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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课程教学充斥着对女性的偏见与不公平对待|国政学人

国际关系学课程中的性别与偏见:对推荐读物的考察

作者:Kiran Phull,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学院国际关系讲师;Gokhan Ciflikli,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博士;Gustav Meibauer,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

来源:Kiran Phull, Gokhan Ciflikli and Gustav Meibauer, “Gender and Bia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urriculum: Insights from Reading Lis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2, 2019, pp. 383–407. 

导读

国际关系学课程的推荐读物中蕴含着多少性别失衡?我们可以从本科、硕士、博士的国际关系学课程大纲的学者性别构成中洞察到何种学科现状?本文作者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关系学院2015-2016学年全阶段的课程大纲推荐读物为研究对象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从被推荐频次、学科子领域、课程讲授者、著作方式四个角度揭示了女性学者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完善了学界对国际关系学教学领域中性别偏见的研究,补充了对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链的认知,并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案例与路径。

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链中的性别偏见

既有的对国家关系学知识生产链中蕴含的性别偏见研究主要从学科发展史、学术职业发展、出版、教学四个角度出发,囊括了知识从生产、传播到再生产的整个流程:

第一,聚焦于学科发展史中性别偏见的研究挑战了学界历来对“国关经典”的既定认知。其目的不仅是使女性学者获得在学界的应有地位,更是向深植于整个学科知识生产流程中习得的、潜意识的、习惯性的、系统性的性别偏见抛出尖锐质疑。

第二,对学术领域职业发展性别偏见的研究发现:以英国为例,女性比男性多出35%的可能性进入大学,大多数国关院校中有半数以上的女学生,近年来社科领域的博士学位持有者也有一半是女性。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接受国关教育的同时,她们也会发现自己在学术界缺乏足够的榜样激励,并且职业之路十分狭窄:英国只有35%的国关学者是女性(全球范围的比例是1/3),并且这一失衡随着职称评级的升高而愈发严重: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例,11位全职教授中只有1位是女性。而在全英最有影响力的国关学者前十排行中也只有两位女性。为何女性在国关学术界的职业道路会越走越窄?有人将之归于历史决定论,有人强调结构性、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如刻板影响、歧视、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监督不足、院系或家庭支持等。

第三,在目前的学界,学科的发展以及学者们的个人职业发展都体现在期刊上,而与出版领域性别偏见相关的研究表明,在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的顶级刊物中,女性著作入选率长期低于30%,这或许与社会化、制度化的性别不公有关。而学术合作的流程、方法论偏见以及某种“自选偏见”也可能导致了女性成果的提交率较低。另外,男性作者相比于女性作者引用女性著作的频率较低,混合性别团队乃至女性作者内部也更倾向于引用男性著作,这一现象或反映了学界的潜意识性别偏见。

第四,对教学领域性别偏见的研究揭示了国际关系教学中的内容、材料会对国关学子产生的极深刻影响,它们形塑了学生对“什么是国际关系”“如何研究国际关系”“我可以在这一学科中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的认知。其中,课程大纲因为具有长期固定性、反复使用性并且缺乏外部监督而具有强烈代表意义。在近期英、美对国关课程大纲推荐读物的研究中都发现了一个“二八定律”,即82%的指定读物是男性著作,而(含)女性著作只占18%。在安全研究等子领域的推荐读物中,女性著作的代表性更低,这与出版界以及这些学科子领域内含的性别偏见、教育背景、学术职称以及授课者的性别有很大关系。而授课者性别对读物选取的偏好与男性女性成为教育者角色时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直接相关。

统计结果与假设验证

目前已有的对国关推荐读物的研究存在样本量较小、只关注研究生阶段核心课程等缺陷,所以在统计意义上代表性不足。因此,本文作者选择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关系学院作为对象,以其2015-2016学年所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大纲里的推荐读物作为样本,通过统计深刻揭示了其中性别偏见现象,并为后续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指出了方向。作者分别从整体模式、国际关系学科子领域、授课者、著作方式四个角度对国关课程推荐读物中的性别偏见提出了不同假设(Hypothesis, 下表简写为H),并对其进行了 检验:

表格1本文对国关课程推荐读物作出的所有假设

讨论

本研究为廓清国际关系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偏见模式提供了典型案例,其结果使我们得以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1. 国关课程推荐读物的作者性别构成是否遵循固定比例?

本文验证了“二八定律”在国关课程推荐读物中依然生效。性别偏见仍然贯穿于国际关系整个学科,国关课程推荐读物作者的男女比例无法反映学术职业中、出版领域、学生构成中的男女比例:大多数国关院系有一半以上的女学生,英国社科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中男女占比几乎相等,国关女学者占学界的1/3,完成了样本中1/4的研究成果。

我们不仅要关注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更应探清对女性的系统性排斥是如何达成的。在现实改革中,对教学大纲的改进不能仅仅是简单粗暴地在其中通过“性别配额”增加女性著作,这样的做法不仅只是装点门面,更会加深性别中的“他者”异化。相反,我们更应该将目光投射到改进教学内容的传统设计流程当中,例如不再将出版物作为唯一的内容载体,寻求创新的知识生产体裁与传播形式,从而打破深藏于整个知识生产链里的隐藏权力结构。同时,解决教学领域的性别偏见也需要与解构何为“国关经典”,以及对抗职业发展领域、出版领域里的性别偏见联系起来。

2.哪些条件与女性学者在国关推荐读物中的代表性相关?

第一是写作方式。学界未来的合著潮流对两性代表程度的平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合著读物的增多可以提高女性作者在所有读物中的占比;另一方面,由于男性在合著中大概率担任第一作者,合著增多又强化了学界的男性霸权。

第二是学科子领域。安全研究、区域研究课程推荐读物中的女性代表性最低,国际组织研究与国际法学课程则最高。这一差异或许与各领域不同的知识生产、获取路径有关,某些读物也可能继承了其研究对象区域的性别偏见,如中东、东南亚。另外,与女权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理论相关的读物绝大多数由女性写作,这一领域的读物又占所有女性著作读物中的相当大比例,而这些主题章节通常由女性授课,并且通常降级为后半学期某一周的节选。

第三是授课者属性。授课者都更喜欢推荐同性别作者的作品作为读物。因此,一个性别比均衡的教学团队对推荐读物作者性别比的改善至关重要。男性授课者还更喜欢在读物中推荐自己的作品。另外,职称越低的授课者越喜欢在其课程中推荐女性作品,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的性别平等意识更强、年轻人更喜欢推荐新作品,还可能是因为高职称授课者偏好教授入门级课程,而低职称授课者更多教授进阶课程。

3.国关学科中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吗?

本研究的案例虽然无法展示国关课程大纲的历史演变,但是体现了课程大纲中女性作者占比随着教学阶段上升的增加(本科18%,硕士22%,博士25%)。这一趋势或与随着教学深入而增加的学科专业化程度以及逐年增加的女性出版率有关。

硕博阶段的课程设置更专门化且具有探索性,因此读物更多样化。而本科课程中充斥着所谓国关“经典”,而这些经典之作恰巧多为男性所著,其已有地位固化了国关学科的知识结构并边缘化了女性的重大贡献。本科是受众最多、最多样的教学阶段,但提供的内容却最不具备多样性。并且,本科是大学生对本专业最早的接触,它框定了学生的知识轨迹。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早期感受不到自己在本专业中的代表性,那么她对该学科及学术界的看法就会受到影响,这又进一步使其选择本专业科研作为未来职业的意愿降低,本就性别失衡的学术界由此进入一个自我延续的恶性循环。

此外,推荐读物中论文比书籍更快更新,出版渠道也更多样化。因为授课者总是保留部分由顶级出版社出版、再版的国关“经典”,又把一些出版社、期刊视作学术质量的保证,因此出版渠道的日趋多样化或许利于女性学者的作品出版,也由此利于提高推荐读物中女性的代表性。图表1、2展现了推荐读物中女性作者占比绝对、相对的历年增加,这一积极势头可以归因于更多参与机会、出版渠道逐渐向女性敞开,以及女性在国关学科中的卓越贡献愈发为人所知。但其增速(平均每年1.75%)却并不乐观,该现象或与教学团队中的男性主导、低频的人事更换以及招聘中的性别偏见有关。再加上男性授课者对推荐自著、同性别学者作品的偏好,造成课程大纲中性别失衡的各种交叠机制在这一案例中得到复杂体现。

结论

课程大纲在教学领域占据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划定了一个学科整体与其细分领域的边界,塑造了知识再生产的路径。人们越发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教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与“男性霸权”,我们无法忽视教学材料在其中扮演的扭曲现实、粉饰太平的角色。现有的推荐读物不仅无法反映女性学者在国际关系学科职业领域、出版领域的现状与成就,甚至还加深了在此学科中无所不在的性别偏见。国际关系的教学内容不仅应恰当反映学子的多样性,更应反映作为其研究客体的世界的多样性,因为它影响了学生对“国际关系是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国际关系”的认知,它形塑了学生对不平等、剥削、暴力、权力的概念。如果连我们的教学系统都内化了性别偏见,那么国际关系学被视作一个固步自封、充满歧视的学科就并不奇怪了。

本文作者的研究揭示了渗透于整个国关课程体系设计中错综复杂的性别偏见:国关所有领域(除性别研究)、所有级别的课程大纲都贯穿了所谓“二八定律”,将女性学者排挤在教学内容边缘。单纯希望这一境况随时代进步而改善太过于乐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教学内容中女性著作出现率并没有因为女性在学界中越来越高的研究成果占比而增加。教学大纲对女性学者的排斥是多方面的,包括学界对女学者长期排斥的历史积累、教学组织规章制度以及课程设计流程。所以对教学大纲的改进不能仅是简单粗暴地在其中通过“性别配额”增加女性著作,这样的做法不仅只是装点门面,更会加深性别中的“他者”异化。

国关推荐读物中的性别偏见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术训练、发展与“软技能”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回答。但像本文这样的实证研究还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学生们对政治世界的参照框架和认知是如何被课程教育塑造的?”“男女学子在教学过程中是否受到平等对待?”“现有班级设定是否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平等或性别关怀的课程设计应该是什么样?”在贯穿于整个学科系统性别偏见下,此类问题亟需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词汇积累

性别偏见  Gender bias

教育学  Pedagogy 

(学科)经典  Canon

他者性  Otherness

表面文章、装点门面  Tokenism 

译者:邱镜霖,国政学人编译员,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欧洲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对 | 王逸品 汪佳熔

审校 | 施榕

排版 | 杨凌晶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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