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作者：Steven Bernstein，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治理和制度、环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政策研究等；Richard Ned Lebow，现为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主要关注战争研究、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安全研究；Janice Gross Stein，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东研究、谈判理论、外交政策决策和国际冲突管理；Steven Weber，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分校教授，主要关注国际政治、国际商业和信息经济、网络安全、行为经济学等。
编译：张鸿儒（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英语与国际政治专业）
来源：Bernstein, S., Lebow, R. N., Stein, J. G., & Weber, S. (2000). God gave physics the easy problems: Adapting social science to an unpredictable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1), 43-76.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2年第1期，总第40期。
导读
本文于2000年发表于《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JIR）》第6卷第1期，发表之后引起了跨学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篇偏向于方法论研究的文章，本文作者主要提出了以下两个观点：1.人类社会是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的预测，不应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基础之上。用普适性的法则来预测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2.情景分析是对国际关系进行预测的更好方法。这一方法通过构建出不同的情景，将预先存在的“确定性”与关键“不确定性”融入包含特定指标和驱动力的情节线中，实时追踪未来的进展，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
在“破”上，本文无疑是一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本文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方法提出了挑战，点明社会科学研究中“演绎逻辑、可证伪假设和大样本检验”方法的基础是牛顿式经典物理学，忽视了物理现象与社会现象间的本质差别。通过阐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即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本文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困惑，如：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为何未能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为何未能预测到次贷危机的爆发？同时，本文也推动了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思考，与温特在《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社会科学以经典物理世界观为基础是错误的”“物理的因果封闭性几乎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被普遍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被还原至物理学，在不丧失解释内容的同时用物理学法则代替社会科学的规律”等观点形成呼应[1]。
但在“立”上，本文提出的“前向推理路径（即情景构建方法）”似乎存在着一些争议。《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JIR）》2021年第1期发表了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an unpredictable world: still avoiding the difficult problems? ，对本文提出的主张进行了评估。在对本文发表后20多年来的国际关系预测相关文章进行分析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发现：直到今天，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具体形势的预测（predictions for concrete situations）依然很少，泛化的预测（predictive generalizations）依然占据主流[2]。本文的第一作者Steven Bernstein在2019年也表示，更多的人接受本文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主流趋势的批评，而非本文提出的前向推理方法[3]。对此，有两个可能的解释：首先，本文并未给出按照七个步骤进行前向推理的案例实操说明，进而他人可能没有完全消化吸收；其次，在预测时，进行诸多具体情景的构建要远比沿用统一法则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人们在对国际关系进行预测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历史类比或根据“法则”进行推理等捷径（shortcuts）。
摘要
由于概念和经验上的原因，对预测性理论的追求停留在物理现象和社会现象间的错误类比之上。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相较于物理学，演化生物学是一个更有效的类比。本文从“软”和“硬”两个版本探讨了将演化生物学与社会现象进行类比的价值，以及上述类比对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的影响。本文发现，“向后看”试图发展出演绎性、法则性的理论存在着问题。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建设性回应，本文提出：在当地知识和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应对国际关系进行“向前追踪”。
编译
许多推动社会科学行为革命的学者是来自欧洲的逃难者，他们尝试利用社会科学的工具来分析战争、偏见、内乱和贫困的原因。他们对理论本身并不怎么感兴趣，而主要是对理论可能提供的分析和解决世界问题的能力感兴趣。他们的这一愿景如今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站在21世纪的有利位置，可以发现，驱动行为革命奠基人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价值承诺并未能传承下来。对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而言，“科学手段”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目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研究者选择研究问题是出于问题的可解决性，而非其重要性。他们根据逻辑的优雅程度而不是实际的证据来评估解决方案。同时在另一个极端，对政策问题的研究往往会和对理论的研究隔离开来进行。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会哀叹理论与证据、逻辑与数据的分离，尤其是理论与政策的分离所带来的在解决政治世界中实际问题上的相对失败。
在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有一个深深的讽刺。最近几代的学者将政策与理论分开，相信这将提高他们研究的“科学”质量。但是，五十年来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所做的大量努力，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有用的、高信度的结果。即使是那些最有力的概括或规律，例如“相邻国家之间更有可能发生战争”“弱国更不可能攻击强国”，也会经常面临着例外情况。本文建议，如果理论要更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就应该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理论的性质、目标和评判标准。
本文首先从概念和经验两个层面证明了我们的悲观主义，并认为对预测性理论的追求是建立在物理和社会现象间的错误类比之上。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演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是一个更有效的类比。本文探讨了演化生物学与社会现象间类比的"硬"和"软 "两个版本的价值，并研究了两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的影响。本文提出在地方知识和整体知识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进行“向前”追踪，而非试图“向后看”建立演绎性（deductive）和法则性（nomothetic）的理论。随后，本文将这一策略用于对国际关系中新出现趋势的研究。
本文并不意图诋毁社会科学的“现代”概念。相反，本文呼吁人们面对演绎逻辑、可证伪假设和对狭义命题的大样本统计"检验"的吸引时，持有建设性的谦逊。本文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替代方案，作为对“科学的”理论检验的补充。
牛顿物理学：一个误导的模型
人们可以利用物理和化学定律做出两种预测。一种预测具有合理的确定性，例如对个别行星运行轨迹的预测，这类预测需要考虑的变量较少，且能够精确衡量。而另一种预测，例如在台球桌上能否将球击入洞中，虽然存在确定性的规律，但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本质上是不可知的。
科学中的大多数预测都是概率性的，点预测（point prediction）之所以显得可能，只是因为有大量单位参与互动。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不可能给相关变量分配衡量标准。例如，极性、相对实力和权力平衡这三个概念是最为广泛使用的自变量，但并不存在公认的定义或衡量标准。如果在定义和测量上没有共识，那么几乎每一个主张或假设都会有太多的回旋余地，无法用证据进行决定性的"检验"。所谓的因变量也是如此。对威慑结果的定义和评估，以及对于民主治理的标准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特定国家的应用，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争论。对少数案例在编码上的差异， 也会对威慑理论或民主和平论的检验产生重大影响。对术语及其衡量标准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源自知识界的无政府状态或马虎（sloppiness）。但从根本上讲，相关概念本身就具有随意性。
物理学中的关键术语，如质量、温度和速度，是指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物理宇宙的各个方面。然而，它们被嵌入到演绎性理论之中，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验证。包含这些术语的论点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们的真值（truth value）可以被评估。而社会科学理论大多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相关概念无法锚定（anchor）到可观察的现象。社会科学理论的相关术语（如理性行为者、权力平衡）大多描述的不是现实，而是现实中不存在的行为者和背景。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必然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了在某些情况下的不同预测，而这些结果最终可能会带来差异很大的未来。
如果定义、测量和编码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依然很难构建足够多的可比较案例样本来进行统计分析。在分析战争原因时，人们几乎普遍接受：时间的变化和假定原因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使得产生一般性理论的可能性特别低。多重因果关系和等效性（equifinality）也会使简单的统计比较产生误导性的偏差。
再次以战争为例。与化学反应和核反应类似，战争的爆发有基本（underlying）原因和直接（immediate）原因。即使所有的基本条件都具备，也通常需要一个催化剂来开始相关进程。连锁反应是由原子核的衰变所引发的。原子核衰变释放出的一些中子撞击其他原子核，促使它们裂变并释放出更多的中子，而释放出的中子又会撞击更多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可以计算在给定的压力下，需要多少公斤的铀235或钚可以产生连锁反应。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达到了"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连锁反应就会发生。这是因为存在着数万亿个原子，在任何特定时刻，都有足够的原子衰变以提供启动连锁反应所需的中子。在一个足够大的样本中，催化剂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
战争涉及的行为者则相对较少。与核衰变不同，战争的催化剂可能不是各行为的内在属性。催化剂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它们相对于基本原因可能是随机分布的，因此很难预测何时或是否会出现一个合适的催化剂。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条件发生了变 化，一方或多方使用武力的基本动机减少，那么本来会引发战争的催化剂就不会再发挥相应作用。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之间不确定、不断变化的关系使得“点预测”变得非常困难。因此，界定出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范围，或者构建出一个有代表性的战争样本也就不太可能了。
统计推断需要对案例的独立状态有所了解，但在实际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很难获得案例的独立状态。分子不会从经验中学习，但人们会（或认为自己会）从经验中学习。案例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决策者的头脑中，这使得我们很难可靠地获取相关信息。期望和行为受到自身及他人经验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冷战大部分时间中推行的威慑战略是对绥靖主义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种回应。而二战前的绥靖政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威慑政策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种回应。无论是对绥靖政策还是威慑政策的解释，都无法脱离政策制定的背景，而背景归根结底是一系列的精神建构（mental construct）。
人与所处环境间的关系并不像无生命物体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中行为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不是固定的，类似法则的关系（假使其存在）无法解释最有趣的社会结果。最有趣的社会结果往往产生自某一行为体最有动机去学习并调整自身行为。任何规律都是"软"的，它们往往是嵌入历史的过程的结果，有着短暂的半衰期（half-life）。
在上述概念和经验上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目的差异。波义耳定律（Boyle’s Law）、半衰期或任何其他基于概率的科学原理，都没有探讨诸如分子等单个单位的行为。但社会科学最终渴望，或者说应该渴望，提供对实际世界问题的洞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单个案例的动态和结果经常比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规律都更重要。
克服对物理学的嫉妒
在经典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中，演绎-法则模型所基于的因果关系概念，要求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经验具有不变性（invariance）。这类模型的标准形式是：给定A、B和C，如果X则（非）Y。上述不变性只存在于封闭系统。开放系统会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其结构和因果机制会随之演变。一个开放系统在T时的运作规则，可能在T+1或T+2时会发生变化。
在实际意义上，所有社会系统（以及许多物理和生物系统）都是开放的。经验上的不变性在开放系统中并不存在，而看似概率上的不变性可能在因果上是不相关的。正如物理学家所承认的那样，在开放系统尤其是非线性系统中进行预测是非常困难、往往不可能的。
说社会科学家可以"预测"过去历史中变量值的风险在于，这些变量的值已经为我们所知，因此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出预测。相反，我们正试图说服彼此相信这样一种逻辑：将一种理论主张与源自该理论对变量值的期望联系起来。只要我们在理论主张有效的范围内设定变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将来进行“理论检验”或“评估”，在逻辑上都没有区别。
演化生物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演化是生物变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前者又是随机遗传变异和交配的结果，后者则取决于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的性质和种类以及围绕生态位的竞争。生物学家认识到，演化的所有主要原因都是随机的，即使不是，各种原因也在以复杂的、非线性的方式相互作用。演化的主要原因都独立于任何演化理论之外，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
对演化的研究有科学的视角（“硬”的版本）与启发式的视角（“软”的版本）。科学路径的研究更倾向于解释而非预测，例如达尔文及其后继者就提出了一个过程理论（theory of process）来理解过去。这一理论及其外延（extension）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公认标准：它们由具有明确术语和领域的一系列关联命题组成，在经验上可以证伪。达尔文的理论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进展之一，对所谓“预测是科学理论的主要乃至唯一的目标和检验方式”的主张构成了挑战。
启发式路径的研究包含意图影响我们对自身及所处环境思考的叙事（narrative）。 “达尔文革命”重塑了人们对物种“独特性”、对人与其他生命形式间关系的认识，并通过提供神创论的替代性解释而加速了世俗化趋势。例如，对于近期“非洲是智人的发源地，'露西’是人类共同祖先”的研究，科学家和记者都不吝笔墨。这与19世纪演化论被用来为战争、帝国主义以及西方种族优越性进行辩护形成了鲜明对比。
演化生物学的启发式形式和国际关系可以很好地对应起来。源自过去（当然是较近的过去）的经验教训存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叙事之中，会影响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学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引用历史或作为行动的总体指南（如现实主义、威慑、备战的危险或好处），或为特定外交政策辩护。
对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与演化生物学最为契合。出于相似的原因，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有效预测事件、趋势或系统的变革。但它可以像达尔文的理论一样，尝试发展出过程理论以解释过去。从事上述工作的学者可以使用文件和对政策制定者的采访，对竞争性的理论进行定性或定量上的评估。以理论为起点，他们还可以在有充足背景证据的条件下重新构建革命、战争、和解等国际现象的起源。
然而，国际关系至少在一个主要方面与生物学有所不同。一个有效的演化理论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长时间以来）相关行为体对这一理论都一无所知。直到距离现在非常近的一段时间里，才出现了人类。人类投入大量资源以理解其所处的环境，这种理解使他们对生物的演化进行了重要的干预。
人类对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干预则更为引人注目。一般来说，人们越是认为自己了解所处的环境，就越是试图操纵环境，使之对自己有利。这种行为可以相对迅速地改变环境和看似支配环境的规则，但也可能会对所有相关人员造成损害。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亚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短期国际贷款。当短期资金的管理者开始对泰国和韩国的经济失去信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两国政府施压，要求提高利率以维持汇率，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这种策略在过去经常奏效，然而越多的亚洲政府试图保护本国货币，就越是会引起恐慌。于是，资金管理人在当地货币崩溃前匆忙撤出他们的资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敦促下，俄罗斯、南非和巴西政府随后也采取了同样的经济政策，产生了类似的灾难性后果。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许多知名经济学家才意识到：随着投资者的思维更为复杂、资本的流动性更强，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投资者的信心问题。
对结构和过程的了解也会使社会系统发生有意识且影响深远的转变。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马克思描述了他们所认为的塑造着人类命运的必然"法则"。但他们的预测之所以没有完全实现，是因为他们的分析使得国家和企业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防止预言成真。这样看来，人类的预言经常是自我否定的。
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类似的过程。例如，二战结束后，面对已经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可能使用核武器作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各国领导人想方设法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一些致命后果以及似乎是源自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self-help systems）。他们发展和培育了超国家的机构、规范和规则，以减轻无政府状态，并为发达国家间的密切合作提供激励。与之相伴随的，是工业化民主国家逐渐在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中约束自己。另外一个例子是冷战的和平结束。两个阵营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认识到军备竞赛和持续争夺单边优势所带来的危险和反作用，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催化剂，促使美苏两大超级大国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性质。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行为体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改变"游戏规则"，甚至改变他们所处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性质，因而一般性过程理论的有效性存在着限制。与演化理论不同，国际关系中的过程理论只适用于历史中分离的片段。学者们需要仔细说明他们理论所适用的时间和地理范围。
国际关系和演化生物学间第二个大的区别是努力（endeavor）的目的。国际关系学者不能预测未来，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人们需要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做出决定，因此他们需要合适的概念和焦点以获得信息，进而实现所做决定质量的最大化。鉴于演绎-法则性理论对这一目的的效用非常有限，国际关系学者要对重要的政策困境产生影响，就要找出其他更有用的方法。
政策相关的社会科学会考虑一般性和特殊性，并在二者之间来回移动以理解社会现实。一般性层面，存在许多对在何种情况下战争或和平更容易发生的论点或理解。就战争而言，社会科学家区分了“基于需求（need-based）”和“基于机会（opportunity-based）”的诉诸武力，并进一步明确了与两种诉诸武力相关的系列条件（如整体实力、不同国家或同盟间的军事力量对比、上述对比的预期变化、对一国领导人构成威胁的国内问题、政体等）。更广泛地说，诉诸武力的决定也会受到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总体状况、主流的道德和知识概念以及显著历史类比的影响。我们需要将上述这些因素视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些因素无论怎么组合都无法预测真实行为者的选择。
具体性需要文化上的本地知识。原因在于国家、统治精英和个体领导人对相似的威胁和机会组合会有不同的反应。外部环境的激励最终还是要通过具体行为体发挥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工具，以将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般性知识与特定冲突和背景中关于相关行为体的具体知识结合起来。
前向推理（forward reasoning）
本文的论证逻辑表明，国际关系中的“点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演化生物学适用于长时间视野的分析，它不是解释当前 "趋势"的有效工具，它甚至都无法识别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内的趋势。正如本文所提出的，社会科学家不能只研究过去，还要深入解释当下、分析性思考未来。对此，一个有用的替代方法是开发情景（development of scenarios）或是带有情节线的叙事，将未来的一系列原因和趋势描绘（map）出来。这一前向推理策略基于偶然性因果机制（contingent causal mechanism），而非演化机制（如变异或选择）。
情景的基本假定是未来不可预测。情景的构建通常是将人们所认为相对确定的事物与不确定的事物区分开来。这一路径与预测比赛结果有很大不同。预测比赛结果是持有不同理论视角的人对单一比赛结果进行预测，试图找出最佳或最准确的参与者。而在情景构建中，存在不同的驱动力（相较于位于等号一端的“自变量”，本文更偏好驱动力这一说法），而不同驱动力在逻辑链中的结合会产生一系列结果，而非单一未来。
情景构建出的主张具有偶然性，而非“点预测”。国际关系研究多偏好追溯过去，找出一或两个因果变量，并将之假设为过去及未来结果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国际关系研究亦倾向于结构性或参数性的变量，而淡化行为体及意外事件的影响。对此，前向推理提出多种未来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削弱了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
情景的基础是临时的（provisional）假设和因果主张。与其说这些假设主张会被检验，倒不如说是在不断被修改和更新。一个好的情景是关于未来可能会如何发展的内在一致的假设，它是一条逻辑链，将驱动力和结果联系起来。比如说，全球未来的一个可能情景是权力继续由国家向国际制度、非国家行为体和地方社群转移，国家失去其在提供安全上的垄断地位，而安全可能会成为一种商品。这一情景需要说明预期发生变化的范围、这些变化如何相互联结、何种证据会支持这一情景、何种证据会不利于这一情景。这是一种简单的过程追踪，或者说一个主张在未来（而非过去）可观测影响的不断增多。最终，未来历史（future history）成为了数据。但是，与其认为这类数据可证伪特定假设，倒不如关注其在可能产生的故事中进行区分或筛选的作用。
情景法具有以下七个步骤：1. 识别驱动力（identify driving forces）；2. 明确预定要素（specify predetermined elements）；3. 识别关键的不确定性（identify critical uncertainties）；4. 开发具有清晰“情节线”的情景（develop scenarios with clear 'plot lines’）；5. 为每一个情景提取早期指标(extract early indicators for each scenario)；6. 考虑每个情景的影响(consider the implication of each scenario)；7. 开发“外卡”（develop 'wild cards’，即不确定性事件，“外卡”对任一情景来说不是必需的，但如果出现，就会带来局面的重大变化）。
驱动力是围绕着一个问题、一个事件或一个决定的多个因果要素。在对过去事件进行解释时，人们通常仅仅识别出几个甚至只有两个驱动力。但在生成情景时，首先要列出诸多驱动力，在对复杂的因果可能性进行分析后，再进行缩减。
预定要素是相对确定的。在世界政治中不存在简单的实验或控制情况，但我们依然可以断言（assert with confidence）一些新事态（developments）几乎就是确定的，例如缓慢变化的人口。尽管如此，对相关要素“确定性”的判断需要非常谨慎。例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专家认为石油储量将快速枯竭，但新石油储量的探明证伪了这一观点。同样，当时许多理论家认为美苏间紧张、持续的冲突关系是理所当然，而冷战的结束使他们大吃一惊。
关键不确定性描述的是对事件有重要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其特征、规模及结果都是未知的。情景强调的是关键不确定性，而情节线则会直接面对处理这些不确定性，将整个故事聚合在一起。
情景的情节线是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它描述了驱动力在与预定要素互动中可能会如何发挥作用，同时也描述了关键不确定性的不同组合。情节有自己的逻辑，它们推动故事的发展，并指出不确定性可能消退的方向。情节线依赖于社会互动中存在的规律性，但情节线是有意识地将规律性置于具体背景之中，不提倡一成不变的本体论结构或法则。
早期指标是政治情势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属性，它们使研究者能够随着事件的发展，对一种情景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寻找早期指标实际就是将“过程追踪”应用于对未来的预测。通过寻找早期指标，我们可以减少事后决定论（post-hoc determinism），并迫使自己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历史的偶然性。
情景的影响明显是针对决策和选择。以理论为基础的预测使得决策者在单点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在结果揭晓之前，无法得知预测的准确性。情景预测则使决策者根据当前环境设定最合理的情景，进而评估决定；在策略实施中，则对先前设定情景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需要指出，考虑多个情景的影响，有利于澄清国家或个人可能采取的单一行动方案的利害关系、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一过程可能会对北约当局在选择空袭塞尔维亚之前有所帮助。
“外卡”则是指可以想象但出现概率低的事件或行动，但其出现可能会给逻辑链或叙事情节线带来根本性损害或改变。具体例子有暗杀、自然灾害、经济的剧烈动荡等。前瞻性地思考“外卡”避免了事后确定性，可以改变我们对什么样的变量可以成为理论的一部分、以及“极端”值到底是什么的看法。
进行情景思考（scenario thinking），需要首先识别对政治关系的未来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原因）。接下来可以区分最为确定的与最为不确定的变量。在此语境下，不确定性可以是指变量的值是否确定以及（或）变量的因果影响是否确定。进而我们可以识别出最为重要、最为不确定的原因（变量），并对关键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之间的可能互动进行分析。通过给上述变量赋予不同的值，并对这些变量进行不同的组合，学者们可以推理出一系列可能的最终状态（end-state）。在此之后，学者们可以通过由高度抽象的框架转到愈发具体的因果故事（说明假定、主要驱动力、限制条件和影响），进而发展出可以得出结果的叙事路径。在此过程中，学者们需要说明那些贯穿故事、可以随着时间流逝被监测的趋势。
一个“前瞻”的研究议程
本部分将对前瞻策略的抽象理解应用到分析国际关系主要趋势之中。本文列出三个我们认为在将来几十年对国际关系最为重要的新态势：国家内冲突（intrastate conflict）的持续增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和安全（security）的日益私有化。本文力图展示如何使用“前向”方法（即情景构建法）追踪、学习和理解上述趋势。
（一） 加剧的种族冲突
在解释国家内部冲突，或思考如何避免内部冲突爆发方面，演绎理论取得的进展相对较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源自疏忽：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理论中与冲突相关的概念主要关注国家和战略关系，少有顾及种族冲突和国内冲突。国际关系之外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群体间冲突和暴力的诸多原因（如代代相传的仇恨、冲突双方领导人的操控等）。尽管国际关系学者试图将上述原因纳入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变化着的国际制度环境、大国间关系、不断演变的地方条件三者间的复杂互动，相关尝试极具挑战性。正如前文所提及，演绎理论无法捕捉相关因素互动的复杂性，因而在预防或限制国内冲突方面，演绎理论是无力的。
一个更可行的策略是关注过往案例，描绘出种族和民族冲突的多种路径，识别出偶然事件，并构建出几个社会冲突的情景，每一个情景对应不同的关键不确定性。但仅仅关注过去是不足够的，条件会发生变化，往往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有必要考虑新的分支和路径。
对此，一个实用且有效的策略是将可能的因果联系作为一系列驱动力，并以这些驱动力为着手点构建可能的未来情景，在构建过程中明确中间步骤和分支（往往会遇到偶然事件）。不同驱动力可能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互动，互动中可能会遇到意外情况，使得相关分析更为复杂。不过，一个严谨的（disciplined）前向推理路径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帮助：具体的情景可以针对危险趋势提出早期预警，使分析者更能更容易注意到地方偶发事件。
（二） 核扩散
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的核试验，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这突显了面对不确定性和“外卡”，思考核扩散多种因果路径和多种影响的重要性。
核扩散存在多种因果路径，外部环境和国内政治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核扩散的影响而言，存在有“悲观派”（如萨根）和“乐观派”（如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两种观点。绝大多数悲观派和乐观派学者都认为“核战略逻辑有时是未知的，或者至少是复杂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核行为”。两派似乎都认为：不管是核扩散还是核不扩散，基于冷战经验的演绎性理论都不适用。如果对冷战期间美苏核战略的行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对偶然事件的关注使苏联和美国行为的驱动力（国内政治、认知陷阱、指挥控制上的固有交易）嵌入到未来核扩散的情景之中，不过可能会随着新数据的产生而被修正。
对于那些拥有潜在模糊核战略和不确定的指挥控制系统的有核国家，将其视为最简单经典模型中的行为体是不可能的。仅仅通过类比或推断也无法判断一国的行为或反应。在发展不同的情景时，竞争性博弈论模型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三） 安全的私有化
发展未来相关的情景不仅仅是要识别多种驱动力，也要注意概念本身的可能转变。主权概念就正在发生着变化：国家不再是安全的唯一提供者，由市场提供的私有安全也在不断增多。推动这一趋势的驱动力有：对核战争甚至常规战争恐惧的下降、全球市场的作用等。在这一环境中，新的身份认同在不断扩散：随着国家不再是安全的唯一提供者，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可能会下降。
无论是在后工业化发达国家，还是在脆弱国家，国家保护本国公民安全的能力都在下降，为市场的介入提供了空间。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重塑国家的角色，推动全球政治空间中身份认同的转变。边界（border）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文化和社会界限（division）的重要性可能会上升。
小结
牛顿式物理学认为，世界中的规律可以通过演绎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在18和19世纪，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许多对象要么是几个很容易衡量的力作用的结果，要么是诸多单位间互动产生的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正因为此，进行预测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对国际关系研究或现代物理学而言，上述两个因素都不存在。
本文认为，相较于力学或流体动力学，国际关系更像演化生物学。在国际关系中，也很难进行预测。而以情景为基础的前向思维，有助于我们追踪行为体的政策以及国际体系的演变。情景可以使研究人员将关于政治的一般性知识和关于单个行为体和个种情况的专业性知识结合起来，以具有许多分支点（branching points）的叙事形式在背景中构建复杂性、变化和不确定性，并根据事件的发展修改预期。
为何需要情景？大概有以下四点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决策者都需要建设性的方式来思考未来、分析不确定性；其二，计量经济学的模式和逻辑无法适用于对明显（质性）断裂（sharp discontinuity）的分析；其三，情景可以为明确争论的本质提供共同词汇；最后，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需要新的观念和主张。
参考文献
[1] Wendt, Alexander. 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8.
[2][3] Fomin, Ivan, et 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an unpredictable world: still avoiding the difficult problem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7, no. 1, 2021, pp. 3-28.
词汇积累
前向推理 forward reasoning
法则性 nomothetic
点预测 point prediction
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国家内冲突 intrastate conflict
审校 | 邓浩然 石稚瑄
排版 | 柴昕彤 陈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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