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发展前景
作者：Theodore Hopf，美国学者，建构主义领军人物，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和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务长讲席教授，兼任亚洲研究所身份研究小组组长。
来源：Hopf, Ted.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pp. 171–200.
导读
一直以来，建构主义持有如下立场：第一，行为体有多重身份，这意味着多种利益；第二，存在物质性和话语性两种权力；第三，最强大的权力能规制行为体自发地按照潜在权力安排行事；第四，行为体与结构之间相互建构；第五，社会结构既持久又可变，因而世界政治中的变革既困难但也可能发生。
本文意在回应主流学派对建构主义的批评，认为这是由于（1）主流学派对建构主义的误解，认为其必然是后现代（postmodern）和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t）的；（2）建构主义自身面临融入社会科学主流方法与葆有自身理论独特性之间的权衡取舍；（3）建构主义未能提供自身独有的，对主流国际关系谜题的替代性预测。同时作者强调区分“传统建构主义”（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与“批判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理论核心议题：传统建构主义与其他主流理论的共识与分歧
尽管传统建构主义同样强调对国际政治中结构的作用的关注，即探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国家利益、权力和变革，但围绕上述具体议题传统建构主义有其截然不同的认识。
1.行为体与结构关系：相互塑造
建构主义沿袭现实主义，将结构（structure）定义为：一套对国家行为相对固定的约束。同时认为在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社会情境下，行为体以特定行为再造规范。其突出强调的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能通过明确使他者承认该身份的行为，及他者的恰当反应，界定特定身份。以美国参与越南战争为例，结构对行为体的约束体现在，美国为固守其强国身份无法对越采取绥靖政策。行为体对结构再造则体现为，美国对越军事干预行为，延续了国际社会对使用武力对付他者的“强国”的主体间性理解。
2.无政府状态：具有独特意涵的想象共同体（imaged community）
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anarchy）是无法检验的理论假说。自助（self-help）这一新现实主义推论仅在不靠自身力量强制实施协议将带来毁灭性后果时成立，例如进攻性军事优势情境下的军备控制。类似于剧场失火，有且只有一个出口的无代理的情境，问题在于无序还是有序逃离？以及让谁先走？对此，判断结果更多需要对情境的了解，包括构成行为体与结构的文化、规范、机制、程序、规则、社会惯例等，而非物质权力分配。同理，无政府状态对不同行为体，基于其所属共同体的主体间性认知与实践，有多元的意涵。
3.权力：物质性权力与话语性权力同时存在
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单方面强调物质性权力是国际政治中影响力和权威的唯一来源，建构主义认为物质性权力和话语性权力（discursive power）同等重要。当然，话语权的行使还需经济、军事资源，以开展相应的社会实践。就这一维度而言，无形和有形的力量紧密相连。作为物质和话语权力来源的社会惯例（social practice），通过主体间的授权（authorize）创造并且再造身份认知的共同体，进而对国家的现实行为进行规范（discipline）以及管控（police）。作为其重要构成的外交政策惯例，依赖主体间性先例以及共有的物质性符号解读事件，使施动者的行为系统化，并形成共有的历史。
传统的与批判的建构主义
一方面，建构主义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共性；另一方面，不能将其与批判理论混为一谈。
1.传统建构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所共享的理论基础
传统建构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有其所共享的理论基础。首先，两者均致力于国际社会“去自然化”（denaturalize），依据经验揭示人们认为作为先天、给定、事实而存在的机制、行为以及身份，是人类能动性即社会建构的产物。其次，两者认为主体间性现实及其意涵是理解国际社会的重要关键数据。这一数据需要“被情境化”（contextualized），即被置于其来源的社会情境之中，以解读其意涵。再次，两者认可权力与知识的联系，以及惯例进行规制和赋予意涵的能力。最后，两者强调个体与社会的自反性（reflexivity），也即行为体与结构的相互建构。
2.传统建构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
传统建构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均存在分歧。在方法论上，传统建构主义采用实证主义，运用样本特征、差异方法、过程追踪、虚假性检验，否认诠释主义方法论。批判理论则反对实证主义，肯定诠释主义的方法论。
在认识论上，传统建构主义一方面想揭示差异、身份和多元的理解；另一方面认为其能明确一系列情境和与之对应的身份，从而也被称作“最低限度的基础主义”（minimal foundationalism）。批判理论则认为建构主义可以提供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但不能批判自身认识的边界；否认最低限度基础主义的可能性和可取性，认为这错误地预期分析有其终点。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建构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对权力认识的分歧。传统建构主义对权力关系的议题持“分析中立”（analytically neutral），尽管其认为社会实践将再造潜在的权力关系，但不热衷探究这些关系。批判理论则认为，对身份的研究方法根植于对权力的假定。权力在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被行使，永远存在主导的行为体，批判理论致力于揭示这一权力关系。对权力不同的概念化使两者发展出不同的研究议程。传统建构主义致力于在新认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知识和新洞见；批判理论则从最高的人文关怀出发，致力于研究社会约束和文化认知，以期实现对人类的启迪和解放。
建构主义的研究设计：建构主义为主流谜题提供的解决方案
建构主义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谜题提供了竞争性理解，具体而言：
1.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
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国家结盟对抗强国的观点，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并非谋求制衡一切强国，而是谋求制衡特定的，自认为具有威胁的强国。各国基于国内社会文化环境所形成的身份，造就了彼此间基于身份和行为差异的认知。新现实主义的判断存在经验性错误，应是国家结盟应对威胁。建构主义的威胁感知理论（threat perception theory）认为，威胁的构成要素包括：实力较强，地缘临近，有进攻性军事能力，以及被感知到的敌意。
2.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s）
由于推断的不确定性，国家无法确信能完全掌握他者的意图。然而，在许多国家组别中没有出现安全困境，盟友、经济伙伴间的关系可能是和平的、中性的。同时，确定性并不总是安全的来源，将他国判定为侵略者，实质是将安全困境转化为确切的不安全。建构主义将不确定视作变量而非常量，认为通过提供意涵，身份，以惯例的方式指导、限制国家对彼此行为的认知，降低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政治的必需。
3.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国家间合作（neoliberal cooperation）
围绕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合作的起源及其发展，建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不同的认识以及研究议程。虽然建构主义同样认为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但与新自由主义就如何达成合作持不同的看法。建构主义主张从国家如何在特定问题领域理解自身的利益出发，判断合作是否可能。当与朋友洽谈贸易协定时，国家可能不再将自身利益界定为对他者的单边利用，转而作为合作伙伴追求有别于狭隘战略利益的价值。
围绕如何维系国家间的合作，新自由主义机制设计围绕降低国家间的不确定性展开，建构主义则将确定性视作身份与行为的变量。假使其他条件不变，行为体越不确定，越需要更多的机制安排来确保合作，合作也越困难和不稳定。建构主义认为，身份是凝固的信誉，使人们能较确定地预期他者将重复同样的行为，从而推断一国在特定领域与他国互动时的可能行为。社会实践所再造的机制身份，已从策略性博弈的利己单位转变为共同事业的伙伴，从而机制能在潜在权力和利益发生转移时得到维系。
4.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
针对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这一经验现象，结构和规范都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前者要求好战的统治者被爱好和平的公众和正式选举的代议机制约束；后者对特定领域自由主义的自然化，及其认为民主国家决策者在决定涉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将考虑这些规范的关键假定，站不住脚且未能得到印证。建构主义则认为，民主国家基于在国际社会环境中对彼此的主体间性认知，不对彼此发动战争。同时，建构主义能更好地解释不限于民主国家的和平区域，例如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于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威权和平区域。
结论：建构主义的发展前景
传统建构主义对政治的看法介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既反对基于世界政治具有同质性的判断，进行普世化、一般化的理论抽象；又反对基于世界政治具有异质性的判断，聚焦独特性、差异性的研究。传统建构主义提出，寻找世界政治中的主体间共同体，从而发现特定语境下可预测、可复现的行为规律。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世界政治视作整合的整体，不以时间和空间为区隔。批判理论将世界政治视作一系列无法被加总的碎片，并将理论化的尝试视作将理性化、给定的秩序强加于不可消弭的差异。传统建构主义则将世界视作一系列复杂且不同的领域，很难对其中的任何一个给出持续且连续的认识。但是可以得到一个不完美的理论用于解释世界，汲由对差异的认识，重塑世界政治的部分秩序和确定性。
词汇积累
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
传统建构主义
critical constructivism
批判建构主义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
constitutive norms
构成性规范
discursive power
话语性权力
译者：陈想，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校对 | 汪佳镕 曾庆鸣
审核 | 施榕
排版 | 苏伊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