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的“知识政治”
作者：Inderjeet Parmar，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英国国际研究协会主席。
来源：Inderjeet Parmar, “The 'knowledg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0, No. 2, 2013, pp. 231–256.
导读
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是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概念，其核心观点为民主国家之间较少或不发生战争，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式民主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的目标。
本文指出民主和平论并非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界的热点，其兴起是由于美国的知识网络的存在加上冷战的终结和“9·11”等重大事件的推动，随后民主和平论才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美国维护其霸权的重要工具。
本文首先介绍了民主和平论和美国的知识网络，第二部分阐述了民主和平论的影响，第三部分叙述了民主和平论兴起的三条脉络，最后指出“9·11”是使民主和平论被美国政策届广泛接受的催化剂。
引言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社会功能是阐述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以便更好地凝聚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秩序。可以肯定的是，观念的生产和动员是一个具有内在冲突性的政治过程，特别是在针对“主流”精英知识机构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的战术优势方面，同时也在设置议程以防止对“主流”思维形成激进挑战。
民主和平论与知识网络
民主和平论认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少相互战争，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关键的特点，包括对公民的领导责任、对外交和谈判的青睐（而不是武力），以及对差异更普遍的“活也让别人活”（live-and-let-live）的态度。
尽管该理论与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的工作和他对康德的重读（rereading）有着广泛的联系，但也有人认为民主和平和国际自由主义理论的同时兴起更多地归功于共和党的安全思想。
两党对需要一个“联盟”或“民主政体协会”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来源达成共识。克林顿（1993-2001）和布什（2001-2009）的政策受到民主和平论的强烈影响，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倡导“民主扩大”（democratic enlargement）和“民主接触”（democratic engagement）政策，而推动自由民主则是布什政府的核心。
强硬的市场民主扩张主义、务实和现实主义的雷克（Anthony Lake）和克林顿，以及体现新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外交政策智囊团形成共谋。这种结合被用来对抗来自布什政府的其他观念——比如切尼（Cheney）的“世界主导地位”、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和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全球文明”。
知识生产深深地蕴含在美国社会有组织的权力结构（organised power structure）之中。根据葛兰西（Gramsci）的观点，“知识制造者是历史的制造者”：知识是霸权的关键组成部分——支撑繁荣、安全和稳定的总体规划。因此，知识网络是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基础，而美国的民间基金会是知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知识网络是指位于关键的思想家/活动家群体的重要空间之间的流动系统（a system of flows）（人、金钱和观念）；这些空间反映了生产、包装、传播和应用知识的复杂过程中的分工；空间和流动是由具有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的群体资助和培育的，他们看到了创新的机会。
由基金会组成的网络（foundation networks）是思想的“肥料”，而不是创造者，是既定知识传播机会的提供者。知识网络客观地结合了创造性的思想家以及那些最参与空间/环境中的“真实”世界的人，这些空间/环境有助于在共同的使命感背后进行跨学科研究。因此，尽管政策制定者对学术思想的解释可能会颠覆作者的意图，但学者的想法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者。
知识网络包括慈善基金会与其他知识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受资助机构本身，即大学、智囊团、政策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专业学术协会和学术期刊之间的关系。
观念的影响
本文认为，民主和平论的兴起有三个关键因素：①需要“新思想”（new-thinking）的政治危机；②“新思想”对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或世界观的范式兼容性或可塑性；③发达的知识网络。创造新思想需求的危机很少，但会产生大规模的影响。例如，在民主和平论的语境下，冷战的突然结束以其硬化的政治、知识和制度边界，对民主和平论上升到政策中心至关重要。
动员民主和平论的精英知识网络的影响可能以多种方式得到承认：概念上和工具上的影响可能被发现，证据表明决策者的思维和实际政策创新发生了变化。为了检验这一论点，本文考察了克林顿政府对民主和平论的使用，特别是它颁布的“民主扩大”和后来的“民主参与”政策。
民主和平论与美国精英政治圈中的大多数主要思想政治倾向是相容的，既满足了自由主义者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又满足了现实主义者对权力政治的追求。因此，它的影响可能不仅体现在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活动中，也出现在新保守主义者和保守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中。
民主和平论：多伊尔、戴蒙德（Diamond）和福山（Fukuyama）
本文探讨了民主和平论的起源、发展、上升为科学规律和既定政治实践的三条发展脉络：首先是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资助的普林斯顿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1980年代的工作。第二条发展主线是霍沃尔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工作。发展的第三条主线始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 thesis），并通过约书亚·穆拉夫奇克（Joshua Muravchik）、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进一步发展。
1. 迈克尔·多伊尔和民主和平论的起源
从1979年到1982年，迈克尔·多伊尔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把民主和平论重新列入了学术议程。多伊尔随后关于“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思想的种子在福特资助的项目中明确出现。
必须认识到，多伊尔最初对民主和平论的研究是“意外的”——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召开学生会议，并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同样明显的是，把这些想法带到出版所需的空间和时间，因此多伊尔亲切地表示了对福特基金会意识形态的支持。对于他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多伊尔承认他欠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钱。
历任美国总统都采取了民主和平论的某些方面，并将其用于其原始作者本没有表达的意思。总部设在哈佛、以政策为导向的《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在1996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在民主和平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国际安全》是国际关系领域被引用最多的五本期刊之一。《国际安全》是哈佛大学政策导向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期刊，而贝尔费尔中心长期以来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和斯奈德（Snyder）对多伊尔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发展，认为民主国家比成熟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走向战争，尤其是在第一个十年。他们沿着上述思路发展了他们的论点，在福特和卡内基（Carnegie）等基金会的资助下，2000年出版了《从投票到暴力》（From Voting to Violence），2005年出版了《选举战斗》（Electing to Fight），并得到了霍沃尔研究所和贝尔弗中心的支持。
2005年，曼斯菲尔德和斯奈德批评布什政府对民主和平论的粗暴解释，暗示了克林顿政府对民主化机会和危险的更细微的理解。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排斥民主和平论，而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路线对其进行了发展，使其实施更加有效。
2. 拉里·戴蒙德和克林顿政府
戴蒙德在1991年通过其报告《为了民主的美国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Democracy）向克林顿政府介绍了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原则并扩展了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作为贸易伙伴更可靠。克林顿更激进地将民主和平论“安全化”，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地区和专制地区，认为后者对前者构成了威胁，美国应当积极努力建设“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3.弗朗西斯·福山、民主促进和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者福山认为国家利益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因素，且国际组织对构建民主共同体至关重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而不是联合国更像一个康德式的“国际民主国家联盟”。继福山之后，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repreneur Institute）的约书亚·穆拉夫奇克、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进一步宣扬传播民主和强力干预的道义，以制止人道主义危机。
民主和平论最初说被忽略的，后来其影响也时起时落；它有它的支持者和批评家；并且存在相互竞争的范式。它的影响依赖于不可预见的冲击和强大知识网络的组合，这两者都促进和完善了理论。
“9·11”、新保守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者和保守民族主义者
这三个网络永远不会在一个组织中完全统一，但在需要“新思想”和武力反应的“9·11”之后，它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9·11”之后，新保守主义思想——特别是促进民主——被置于布什政府大战略的核心。尽管促进民主和安全关切始终需要相互平衡，但它们也是密切相关的，打击基地组织的斗争成功地结合了安全和促进民主的问题。拜登在美国参议院时也长期是民主和平论的代言人。
结论
本文表明知识网络是美国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成功地阐述和动员了一种“和平”理论，最终在威胁导向和威胁对抗的政策导向中转变为一种进攻性的“民主”宣传。
知识网络中一个关键的要素是社会性的：一个观念因其精英主义和可信的起源而被接受的社会过程，即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得到了其他学者、政策企业家（智库、基金会、反对党）和政策制定者（克林顿、奥尔布赖特、布什、奥巴马）的积极响应。
如果没有民主和平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不会有一个能凝聚其身份的概念，也不会为其提供一个价值无涉、科学的后苏联时代的逻辑依据。民主和平论也成为了一种新的使美国霸权合法化的话语。
词汇积累
民主和平论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知识政治
Knowledge politics
历史终结论
'end of history’ thesis
民主共同体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译者：陈暄杰，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硕士，兴趣领域为跨国精英知识网络。
校对 | 周震 孟晓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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