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学科多样性的持续贫乏和批判标准的显现
作者：Nathan Andrews，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非洲侨民，国际发展，批判教育学，后殖民主义理论，种族与种族主义。
来源：Nathan Andrews, The Persistent Poverty of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ritical Can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22, ekac004.
导读
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是否足够具有包容性和多样化？本文既是对传统国关理论的批判，也是对批判理论的批判。作者搜罗并比较了欧美和非洲的国关院系开设的教学大纲，详细分析了国际关系研究生们都在接受哪些国关理论的教育。从研究结果看，不外乎是国关理论存在欧洲中心主义、认识论压迫、认识论暴力和学术依赖等老生常谈的问题，包括曾经我们认为“批判理论”实际上还是一种“自我制造的叙事”，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固然难能可贵，但作者认为还不够彻底。文章对主流“批判性国关”学者的经典理论进行了评估，认为“批判理论”的视角要么是基于对传统理论的批判，要么是从欧美传统学派的学者的一些国际化经验中汲取营养。作者认为，传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习已经过时，要开辟更多的学习路径。作者指出，国际关系的多样性的和理论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从本土实践和视角出发进行理论的创新；教学设计上，学界需要更重视处于学科边缘（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学者，保护他们的发言权。
然而，文章还没有真正谈及知识生产和传播所需的土壤，倘若非西方国关院系不再以西方国关经典作为主流教材，是否就能保证学科的学术独立性和以及知识的衔接？是否也应警惕“为多样化而多样化”带来的危险？批判和保护只是为知识创新提供了一个窗口，也许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本土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性地为国际关系理论大观园增添色彩。
摘要
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多样化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大多以批判性和非西方的视角切入。这些研究推动的成果之一就是促使国际研究协会（ISA）在全球南方国家举办并使国关知识广为传播。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推动下，《国际研究视角》（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已对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学术资料开放免费获取通道。类似的举动都说明，国际关系专业在多样性上有了进步，但在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上我们是否仍存在缺乏多样性的问题？本文通过检视英美及非洲院校设置的国关教学大纲、教学偏好等，在质疑学科多样性状态的同时，提出批判理论在国关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缺陷。
论知识压迫与学术依赖对多样性的影响
本文对国际关系的多样性的理解包括本体论、认识论、理论、方法论、实践（或经验）及地理等多个纬度。虽然地理因素很重要，但并不是界定什么是“西方”或“非西方”的唯一标准。国际关系之所以缺乏多样性，是因为欧美的国际关系经典思想是从欧美的实践中孕育的。无论处于被动还是主动，这都会给人们的认知造成知识压迫，导致排斥一个人对知识的贡献。历史上，许多来自被白人殖民的国家的非白人被定性为落后或原始，导致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贡献被忽视和排斥。认知压迫导致了认知排斥，并抹杀了这些学者在智识上的合理贡献。以欧美作为主流的国际关系学科已经建成了知识共同体，以牺牲其他本土地区为代价，在世界各地进行知识传播，使得当地学术圈形成学术依赖。与知识压迫概念相关联的还有认识性暴力，如学者为了在西方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们就需要更多地引用西方学者的文献并参与西方知识的推广。这种形式的暴力无处不在，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存在于制度中的。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发展多年仍然缺乏多样性，我们需要从结构层面理解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知识排斥是如何在个人层面发生且延续的。
方法论背景介绍
这项研究的设计基于三个阶段的方法。第一阶段利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筛选出了全球和非洲领先的国关院系，其中欧美院系占据了主导地位（见表1）。作者又在社会科学范畴和“政治与国际研究”（包括发展研究）的条目下进行了学科层面的搜索，发现没有一个非西方院系的学科能进入榜单。最后作者又搜索了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大学名单，总共得出666个条目，其中榜单前15名构成了本文所说的在国关领域较为领先的大学。
表1：政治和国际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研究）的世界大学排名（前15名）
表2：政治和国际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研究）的非洲大学排名（前15名）
第二个阶段是数据收集。研究人员收集现有国际关系学院中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课程大纲，这些大纲的内容往往就是博士生综合考试的经典文献。换言之，研究生级别的国际关系课堂通常代表着该学科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根据课程提供的可用性和日程安排，研究生水平的国关课程大纲出现在2014 - 2019学年间。
第三个阶段侧重于数据分析。学者出现的次数可以反映出国关领域谁的声音和专业知识更有价值。比如，如果一本书被列为必读书目，就只计算一次，而不是每一章都计算，以避免夸大数据点。总而言之，数据分析旨在探讨什么（谁）是可见的，什么（谁）是不可见的，以及教师的教学偏好是否有助于促进学科多样性。
从国关课程大纲数据中观察学科多样性
以上分析表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体系仍是西方国际关系课程的核心，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男性作者（见下图1和2）。12个教学大纲中的9个只关注西方的国关方法和该领域内的欧洲中心辩论。除了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批判性和非西方的观点几乎看不见。
图1：西方国关院系教学大纲中，前25位被高引用的学者
图2：西方国关院系教学大纲中，前25位被高引用的批判性国关代表学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就鼓励学生通过研究传统来发现国际关系的优点和问题。牛津大学的课纲提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思考不应拘泥于1919年的开始，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对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产生了比1648年更大的影响”。这一观点促使牛津大学的学生对扬（Beate Jah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现代性概念”提出质疑，扬（Beate Jah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将现代性定位为国际关系的一种力量来源，即国际关系本身是一种现代的、碎片化的知识形式。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学大纲在一个专门讨论帝国和种族的章节中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依据，其中写道：“大多数学者同意种族和种族主义是现代重要的政治类别，但很少有人认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政治是国际体系发展和基础组成部分”。
耶鲁大学的教学大纲鼓励学生”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所基于的前提和假设，以及通过探索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来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发。”实际上这一练习并不需要阅读批判性观点作为评估国际关系传统理论的必要手段。总的来说，尽管一些教学大纲中承认国际教育中以欧洲为中心的学科具有局限性，但很少有老师在给予边缘观点足够的重视和拓展。
在这一点上，本文检查所有西方教学大纲中批判性文本出现的频率是有所裨益的。如果学者们明确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非西方/区域视角进行写作，他们的文章就会被归类为批判性的。换句话说，批判学者是那些采用非传统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主要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理性主义传统之外的范式）的学者。
如图3所示，在所有被调查的西方教学大纲中，批评文本的使用频率低于10%。虽然大多数教学大纲既包括传统文本，也包括关于特定主题的理论评论，但不包括非西方或批判性的观点。除了牛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外，几乎所有的教学大纲都排除了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和非西方的国关研究方法。
图3：西方国关院系教学大纲中传统国关文本和批判性文本对比
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学大纲确实触碰到了学科的边缘地带，并着手处理种族化、性别化和“其他”民族的问题。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是12所被调查大学中唯一提供全年课程的两所大学。也就是说，这些教学大纲中之所以存在批判性理论，是因为有两个学期的课时额外提供才被囊括进来的。
在整理非洲大学教学大纲中指定阅读材料的数据时（见图4），本文发现欧洲和美国的理论家仍然主导着课程。非洲大学五分之三的教学大纲投入了相同的时间在传统和批判理论教学上，这反映了非洲对西方国关学术的依赖趋势。
图4：非洲国关院系教学大纲中，前25位被高引用的学者
图5：非洲国关院系教学大纲中，前25位被高引用的批判性国关代表学者
图6：非洲国关院系教学大纲中传统国关文本和批判性文本对比
与加纳大学和西开普一样，开罗美国大学的教学大纲将相同的时间用于主流和批判方法的国际关系——保留前6周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和平理论，以及后6周的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非西方国际关系传统、后殖民主义、认知理论、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对而言，非洲国关教学大纲中批判性学术的出现频率比西方教学大纲中出现的要多（见图3）。
大多数西方研究生水平的国际关系教学大纲延续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与欧洲和北美（尤其是美国）同行相比，非洲国际关系的教学更倾向于参与多样化的学术研究。西方一流大学的国际关系课程对不同的想法、观点和世界观的开放程度有限，虽然许多教师认识到该领域的局限性，但很少讲师通过他们的教学设计和偏好把多样性付诸实践。
批判理论：谁的声音在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起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禁要问，纳入批判理论和文本是否代表了对国关的多样性的真正开放？事实上，在搜集到的教学大纲中，所有16位被引用最多的批判学者不止一位来自欧洲、北美或澳大利亚。虽然所引用的批判性学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反思性和对世界的多元理解，但如果国关的批判性文献继续由英美学者主导，那么国关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开放和包容的？
尽管这些文献推动并部分突破了国关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传统的界限，它们仍然反映出西方的认识方式，经常把知识生产当作一种由认识者独立实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涉及行动、经验和关系的过程。
例如，考克斯（Samuel S. Cox）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是革命性的，但他的著作反映了一种特权的地位。Cox曾在麦吉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大学学习和任教，并曾在国际劳工组织担任职员，他对国关理论的研究方法受到这些经验的影响。Cox借鉴了葛兰西的霸权思想，超越了以国家和阶级为中心的框架，考虑了生产力、思想和机构在构成世界秩序中的关系。
爱尔兰学者哈利迪（Fred Halliday）与考克斯（Samuel S. Cox）持相似的理论立场，两人都对政治经济学采取了一种历史唯物的方法，关注自由主义传统和熟稔西方国际关系典籍的行为者和结构，包括国家、精英、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公民社会，但都忽略了国际关系中更加边缘化的话题，如“帝国主义”、“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等。
考克斯（Samuel S. Cox）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都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矛盾和社会转型的潜力。然而，除了英国和美国霸权的衰落，目前还不清楚全球南部或周边国家的声音在他们所设想的全球新秩序的构成中会发挥什么具体作用。诚然，这两位学者都承认由妇女、环保主义者、原住民和工会等组成的替代性政体的存在，但他们的论述并没有为边缘视角提供理论空间，从而限制了他们工作中所谓的普遍性，使之不能适应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经验。
与考克斯（Samuel S. Cox）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处在同时代、类似学术背景和理论定位的英国学者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认为国关的研究应该服务于全球解放的转型议程。然而，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借鉴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流行动理论来制定国关研究的规范理论。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认为社会运动是国家体系之外的国际社会发展的关键，这一点与考克斯（Samuel S. Cox）和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很像。然而，这种关于道德和人性的普遍化话语并不等同于教育学甚至认识论上接纳多样性。
美国学者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强调了国关作为一门由种族关系，也就是由白人至上主义定义的帝国学科的意识形态基础。例如，他援引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国际主义者的自我叙事，这些人“关注的不是世界秩序的无政府结构的后果……而是世界上优势和劣势种族之间的统治和依赖的动态过程”。尽管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在“恢复非裔美国人的国际主义传统”上作出了贡献，他和少数以西方为基础的批评学者的工作在课程大纲中成为新兴国际关系“批评理论”的代表，但不代表本体论、认识论、理论、方法论、实践（或经验）和地理上的多样性，其实这些多样性才是推动该学科超越其既定边界所需的。
问题是，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和其他人把批判性的黑人声音，如杜博斯（W.E.B. Du Bois）和霍华德学派的其他黑人国际主义者，但这些思想家和其他非西方地理位置的人都没有被现有的课程大纲重视引用。相反，同样的批评学者，如希利亚姆（Robbie Shilliam），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蒂克纳（Arlene Tickner）在各自的教学大纲中被反复引用。这并不是要贬低这些学者杰出的智识贡献，相反，作者认为这种重复性主题的趋势是一种囿于常规教学的慵懒。
印度裔的加拿大学者阿查亚（Amitav Acharya）研究了全球南方的区域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值得注意的是，阿查亚（Amitav Acharya）是ISA的第一位非西方国家的主席，并倡导全球国关，努力鼓励该领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在牛津大学教学大纲中指定的文章《世界政治的新兴区域架构》中，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权力很重要，但在区域秩序的构建中，当地对权力的反应可能更加重要……区域的构建更多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唐斯（Ann Towns）还探讨了将“妇女地位”作为世界各地女权主义的文明标准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国关文献在当代国关教学大纲中处于优先地位，这加剧了白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色人种妇女成为讨论权力的主体，但不是在关于国关专业的知识生产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塑造中的积极推动者。
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学者的影响，埃德金斯（Jenny Edkins）、汉森（Lene Hansen）和沃克（R.B.J. Walker）这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解构了国关作为一门学科的意识形态基础，其核心思想围绕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和现代性的假定进行了批判。他们专注对主权和安全等西方概念的解构。虽然后结构主义思想挑战了国际关系中公认的真理，揭露了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摒弃了普遍的叙事和客观性，但它对全球政治的多样性贡献仍不足。
当代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学大纲中，明显缺乏后殖民主义和非西方思想，以上论述都是在“批判性国关”这个广义标题下勉强捕捉到的，这有两个重大影响。首先,批判性学者被进一步“异化”为只适合对既定主流进行批判的人，而他们本身不是理论家。其次，“批判理论”不利于真正理解一个更包容的世界观。只有当教师们选择为那些处于学科边缘的边缘声音发声时，才能克服国关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如果批判性的国关理论不能包括关于现有的权力、不平等和统治关系的文化多样性的叙述，那么它本身就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变革。
总结反思
本文调查的教学大纲揭示了现实中的国关缺乏多样性，现实中非西方的学者几乎没有发言权，而英美学者的批评理论在西方和非洲大学的当代教学大纲中得到过多重视。比尔肯特大学教授比尔金（Pinar Bilgin）指出，之所以国际关系学界少有提出非西方国家的问题，还是出于一种对大国的盲目迷恋情绪，缺乏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对话者或知识社区，这些人原本可以与西方同行一起思考关于世界政治的替代方式。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批判性（甚至是后殖民）学者提出的观点，但是现有教学实践中，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多样性，种族、阶级、民族、地理和性别等因素亟需融入理论课纲，而“后种族主义”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突破性的批判理论。
我们欠下一代学者的是，不应该用几十年来的老方法教授国关。如果要让国际关系学真正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学科，教师们就需要超越西方的标准（包括这里所说的批判理论），走向一种有意的包容性学术，公开地对国际秩序和现代性的多元性给予理解和优先通道。
最后，传统国关教学讲述了一个特殊的“西边的故事”，倾向于将他人的经验和观点从该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剔除。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破坏，将非殖民化、种族化等元素组合起来，只有这样，国际关系才堪称具备“国际”和“全球”特征的学科。
词汇积累
批判标准
critical canon
认识论压迫/暴力
epistemic oppression/violence
学术依赖
academic dependency
后种族主义批判理论
post-racist critical IR
盲目迷恋
fetishization
译者：黄紫蓝，国政学人编译员，悉尼大学国际研究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政治传播。
审校 | 胡馨月 阮淦昌
排版 | 杨凌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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