习性，不习惯与他人坦诚神谈，更不习惯对朋友亲人邀宴聚叙。

2014年的5月6日，父亲以九十二岁高龄与世长辞。子女们围坐在他的身边为它守灵送行。夜色很黑，看不清任何事物，直到进入火葬场的炉前，当烧尸工将父亲的遗体推入炉体内，巨大的火苗很快吞噬着父亲，父亲在里面黯然忍受着这一切，看到这一场景，我们的心像撕裂一样的痛。将临辞别的父亲在这巨大的火焰里难道真的一点不痛吗？我想肯定不会，只是他强大的意志以及生活坚强战斗力使然，让他坚忍，在复杂纷繁的痛苦生活环境中处之淡然。

这火葬炉里巨大的火焰，最终化成为我记忆的强烈逆光，父亲刚毅的脸还是那样一种职业严肃，始终笑不出来。

那一年，我在与父亲辞别的日子里，写下一首诗《五月六日没有光》，以示祭怀：

五月六日，没有光，
所有人失去知觉。
父亲用简单方式，
切断了我和他之间的联系。
当天大雨滂沱，
雨水冲进我的眼，
让我漂在水流中，他不承认。
黑夜掩住我和他
最后的一次简单告别，
他不承认。
这次真的走了，
我听见他暴躁的声线，
穿过一条林深风急的长长峡谷，
在峻峭如削往年的岁月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