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解释现代战争中的胜利与失败》书评三篇
作者：Eliot Cohe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罗伯特·奥斯古德讲席教授（Robert E. Osgood Professor）；Lawrence Freedman，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荣休教授；Michael Horowitz，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佩里讲席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佩里世界大厦”主任；Stephen Rosen，哈佛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事务教授。
来源：Eliot Cohen, “Stephen Biddle on Military Powe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3, 2005, pp. 413-424; Lawrence Freedman, “A Theory of Battle or a Theory of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3, pp. 425-435; Michael Horowitz and Stephen Rosen,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3, pp. 437-448.
导读
斯蒂芬·比德尔《军事力量》一书既涉足国际关系领域，又涉足军事分析领域。它是一本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在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表述和方法的适用性方面都具有“自我意识”。该著作的核心观点为：掌握现代兵力运用体系是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技术优势或（武器装备、人员）数量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但它们不起决定性作用。比德尔在该研究中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包括小样本案例研究、大样本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书中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流的著作。
本文集中译介了三篇对于《军事力量》一书的书评。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指出书中的循环论证和衡量变量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其观点之间的相互矛盾。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认为比德尔提出的是一种战斗理论，而非战争理论，并指出比德尔弱化了战争的政治属性。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和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认为“现代兵力运用体系”与“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十分相似。同时，他们认为比德尔的理论存在“套套逻辑”和内生性问题。此外，他们还指出，比德尔对“现代体系”的描述过于笼统，未能提出有效证明“现代体系”存在的指标，这削弱了其理论的解释力。
斯蒂芬·比德尔论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一书的观点直截了当：自1900年以来，是否掌握战术的“现代体系”决定了战争的胜败，而“现代体系”的本质是（在进攻时）“掩护、隐蔽、独立小队调遣、压制和一体化联合作战”以及（在防御时）对地形、纵深位置、预备队和反击的综合运用。这些被少数国家掌握的技巧解释了国家为何及如何赢得战争。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认为，决定战斗结果的正是这种“现代体系”，而不是技术优势，不是进攻性武器或防御性武器的全面优势，也不是纯粹的（战斗人员或武器）数量优势。比德尔相信，技术并未深刻改变战争，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将其改变。
虽然这是一部关于军事力量的著作，但它没有涉及海军，而对于空军，其只是作为地面行动的辅助而被提及。它更像是一本关于国家间陆战作战行动和战术的著作。有两种普遍观点也许会引起比德尔的反对。一种观点来自防务分析的机械学派，即军事平衡的研究回归到静态的量化分析路径。比德尔一再表示，士兵或机械原始数量的对比并不能告诉我们谁将在战争中胜出。“运用”（employment）才是关键，并且“运用”所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和组织特征。比德尔反对的另一种观点来自技术狂热爱好者。《军事力量》一再强调，虽然技术上的差异可以影响某场战斗结果，但是胜败则取决于“现代体系”的应用。
比德尔认为，自一战结束以来，现代体系已经完全出现，然而战斗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机动性的变化（比如时速60英里或以上的坦克或者是直升机和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并未改变一个基本事实：要在进攻上或在防御上取胜，国家必须掌握现代体系并在近距离作战中克敌制胜。
然而，书中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比德尔把一战看作现代步兵战术的开端，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把小队作为一种战术组织的发展追溯到那个时期，并且那时联合作战的运用处于战争的最低层次上（自动步枪或轻机枪的使用，以及火焰喷射器、各式手榴弹和轻型迫击炮的使用）。正是一战之后，英国陆军元帅韦维尔（Field Marshal Wavell）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作战步兵应当结合成功盗猎者、飞贼和枪手的技巧”。但是，这是否算一个体系？它与过去截然不同还是只是军事技巧的变化？若是后者，那么就没有任何“体系”可言。而且，如今它是否持续存在呢？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现代体系特征都出现在二战的大战中。同时，现代作战体系的某些方面大大地低估了陆战的变化。以特种作战部队的为例，先进的航空器会通过现代通信为特种作战部队赋能。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伊拉克西部，而美军大规模地面部队无法到达这些区域， 只有特种部队在空军的密切配合下行动。这些区域的战斗无疑包括一些传统的近距离作战方式，但这并非比德尔所定义的“现代体系”。
《军事力量》一书还存在四个问题。第一，对于那些不平衡的战斗结果，比德尔认为其解释不在于技术的作用或战斗本质的变化，而是在于战斗中哪一方掌握了现代体系。然而，这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如果一方惨败，那根据比德尔的定义，这一方则没有掌握现代体系。更重要的是，谁才可以被称为是“现代的”？第二，《军事力量》大量聚焦在高烈度、高密度的地面战斗，并将其作为作战的主要形式。当然，比德尔可以选择他想聚焦的主题，这无可厚非，但他也应当承认某些领域并非是他所擅长的。例如，比德尔认为1999年科索沃空袭并没有歼灭塞尔维亚地面部队。这虽然很正确，但空袭也成功地达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所寻求的政治目标，即南斯拉夫政府部队无条件地撤出科索沃以及塞尔维亚政府倒台。换言之，如果选择不关注其他所有影响近战的战斗现象，那么任何地面冲突都可以成为近距离战斗起决定性作用的例子。第三，比德尔的案例选择及其对案例细节的处理存在问题。例如，在“沙漠风暴”行动（the Desert Storm）这个案例中，比德尔指出，联军部队成功打击伊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美军部队在人员数量和武器方面都优于伊拉克部队，而伊拉克部队中大多是士气低下的应征士兵。这种论点基于一个主张，即伊拉克军队在某种意义上是非现代的（non-modern），尽管它有工程师人才、先进的硬件、复杂的组织以及一些战术技能。第四，比德尔的论点似乎与其所反对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存在一定矛盾。他写道，“现代体系通过利用军事技术的性质来发挥作用，而这些性质自1918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并且它们在今天的变化也是缓慢的”。尽管比德尔认为现代体系源于技术发展（即“火力的崛起”），但他仍不断表示反对技术主义。
在比德尔看来，技术扩大了更好的兵力运用的效果——这可能又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果人们可以把任何成功定义为更好的兵力运用的结果。比德尔试图衡量技术差异，但他所使用的方式并不恰当。他以交战双方所使用的武器系统的平均年代来衡量技术的先进性（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但这种衡量方法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如果双方所采用的技术基础不一样，那么武器系统的年代则不是太重要。1941年俄罗斯、英国和德国的坦克存在巨大差异，即使它们的生产年代相同。第二，这种比较显然忽视了一方拥有技术而另一方不拥有技术的案例，或者忽视了拥有技术数量的多寡所而造成巨大差异的案例。第三，只通过发射平台年代来衡量技术不平衡显然是错误的。即使在一辆坦克中，火控系统和光学系统远比车身的年代重要。再者，在考虑技术时，重要的是不要只关注传递化学能和动能的发射平台或系统。通信、医疗和后勤技术在作战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常识在评判比德尔的另外两种研究方法中也可以发挥作用：一种是基于大量以往冲突样本的统计分析，另一种是计算机模拟。大样本研究涉及假定“德国人对战意大利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与“1973年叙利亚人对战以色列人”相提并论，以及假定把一场给定的战争中的许多不同的战斗和战役或不同的二元关系聚集到某种同质化关系中。每当有人挖掘藏在这些分析中的数据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疑问。数据的来源、变量的编码（什么算是“轻微介入”？什么尺寸单位？哪些战争？）共同导致了人们的担忧：能否真的对跨越数世纪的推进速度数据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在19世纪和20世纪，重度介入的步兵有时推进，有时原地待命，有时匆忙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平均”这个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明问题呢？
对于比德尔对东73战役(73 Easting)的计算机模拟，这似乎更加令人怀疑。1991年海湾战争以不同寻常的精确度而被记录，因为军官偶然间决定记录无线电传输。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可用的技术，东73战役在美国防务分析研究所的模拟重现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难以使人认为这场战斗代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更别说代表更广泛的现代战斗。
毫无疑问，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对理解军事有着重要作用，但这通常只限于微观层次，比如理解武器效果、针对清晰定义的问题（反潜作战是典型例子）和后勤问题的最优战术。然而，比德尔运用这些工具去论证涵盖了整个上个世纪陆地战争的理论，这似乎难以做到。
战斗理论抑或战争理论？
军事力量应服务于政治目的。虽然这一维度在比德尔的《军事力量》一书中并未完全缺失，尤其是当他解释国家为什么总是不能遵循兵力运用的最佳形式，但是这一维度并不是其分析的核心。比德尔挑战着国际关系学界中普遍存在的军事“无知”（military illiteracy），这反映在他们以过于简单的方式看待武装力量，好像通过原始实力指标（the raw indices of power）就能预测结果似的。比德尔敦促他们处理那些无法轻易地被测量的因素以及考虑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国际关系理论家应注意到：关于如何赢得战斗和输掉战斗，比德尔严谨且令人信服的论点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风险在于，当在“维护”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军事素养”时，比德尔弱化了政治的重要性。
比德尔提出把兵力运用的质量作为评估军事能力的标准。他认为，与装备资产和部队数量相比，兵力运用的质量提供了一种更加有用的评估方法。除了数量和技术之外还有更多的因素影响战斗，这种观点并不是他首先提出的。军事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到方针(doctrine)、战术、文化、士气以及其他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但历史学家往往不太相信理论，而比德尔则想展示他可以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一个一般性理论中，提供一个可以处理非物质因素和物质因素间互动的阐释性框架。
虽然比德尔的框架有时很复杂，但总体上是简洁的。他把兵力运用定义为兵力在战斗中被实际运用所依据的方针和战术，其焦点在于作战行动。比德尔的理论核心是“现代”兵力运用体系。对该体系的检验是很直接的。某个军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于现代方法？这种方法涉及比数量优势或技术优势更多的东西，尽管数量和技术的确有所帮助，尤其是当与有效的兵力运用结合时。比德尔关注部队如何在避开摧毁性火力的同时向前推进，以及他们在防御中如何拖延敌人的行动。
未能采用现代体系的一方通常会在战斗中遭遇失败，尽管他们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基于这一判断，比德尔会在那些掌握最现代的兵力运用体系的一方“下注”。他也会谨慎地选择他所要“下注”的那些战斗。他关注那些常规武装部队间的中高烈度冲突，因此他排除了游击战和全球核战争。
对于比德尔的理论，有学者提出质疑。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认为比德尔提出的是一种战斗理论（a theory of battle），而不是战争理论（a theory of war）。对于书中关于二战后期古德伍德行动（Operation 'Goodwood’）的案例研究，合理的驳斥点在于，尽管德军在这场战斗中通过更好的兵力运用而获得了胜利，但他们仍然输掉了这场战争。
比德尔承认战斗与战争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他也认为生产能力或技术不能很好地预测战争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存在。再者，一场决定性战斗的结果可能不是战争的结局，而是另一种作战形式的转变。因此，尽管美国最近的战争多是常规战争，但这些战争同时也凸显了主要西方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兵力运用上不断拉大的差距。然而，当如此多的冲突包含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元素时，比德尔把非常规战争排除在其理论之外的话就会出现缺陷。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我们是否一定要接受这一看法，即比德尔的分析不能拓展到非常规战争中？但实际上，在非常规战争中，避开敌方火力并充分运用己方火力仍然很重要。现代兵力运用体系的属性对于成功的游击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很大程度上，比德尔的分析是“自我满足”（self-contained）的。他成功地展示了兵力运用的缺陷如何导致战场上的失败，但是却未能对这些缺陷的出现给出任何解释。这涉及探讨军事文化以及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军事表现的影响。其实比德尔也认识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倾向于把它们理解为国家难以完全采用现代体系的原因。比德尔还指出，兵力运用的质量可能会受到反映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问题的影响。然而，关键不是要把政治和军事放在相互矛盾的位置中，而是在考虑战术和方针问题时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战斗意味着有两支常规部队作为独立系统（self-contained system）的一部分去行动，这种理解可以产生一种强大的模型，但也受制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战斗是更广泛的战争系统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战争系统本身是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体系的一部分。政治弥漫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中。斯蒂芬·比德尔建立了一种严谨的分析框架，这极具价值，但下一步应当解决其不关注政治的特征（apolitical character）。
变化抑或变革？
比德尔写道，从19世纪后期开始，战场上火力准度和密度的提升迫使欧洲大国在战术和作战层面转向一种新的作战体系。比德尔认为，自一战结束以来，传统陆战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也未被另一种兵力运用概念所取代。如果一方使用“现代体系”而另一方没有使用，那么不具备技术或数量优势的一方也可以获得巨大的胜利。技术优势可以大大增加“现代体系”运用中的不对称，反之亦然。因此，虽然变化中的技术并未取代现代体系，但如果它们与兵力运用的不对称同时出现的话，技术优势确实很重要。
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和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提供了一些关于技术变革的相关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in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ce）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开始呼吁关注苏军参谋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讨论了美军的最新发展，尤其是一个被称为“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的（针对华约进攻的）防御方针。这个新方针的形成得益于新的能发现地面目标的机载传感器以及能精确打击装甲车辆的新武器（大部分是无人操控的）的出现。苏军参谋指出，如果这种新的系统体系（new system of systems）成功了，那么它将会产生与战术核武器一样的军事效果，虽然这些武器用的是非核弹头。苏军参谋认为，这是一场军事技术革命（Military-Technical Revolution）。
马歇尔则认为苏联人创造的“军事技术革命”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把这场革命局限在技术层面，而苏联人所提供的历史例子实际上表明军事组织和作战概念的转变对于利用各种新技术所创造的机会来说是必要的。技术优势本身并不能产生不平衡的军事结果。只有当新技术与新的兵力运用概念（用比德尔的词来说）结合时，才能产生一场新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新军事变革是一种新军事组织目标和架构与战场上新作战实践的结合，而这种作战实践有时但并不总是由新技术所推动的。对于现代体系的研究，比德尔似乎采用了一种与对新军事变革的理解相兼容的路径。他写道，现代体系需要新的联合作战组织和基层军官执行战场作战计划的自由。因此，“现代体系”这一概念的引入看起来与“新军事变革”十分相似。
比德尔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他花费大量笔墨解释了现代体系在战斗中包含什么以及它为何导致胜利，但他没有描述出一种机制去定义某个军队在何时具备了现代体系，例如组织和/或技术指标（organizational and/or technological footprints）。因为比德尔的理论只能在战斗发生之后才识别出现代体系的存在，所以该理论可能存在“套套逻辑”（tautology）。比德尔所列出的用于在实践中定义现代体系的指标过于普遍，如分散、火力和策略性移动（manoeuvre），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战术几乎能在所有的战斗都能看到且几乎所有交战方都会用到。成功与失败总能意味着掌握现代体系与否。因此，合理假设双方进行常规战斗，不管战斗的实际结果如何，甚至不管战场上的行为，比德尔都能找到支持其理论的证据。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兵力运用的来源以及这些来源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作为对军事效果的一种解释，兵力运用可能是其他更重要变量的“替代变量”，而这些更重要的变量可能决定了某个给定案例中的兵力运用。这意味着，重要的不是现代体系。那些决定成功采用现代体系的相关变量可能也对战场上的成功有独立的影响。用政治学术语来说，比德尔的理论存在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比德尔认为，现代体系的采用不仅是非随机的，而且是基于战略与组织文化、政权类型、军政关系、历史经验和经济等相关因素。但如果这些变量可能影响兵力运用，在理论上就有理由把这些变量及其与兵力运用的潜在关系囊括在比德尔的解释中，尤其是在其实证检验中。但是比德尔的理论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其理论假定兵力运用策略的变化是一个常量。
但是，如果这些变量增加了采用现代体系的可能性以及驱动着更普遍的战场行为，那么兵力运用则变成了一个没有太多独立影响的中介变量。虽然兵力运用可能是战场胜利的直接原因，但它也许并不代表一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结构性原因（structural cause）。对于预测战场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理解使得采用现代体系的可能性增加或减少的范围条件。比德尔对现代体系的描述过于笼统，以及他未能展示能证明现代体系存在的组织指标，这严重削弱了其理论的解释力。
比德尔还假定，在测量相对技术先进性（relative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的具体变量缺失的情况下，时间是一个测量不断增长的技术先进性的准确指标。但如果他要用实证证据去挑战新军事变革假设（即军事力量可以以非线性的方式增长），那么他就不能假定技术先进性以线性且连贯的方式增加。这一假定也是不寻常的，因为在实证上检验时间的影响相对简单，但比德尔未能将这个变量纳入其大多数模型中。除此之外，在实际的统计模型中，比德尔也没有加入测量战场技能/兵力运用的变量。
除了战场上的数量优势，比德尔的统计检验不仅没有加入一个测量兵力运用的变量，其理论也没有受到他在第二章中列出的“失败”指标（'failed’ indicators）的检验。鉴于上文提到的国家实力要素与采用现代体系的可能性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控制相对经济能力等变量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效度检验。
这对于具体案例的分析意味着什么？1991年海湾战争中出现了新军事变革吗？1991年伊拉克部队的确迅速崩溃，但这是一场新军事变革的结果还是伊拉克现代体系的缺失？正如比德尔提到，伊拉克的崩溃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比德尔强调的因素是伊拉克军队战术技能的缺乏，这妨碍了现代体系防御（a modern system defence）的执行。
一场新军事变革是否正在形成？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尽管比德尔没有使用“新军事变革”，但他写道，当新技术使掩护和隐蔽变得无效时，那么战争的特征及与之相关的现代体系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比德尔认为以目前的技术以及作战和技术性反制措施，这样一个重大变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按照比德尔的衡量标准，使得掩护和隐蔽完全失效的变化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军事行动执行的数量级变化是比德尔设定的标准，用以主张“现代体系是一种革命性变化”。更根本的是，“新军事变革论”的支持者一直认为不是单纯的技术带来了新军事变革。新的组织架构、目标和概念都是新军事变革的关键。美军在拥抱新军事变革等术语时，也是才刚刚开始付诸实践，他们认为一系列重大变革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地面作战的特点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
词汇积累
译者：阮镇炜，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系安全研究专业（硕士），兴趣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
校对 | 陈暄杰 黎开朗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王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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