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政治：9·11事件为例
作者：郝拓德（Todd Hall），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中国中心主任；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美国俄亥俄大学政治学教授兼系主任。
来源：Todd Hall and Andrew Ross. “Affective politics after 9·1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9, No.4, 2015, pp.847-879.
导读
情感（affect）和情绪（emotion）是人类生活中的关键因素，但国际关系学却很少用其理论化行为者（actorhood）的表现。本文提供了六点修正建议，将情感动态整合进现有的国际关系学个体层面的行为概念。这六点修正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延伸了潜在的集体层面的情感动态和政治策略。作者们以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为案例，进一步阐述其分析脉络的结果。本文将人类情感因素纳入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研究，修正增进了理解，有助于整合且理解9·11袭击事件带来的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层面的不同种类的心理、社会、政治后果。
前言
从直觉上轻微的不适到激烈的心绪不宁，人类的体验中存在着各种主观感受，它们体现了我们通常无法控制的心理与情感状态的变化。尽管这些情感现象是人类生活中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国际关系学中概念化行为者的两大学说都没有考虑到情感或情绪因素：理性主义的方法假定行为体具有固定的、完整的、过渡性的偏好，他们能够在特定情况下做出选择，以最好地实现其目标。相比之下，建构主义者将行为体的行为与社会规范、实践或身份相联系，视政治行为者的能力本身为社会所建构。
为将情感体验纳入对国际关系学行为的现有理解中，本文提出了一系列修正建议。本文根据主观感受将个人层面的情感体验分为两种：高情感强度和低情感强度。同时，作者们指出了这两种情感强度在担忧、行为倾向和情感镜映能力（affective mirroring）方面的潜在激活来源。本文的讨论并不会使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见解无效，而是提供了额外的渠道以了解外部环境是如何塑造信仰和偏好，影响行为体的判断、注意焦点和行动。
情感动态和行为者
本文首先提出了从个体层面理解行为者的六点修正建议：
1.个体拥有思考、反思、以及受策略和规范指导的行为能力，但如果没有受到情感动态的影响，这些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动机和方向的。
2.低强度的情感反应，不仅影响行为体的偏好及其做出的规范性建议，还会对其判断和感知产生微妙但重要的影响。
3.高强度的情感反应通常很短暂，但能强烈改变行为体的注意力所在、优先事项和行为，甚至对不相关的情况或对象有外溢影响。
4.在许多（但不是全部）情况下，情感体验的运作机制是通过感知外部刺激与预先存在的特定情感倾向或担忧相互交叉产生的。
5.情感反应和经验甚至可以在行为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重塑预先存在的情感倾向和关注点。
6.个体不仅拥有传达自己内部情感体验的表达能力，也能够在主观上镜映他人的情感状态。
集体层面动态的挑战
本文首先概念化了个人层面的因素（行为倾向、担忧和镜映；高强度情感体验和低强度情感体验），进一步提出三种机制以解释这些个人层面的因素是如何在行为体之间被共享从而达到集体层面的。通过理论化个体层面的情绪和情感能够在个体间互动中产生集体层面的情感体验，本文避免了直接将个体层面的情绪和情感直接嫁接到集体层面的问题。
第一，通过共享关键的行为倾向（disposition）和担忧（concern），个体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体验到一致的情感反应。已有国关学者指出，当“担忧”的情感能够和预先存在的群体身份认同形成共同情感反应的基础时，上述过程就在发挥作用。民族国家的存在为这种“担忧”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引力，可能使得个体以类似的情绪来回应他们所属政体所遭受的损失、成就或侮辱。除民族国家能提供这种集体性平台以外，宗教团体、种族群体、民族，甚至是具有规范性和认识性的社区也能发挥同种作用。
第二，个体间的情感传递也能通过水平横向机制的传播构成群体层面的情感。个体不仅因为共同的行为倾向或担忧而共享相似的情感经历，他们的情感体验本身便可能极具感染力，能够在群
体间蔓延传播，形成一个蔓延扩散的过程。当情感展示、符号和话语在行为者之间流通能够产生情感反应时，就会发生横向传播。这些社会效应植根于个体的属性中。由于人类既可以向外输出情感也能向内镜映他人的情感，因此人们能够通过社交互动分享情感体验。
第三，社会力量也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协调，乃至约束情感的反应，例如通过散播某种社会期望或规范。例如，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证明，军事男子气概（military masculinities）培养了特殊的情感规范。尽管行为体从未实现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反应，但他们仍然寻求压制某些反应，并投射出其他反应。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管控情绪反应，例如把注意力从刺激物上移开，或者重塑我们对某种情况的评估以及对其的担忧，以诱导行为体达到某种特定的情感状态。
情感政治
个体和集体的情感动态不仅影响着行为者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也构成了他们所面对的策略环境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打造策略需要了解情感如何塑造行为体的思想和行为。本文提供的六点修正建议及其在集体层面的影响为以下四种形式的策略性政治行为创造了条件，即校准、操纵、培养和展示。
1.校准（calibration）：校准是指行为体在考虑他人可能产生的情感状态后，对自身政治行为的刻意调适。行为者的注意力和目标会随其情感状态而波动，而校准是与这些波动相匹配的政治策略。
2.操纵（manipulation）：操纵旨在通过利用现有的行为倾向性和担忧，有意识地引起高强度的情感反应。这种策略试图利用潜在的高强度情感反应以集中注意力，压倒其他潜在竞争事项获得的关注，并激励行动，从而为政治目的服务。
3.培养（cultivation）：培养的目的是改变目标行为体或群体的情感性行为倾向和担忧的基本结构。其目的是逐渐形成持久的恐惧、憎恨、喜爱、情感或忠诚。在个体和社会层面，情感性行为倾向和担忧能构成情感动员的资源，也是政治制约的障碍和来源。
4.展示（display）：展示是将情感反应或情感倾向的形象向外投射以影响目标的策略。由于行为体意识到情绪或情感的表达传达了关于信仰、价值观或未来可能的行动的含义，他们也可以为策略性目的进行这种展示。
情感，情感政治和9·11事件
本文将9·11恐怖袭击事件看作是一个带来必然后果的情感浪潮案例，对其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解。9·11事件之后的情感浪潮在美国国内打开了政治窗口，对安全的担忧成为中心议题。在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5%的美国人对另一次袭击感到 "非常 "或 "有点 "担忧。这种膨胀的焦虑对政治产生了影响，重新改变了公众对政府反恐开支的支持程度。
此外，这种情感浪潮具有外溢效应：“反恐行动”从打击 “基地组织”转移到入侵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尽管9·11事件为美国政客提供了一个在中东追求长期目标的机会，但这些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国内民众的默许。9·11事件发生后仅几个星期，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就比八个月前大幅上升了29个百分点。高昂的情绪也使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急剧上升，进一步放松了对政府的政治约束。情绪外溢的另一个表现是袭击后美国国内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情绪的上升。袭击发生后，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表示 “对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持负面态度”，而在美国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犯罪激增了17倍。
情感浪潮又为情感政治创造了一个新背景，其中最明显的策略是操纵。许多关于9·11事件后的研究都指出布什政府的主要官员通过引用“基地组织的幽灵”、“世贸大厦遗址（Ground Zero）”以及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确定性来维持公众恐惧，以寻求政治优势，这便是操纵因素的缩影。9·11袭击还产生了更持久的影响。虽然恐惧的情感强度在袭击发生后的数周、数月和数年内有所下降，但这里讨论的政治策略有助于延长反应的持续时间。
本文提供的六点修正建议将人类的情感体验纳入到对行为者的理解中，以此更充分地解释9·11的各种后果。9·11袭击事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的民众和精英层面都产生了一种高强度的情感波动。这种冲击波在多种社会实践中激荡，反过来又将公众的能量引向具有悲伤和愤怒情感的符号或其他可识别的形式。这些情感反应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和焦虑，蔓延到其他目标，并为情感校准、操纵和展示的政治策略创造了机会窗口。
结语
国际政治是一种独特的人类事业，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反映这一事实。理性主义的方法强调了政治行为的策略性和工具性的一面，而建构主义则强调了其话语和社会构成。两者都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仍然不完整，而这正是因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忽视了情感和情绪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选择研究9·11事件，但其他发生于1789年、1848年、1914年或1989年的分水岭事件也具有研究价值。常识似乎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情感也参与其中，然而国际关系学对情感反应如何影响和改变现有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却置之不理，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已有理论的本体论假设：理性主义学派是否可以完全容纳情感扩散的流动性与意料之外的外溢作用？专注于政治话语内容和意义的建构主义又是否注意到其在感受层面引起的共鸣？本文提供的修正建议不是为了提供最终的答案，而是期望引发新的思考。
词汇积累
爆破中心
Ground Zero
行为倾向
disposition
行为者
actorhood
校准
calibration
译者：张彦赪，国政学人编译员，悉尼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兴趣为战略文化、两岸关系等。
校对 | 邱镜霖 曾庆鸣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闫珂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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