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权力：讲故事如何塑造东亚国际政治｜国政学人

叙事权力：讲故事如何塑造东亚国际政治

作者：Linus Hagström，瑞典国防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arl Gustafsson，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讲师，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Linus Hagström, Karl Gustafsson, “Narrative Power: How Storytelling Shapes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No.4, 2019, pp.387-406. DOI: 10.1080/09557571.2019.1623498

导读

本文关注叙事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权力。作者通过定义和阐明有关叙事权力的四个关键二元区别发展了叙事权力的概念：从个人主义本体论角度理解的叙事权力VS从叙事本体论角度理解的叙事权力；作为被解释项的叙事权力VS作为解释项的叙事权力；倾向于连续的叙事权力VS倾向于改变的叙事权力；作为叙事权力独立观察者的学者VS作为叙事创造者和权力潜在持有者的学者。本文丰富了不同行为体通过战略叙事影响国际关系的方式，有助于理解有关叙事权力的研究如何调和与跨越上述四个二元区别，并启示读者继续探索不同类型的叙事权力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引言

关于东亚国际政治的具体叙事通过与其他更普遍叙事的联系和重叠而得到建构和增强，尤其是关于大国兴衰的现实主义故事以及各国如何理性应对物质能力分配的这种转变。这就是“内部叙事性”（internarrativity）的本质——通过这种话语过程，叙事隐性或显性地调用其他叙事，并被其他叙事赋予权力。

现实主义故事也许最好被描述为一种“主叙事”，即一种针对特定广泛主题，渗透和构建知识且包含底层叙事的主导故事线。这反映在国际关系对权力平衡变化的关注上，相关观点通常声称其占据理论的认知地位，但却渗透到对东亚国际政治动向的有影响力的叙事中。事实上，一些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最强大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变化是国际体系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决定其战争或和平倾向的主要因素。

批判性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认为现实主义叙事中归因于因果关系的物质环境无法独立于叙事而发挥力量。这并非否认物质因素的存在和重要性。事件、过程和现象都产生了切实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叙事结构——尤其是由此造成的人类苦难。尽管如此，它们的意义并没有被给出，也没有任何处理它们的具体策略，且这种叙事意义的创造具有严重的附加效应。

尽管叙事概念日益流行，看似也很有用，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往往“非常肤浅”。它被简单地用作话语、修辞或任何“听、说、读、写”的同义词。此外，迄今为止，一些关于叙事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最全面研究主要关注国内叙事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认为叙事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具有施为性（performative），并使某些外交政策得以实施。虽然这表明叙事确实是强大的，但国际关系研究还没有对叙事权力在国家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之外，即在国际领域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具有何种影响进行概念化。

引入叙事权力的概念

世界各地的政治行为体可能总是依赖叙事来达到交流目的，但近年来，他们似乎越来越意识到讲故事在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叙事战的进展是否被理解为“公共外交”“软实力”“宣传”“信息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同世界各地听众产生共鸣。

叙事的一个普遍定义是，它是一种“具有清晰的顺序，以有意义的方式连接事件……从而提供对世界和/或人们对世界的体验的见解”的话语。因此，叙事是话语的一个子类，而话语又被定义为意义的组成部分。话语包括对某一话题所有形式的讨论，而叙事仅指关于该话题的故事。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赋予意义，是主体间性的。然而，叙事的特点是按时间顺序讲故事，它通常以评估结束，这些评估为未来提供经验教训，并就采取和支持哪些政策是合理和现实的提出建议。因此，叙事赋予了意义，它通过阐明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何发生、在哪里发生、何时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主角是谁来做到这一点。意义也通过纳入和排除；描述场景、事件和人物时所做的词汇选择；对归因于身份的关系区别的操纵而得以建构。

本文关注叙事通过赋予意义和动员集体行动来产生效果的能力。当临界多数（a critical mass）的社会行为体接受某一叙事为“常识”，这一叙事便成为主导的或强有力的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叙事被边缘化。如果主导性叙事对大多数目标受众来说是有意义的并因此引发共鸣，那么权力的行使可能会非常有效。事实上，各种学术学科的研究表明，叙事能够比其他形式的话语产生更大的效果。

个人主义本体论VS叙事本体论

对“叙事”和“权力”这两个术语的理解存在争议，这意味着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概念化“叙事权力”。尽管如此，叙事学者倾向于引入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权力面向”（faces-of-power）争论，而非在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物主义权力概念。虽然“权力面向”争论的前提为权力是产生效果的能力，但理论界对于在此过程中施动者与结构何者更重要存在分歧。第一个面向关注行为体及他们在关键问题上的可观察决策和公开的利益冲突。第二个面向通过纳入非决定、潜在冲突和议程设置扩大了范围。第三个面向认为最基本的权力形式包括说服行为体接受与其“真正利益”相抵触的政策和规范。第四个面向专注于在其他面向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体和利益本身如何成为权力的产物。

第一到第三个面向反映在叙事方法中，其中的行为体——无论是国家、非国家行为体还是个人领导者——创造、动员、传播和争夺叙事。然而，与前三个面向相一致的叙事权力研究因过分强调叙事者的能动性而受到批评。在更符合第四个面向的叙事权力概念化方法中，行为体在既有的叙事语境中进行操作和叙事，这从根本上使他们的身份和行动过程得以实现和受到约束。因此，“说话和行动的权威是由话语本身的生产性权力构成的”。深度制度化的主叙事制约了较少制度化叙事的形成和接受度。

可见，权力面向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理解，即叙事干预世界，但却遵循不同的本体论。以施动者为中心的方法依赖于个人主义本体论，认为事件、行为体和世界在被叙述之前就具有某种意义，而叙事是一种机会或风险，可以增强或降低行为体产生效果的能力。叙事本体论则将语言视为代表世界的工具和构成世界的力量，认为叙事赋予事件、行为体和世界意义并使其存在，行为体“只存在于关于他们的故事中”。因此，行为体无法随意创造叙事，而只能在已经叙事有序的环境中构建叙事。以叙事本体论为基础的文献认为，深度制度化的叙事从根本上规范了国际政治。行为体必须动员“主叙事”以使自己的“战略叙事”引发共鸣。如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对修正主义和现状的叙事构成了对东亚国际政治中“事件”和“行为体”的解释。

作为被解释项的叙事权力VS作为解释项的叙事权力

作为被解释项的叙事权力涉及叙事如何行使权力。本文使用“主叙事”来指代最一般层面的任何底层叙事。文本、叙事和话语是相互交织、塑造和支持的。如果新叙事显性或隐性地引用听众公认为常识的内容，那么其传播和流行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例如，关于中国崛起、亚太权力转移和未来冲突不可避免的叙事正是通过借鉴关于权力转移和大国兴衰这些深度制度化的主叙事而变得可信，这些叙事还从其学术地位中获得了合法性。即使是对立的叙事，也可以以同一个潜在的主叙事为前提。叙事还可以通过“运输”机制影响听众的信念，其在调动集体情绪时会产生效果。

作为解释项的叙事权力涉及有影响力的叙事做了什么。现有研究表明，叙事是施为性的。通过赋予行为体品质、性格和意图，他们构建身份，进而构建利益。在这些叙事中，“自我”的身份通常通过与空间差异、时间差异或“他者”的并置而出现。一旦确立地位，叙事和更普遍的话语会使一些行为看起来合法、自然、正常和现实，其他行为则相反。有文献表明，中国在美国叙事中扮演了“他者”的角色，反之亦然。美国的叙事将中国描绘成“好战”和“修正主义”的他者，并将其与和平、以现状为导向的美国“自我”进行对比。这种将“他者”安全化的叙事在东亚引发安全困境。

叙事权力的连续性VS叙事权力的变化性

本体论假设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叙事和叙事权力连续性和变化性的认知。那些赞同个人主义本体论的人更有可能认为施动者可以随意愿改变叙事，因此叙事的改变是可能的且迅速发生的。相比之下，那些坚持叙事本体论的人更有可能认为叙事具有弹性，更易于沉淀或制度化。但叙事权力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叙事阻力，包括挑战“主导和霸权叙事”的反叙事的建构和传播。如果反叙事不是主流公共话语的一部分，那么可以通过关注民间社会团体和艺术家以及那些受主流叙事影响但很少被倾听的人对日常经历的个人叙事来识别。叙事阻力也可以以八卦、民间故事、歌曲、笑话和戏剧的形式出现。这些反叙事可能会促成更广泛的叙事变革。如有学者利用电视剧等流行文化来确定一种混合认同的反叙事，认为中日可能不一定像威斯特伐利亚主叙事所暗示的那样二元分离和对立。

当目前强有力的叙事似乎不足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如何推进时，反叙事可能会有更强劲的基础。现有叙事可能会被重新解释，甚至被“嘲笑”。在此情形下，低制度化叙事就有可能改变高制度化叙事。当一种叙事开始显得过时时，“传统的权力持有者会试图重申或重新解释让他们掌权的旧叙事，而挑战者会试图重新编码既定的隐喻以满足他们的新目的”。这种叙事权力之争围绕着如何激活和停用“更广泛的叙事模板”的元素展开。

处理连续性与变化性二元关系的一种实用方法是将叙事和叙事权力概念化，因为它们存在于“沉淀”或“制度化”的几个层次。在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层次，即使是看似矛盾的表达也是以最普遍的主叙事为前提的。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层次，更具体的主叙事常常通过援引普遍的主叙事而沉淀下来。在制度化程度最低的层次，特定叙事试图使当前事件和具体政治问题变得有意义，并提出政策建议——在这里可能有更多的施动和抵制空间。这就是反叙事，至少在最初，可能会试图挑战主叙事的地方。在制度化程度较低层面上的叙事权力斗争可以通过制度化程度较高层面上的主叙事来实现或得到支持。

作为分析者的学者VS作为叙事者的学者

国际关系的叙事研究通常认为叙事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政策制定者或其他一些明确的国际政治实践者。相比之下，学者通常将自己的角色简化为独立的观察者。同时，尽管学者负有根据研究结果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的专家能力乃至义务，人们仍认为“学者即专家”的观点是“学者即独立观察者”理想的延伸。在这种理解中，学者不被认为是叙事者，而是中立、公正的信息和分析传达者。因此，学者可能认为自己的研究仅仅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或解释，并不总是承认研究是建构、重复和传播叙事的“共谋”。

继承福柯对知识难以脱离权力关系这一认识，本文认为学者既是叙事的产物，也是叙事的生产者。作为学者，他们所认同的特定的理论与方法范式以及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主张，都与叙事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这些概念和理论具有施为性，因为它们构成叙事的基石，有助于叙事中的叙事者和主角的建构。

因此，在学者被概念化为叙事的产物的同时，他们也扮演着叙事创造者的角色。他们既可以支持主叙事，也可以寻求建构反叙事。学者们不仅分析叙事，而且积极参与叙事的建构。特别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听取学者的建议，学者作为叙事者的权力将受到限制。然而，如果反叙事在学术界传播开来，它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实践者，从而影响政策。此外，本文认为，作为电视受访者，学者可以在建构国际政治叙事和反叙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关键是这些学者是以更为零和还是正和的方式叙事，这对观众的影响很大。如有学者认为，美国和日本学者都参与了对日本和平主义的叙事性破坏，从而确保它不会发展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他们接受学者作为叙事者的角色，明确提出了一种反叙事，讨论如何赋予和平主义权力，并将其转变为国际政治中更可行的模式。

结论

本文旨在为国际关系的叙事权力研究奠定基础。本文讨论了叙事权力的几个重要区别，表明有可能将叙事权力理论化为行为体通过传播战略叙事产生效果的能力，或叙事首先使行为体成为可能和约束行为体的能力。未来的研究应在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的叙事，如主叙事、不太普遍和沉淀的叙事以及反叙事相互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叙事权力可以发挥与现实主义中物质力量类似的分析作用。叙事的国际分布与国际政治中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演变密切相关。本文还呼吁人们要认识到学者也是叙事者。学界应避免不加限制地重复叙事，还应尽可能地质疑那些认为冲突和重整军备不可避免的主导性叙事。

词汇积累

叙事权力

narrative power

主叙事

master narrative

反叙事

counter-narratives

译者：陈思涵，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对 | 王星澳 戎秦婴

审核 | 施榕

排版 | 王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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