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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定性比较分析:优势、缺陷与实证应用 | 国政学人

国际关系中的定性比较分析:

优势、缺陷与实证应用

作者:Tobias Ide,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高级讲师,研究兴趣为和平与冲突研究、气候变化与全球环境政治等;Patrick A Mello,慕尼黑工业大学讲师,研究兴趣为民主与战争、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等。

编译:李源(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来源:Tobias Ide and Patrick A. Mello, "QC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ew of Strengths, Pitfall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4, No.1, 2022, viac008.

摘要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一种快速兴起的研究方法。在对该方法进行基本介绍后,文章通过回顾1987年至2020年发表在国际关系期刊上的所有QCA研究,总结评价该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优势、缺陷、议题分布与未来的关注领域。研究发现,QCA被广泛应用至一系列议题领域,主要包括和平与冲突、全球环境政策、对外政策分析与对国际规则的遵从。QCA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四种明显优势:识别复杂因果模式、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提供定性与定量研究的中间道路,以及强化其他方法的优势。与既有标准相比,大多数国关学者进行了高质量的QCA研究。然而,该领域存在三个亟待关注的问题:QCA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的潜力、提高QCA结果的稳健性与加强QCA的研究透明性。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改进国际关系中QCA研究的策略。

编译 

01

导论

作为主流统计方法的替代方法,起源于30多年前的QCA丰富了实证研究方法的工具箱,已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既定方法。虽然在政治学、社会学与商业研究领域有着大量应用,该方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证应用却增长较为缓慢。然而,如下图所示,2015年特别是2018年以来,QCA的应用呈现大幅增加。相关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几家最负盛名的期刊上发表,并引发了广泛讨论。

图1. 国关期刊每年发表的QCA文章(蓝线)、国关期刊的文章总数(以1000为单位,橙线)

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新兴方法一样,存在三个关于QCA方法的问题:第一,何为QCA,其操作流程是什么?第二,QCA在国关领域有哪些优势和潜力,又有哪些不足?第三,如何识别好的QCA研究,国际关系中的QCA研究是否符合这些标准,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哪些领域?

02

定性比较分析的简要介绍

QCA的核心是一种集合论(set-theoretic)的比较方法,用以识别一个结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或条件组合)。集合论分析基于布尔代数,在专门软件的支持下能够构建真值表、实现最小化,从而得到QCA的解(solution)或结果的前因配方(recipe)。

QCA的核心特征是其对因果复杂性(causal complexity)的解释力,例如多个条件的组合导致结果(并发因果,conjunctural causation)或存在多种条件路径导致相同结果(等效性,equifinality)。因果复杂性在社会现象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不同层次的分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QCA是为了确定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意味着在没有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感兴趣的结果不会发生。而充分条件意味着当相应的条件存在时,结果就会出现。INUS 条件(意指结果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的必要不充分部分)在很多QCA结果中表现突出,因为往往是条件组合导致结果,而非是单个条件。

QCA的分析需要构建真值表,其包含了逻辑上可能的条件组合与经验案例的分布。随着新条件的加入,可能的条件组合也将呈指数增长,如果在添加条件时案例数量保持不变的话,就会产生有限多样性(limited diversity)问题。在如何处理逻辑余项(logical remainders,意指缺少经验证据的条件组合)上,可以推导出三类QCA的解:基于原始数据的复杂解、纳入所有逻辑余项的简约解与只纳入符合理论预期方向的逻辑余项的中间解。

QCA的解可以通过两个核心指标进行评估。一致性(consistency)是指解和潜在经验证据相一致的程度(与统计研究中的显著性相似但不相同)。覆盖度(coverage)则表明条件或条件组合对结果的解释程度。在使用真值表进行分析前,QCA需要将原始数据校准(calibration)为集合论格式,使用清晰集(csQCA,0或1的二分处理)或模糊集(fsQCA,0和1之间的隶属分数)。对于模糊集校准,研究者可以手动为其案例分配分数,也可以定义三个锚点,利用软件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校准分数。

QCA与其他方法相比如何?由于强调因果复杂性,QCA通常用于检验“结果的原因”而非“原因的结果”。虽然许多统计应用明确或含蓄地遵循后一种路径,试图识别某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net effects),但QCA旨在揭示结果出现时条件的复杂相互作用。作为一种以案例为导向的方法,QCA与过程追踪、深入案例研究等方法具有明显的共鸣。因此,将作为跨案例方法的QCA与作为案例内方法的过程追踪相结合,具有多方法研究的潜力。

03

国际关系中的QCA

通过搜索国关类的SSCI期刊,截至2020年底,作者总共搜集了43篇使用QCA方法的国际关系文章,这构成了文章分析的43个样本。

3.1 趋势与主题

QCA作为一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如图1所示,第一篇使用QCA的国关文章发表于2008年,2011年也有相关文章发表。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会有4至5篇QCA文章发表在国关期刊上。到2020年,使用QCA的文章急剧增长到一年10篇。国关中QCA研究的数量也比国关期刊的文章总数增长得更快。

与回归分析或案例研究相比,QCA在国际关系中仍是一种新兴方法。通过统计43篇文章使用的所有关键词,作者发现QCA研究主要分布的议题领域包括:和平与冲突研究、环境问题、对外政策分析与国家对国际法规的遵从。QCA非常适用于上述主题的国际关系研究。例如,环境政策及其实施受到当地民间社会运动、政府、地区法规与全球协议等因素的影响。同样,不满(grievance)与机会因素均会影响武装冲突的动态。由于其并发因果逻辑,QCA能够识别来自不同层次或理论范式的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某种结果。

表1. 国关中QCA研究的主题分布及关键词

根据文章内容,译者自制

3.2 为何(不)使用QCA?

在国际关系领域应用QCA具有四个明显优势。第一,如上所述,QCA能够通过研究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单个自变量的净效应,处理复杂因果关系。这使研究者能够识别出并发的因果关系。对并发因果关系的关注为国际关系各种理论路径之间建立桥梁提供了可能。例如,传统上,对内战的研究被分为关注不满的路径与强调机会结构的路径。利用QCA则表明,不满与机会条件的相互作用很好解释了冲突动态。虽然不同理论范式通常强调不同层次的分析,但QCA能够进行理论整合。例如,有学者将体系条件与国内政治相关因素结合起来,解释了北约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

第二,QCA使国关学者能够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有学者指出,使用QCA的好处在于其能够以大多数统计方法所不具备的方式利用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例如氧气与呼吸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很弱,但氧气作为呼吸的必要条件却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他们通过QCA,检验了等级化的国际秩序是国际仲裁的必要条件。

第三,QCA是一种介于大样本研究与小样本研究的中间道路。在大多数的社会科学领域,QCA案例的中位数在20至30个之间。这为学者们进行比较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替代选择,使其能够同时进行案例归纳与解释个别案例的具体情况。此外,QCA能够同时使用定性与定量数据,两类数据在校准过程中被转换为0至(或)1之间的分值。

最后,除了发现复杂因果关系外,QCA还可以用于其他目的,尤其是在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时。一方面,QCA可以帮助学者们发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典型、反常或无法被解释的案例。另一方面,使用QCA能够识别理想类型或因果路径。例如,有学者使用QCA,确认了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地区三种不同的民主化路径。

与其他方法一样,QCA并不是一种万能方法。该方法的局限体现在:第一,QCA最适用于中等样本的研究设计,大约包括10至50个案例。样本太少会导致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样本太多则无法具体了解个别案例。在43篇QCA文章中,88%的文章具有10至75个案例,同时没有文章少于10个案例。第二,QCA中能够有效运用的条件数量是有限的。每增加一个条件,可能的条件组合数量便会呈指数增长,从而导致逻辑余项过多与有限多样性问题。超过一定的条件数量和案例数量比率,会使结果变得不可靠。第三,批评QCA方法中的校准程序。批评者指出清晰集和模糊集分数很容易被研究者操纵,csQCA中对原始数据的二分法也容易导致信息丢失。最后,QCA本身能处理的问题是有限的。QCA旨在评估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必要性或充分性的集合关系。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需要利用统计检验来补充QCA。此外,有学者指出集合关系可能能够表明因果关系,但却无法对其进行证明。这就需要将QCA与其他基于案例的研究方法(例如过程追踪)结合使用。在多方法的研究设计中,QCA提供了跨案例推论,而过程追踪能够识别因果机制。

3.3 实证应用

什么构成了QCA的“良好实践”,在既有研究中存在一套公认的核心标准。作者指出,与既有标准相比,国关学者在大多数方面进行了较高质量的QCA研究。

在目前国际关系的QCA研究中,fsQCA是主要使用的方法(21次应用),其次是csQCA(15次)与mvQCA(5次)。而在几年前,csQCA仍是主要方法。对于国关研究来说,这是令人鼓舞的进步,因为fsQCA能够进行更为细致的数据校准。此外,只有少数文章(45%)讨论了为何使用某类QCA,而多数文章通常没有详细说明为何某类QCA比其他更为合适。对于使用QCA的学者来说,其底线在于选择清晰集还是模糊集都应有实质性理由,并在文章中明确说明。

识别结果的必要条件被视为是QCA的一大优势,通常建议在分析开始时进行必要性检验。在目前国际关系的QCA研究中,70%的文章进行了必要性检验。但这意味着有近三分之一的研究,其必要性条件分析要么不透明,要么就是根本未进行,因而没有充分利用QCA的明显优势。作者建议,未来运用QCA的国关研究应进行并展示必要性分析。目前,针对必要条件,普遍接受的一致性阈值是0.9。在样本中有几篇文章设定了过时的阈值,例如0.65或0.8。使用这些阈值并不可取,一方面,很少有学者会宣称,一个条件对于结果的集合隶属度为0.65甚至0.80应被视为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必要性检验中,条件超过0.65的阈值非常普遍,因而削弱了QCA区分相关与不相关条件的能力。

一致性是一个关键的衡量标准,表明解和经验证据相一致的程度。一般认为0.75是最低标准的一致性临界值。在样本中有37篇文章的一致性范围在0.7至1之间。总体而言,国关中的QCA研究在生成具有足够高一致性的解这方面做得较好。覆盖度则揭示了条件或条件组合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结果。目前并未确定覆盖度的阈值,这是因为当涉及到理解某些案例或特定的因果路径时,即使是仅能解释少量结果的条件变量对研究者来说也是有价值的。43篇样本中有9篇没有展示覆盖度,而其余34篇中的覆盖度在0.32至1之间,平均为0.77。这远高于商业研究等其他领域。

如上文所述,当条件数量与案例数量的比率增加时,就可能出现有限多样性问题。在目前国际关系的QCA研究中,条件数量的中位数为5,案例数量的中位数为28,两者比率为5.6。这很好地符合业已建立的标准。例如,有学者建议,5个条件的QCA至少要具备18至20个案例。在应用QCA的过程中,国关学者应意识到“条件多而案例少”的问题。

在QCA研究中,稳健性检验是一个新兴但仍未得到充分阐述的问题。早在十多年前,有学者就已提出稳健性检验“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分析步骤”,以保证QCA结果不受研究者的主观选择驱动。学者们提出通过设定不同的一致性阈值、修改案例样本、选择不同的条件集合与其他的校准方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然而,国际关系领域的QCA研究尚不足以满足这一标准。在43篇样本中,只有44%的研究明确提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中,一些研究限定在几种替代性分析中,通常是关注重新校准或更换条件等某一特定方面;一些研究则以20种甚至30种替代性分析,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稳健性检验。系统的稳健性检验将增加QCA结果的可信性。

QCA研究中,使用何种类型的解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因果推论只应使用简约解,因为复杂解和中间解都可能会包含冗余因素。然而,这种简约解本身可能建立在逻辑余项“站不住的假定”之上,因而应谨慎使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符合理论预期方向的中间解是“适合因果分析的最佳混合方案”。多数应用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QCA研究采取了中间解,包括17篇文章。简约解使用了9次,而只有7篇文章使用了复杂解。虽然多数研究对其使用的解的类型是公开透明的(43篇样本中有33篇),但很少讨论为何会选择某种类型的解。作者建议,未来对解的类型的选择做出更多阐述。

结合使用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是QCA的一个主要优势,有助于发现新的因果路径。作者鼓励国关学者通过QCA结合定量与定性数据。在43篇样本中,只有8篇文章结合了这两类数据,而其余的35篇文章只使用了一类数据。

QCA的另一优势是其与回归分析、过程追踪等其他方法结合使用的巨大潜力。在43篇样本中,QCA多次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后者被证明与QCA具有高度的互补性,有助于产生超越并丰富QCA研究结果的新见解。学者使用案例研究来检验QCA揭示的因果路径的合理性,检验QCA结果背后的因果机制,探索QCA仍未解释的矛盾案例,并揭示条件的时间顺序。统计方法同样可以丰富和补充QCA研究。学者们利用不同的数据分析技术或更大的样本,检验QCA的研究结果是否成立,抑或利用描述性统计来补充集合论检验。由于QCA最适用于中等样本分析,而非用于评估单个条件的净效应。因而,在更大的样本中检验QCA结果并说明单个条件的影响是统计方法可以很好补充QCA的领域。在43篇样本中,仅有7%的文章使用了一种以上的其他方法,有近三分之二(65%)并未使用其他方法,揭示出国际关系研究中将QCA与其他方法相结合的潜力。

缺乏透明性是作者在回顾国际关系中QCA研究时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一致性临界值和选择的解的类型对于解释结果至关重要。然而,在回顾的样本中,分别有16%和23%的文章无法获取该信息。覆盖度与一致性是QCA的两个重要指标,但却有16%与12%的文章并未提及。更有3篇文章根本未提供原始数据、校准数据或真值表,因而不可能复制其研究结果。提供这些关键信息对于确保QCA的透明性与可重复性至关重要。国际关系中的QCA研究在这一方面有待提高。此外,在软件的使用上,有15篇文章使用fsQCA软件,10篇文章使用R,1篇文章使用Tosmana。而有17篇文章并未说明其分析源于哪种软件,这给复制研究结果带来问题。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应说明其使用的分析软件及版本。

最后,文章还回顾了既有研究是否在分析中使用了可视化。最近的研究展示了以可视化方式展示QCA结果的优势,但在样本中仅有9篇文章展示了某种形式的插图。

04

讨论与结论

通过回顾1987年至2020年发表在国际关系期刊上的所有QCA研究,文章总结评价了该方法在国际关系中的议题分布、优势、不足与学者们是否遵守相关操作标准。总之,作者强调国际关系中的QCA研究未来可以更加关注三个方面:第一,多方法研究,将统计分析、案例研究与QCA相结合使用;第二,重视稳健性问题;第三,提高研究透明性,公开透明地展示原始数据、校准数据与关键指标等信息。

词汇积累

定性比较分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sQCA

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mvQCA

集合论 set-theoretic

因果复杂性 causal complexity

校准 calibration

并发因果 conjunctural causation

等效性 equifinality 

逻辑余项 logical remainder

一致性 consistency

覆盖度 coverage

净效应 net effects

审校 | 房宇馨 胡可怡

排版 | 杨凌晶 廉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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