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外交：数字技术在日常外交实践中的纠缠与争论
作者：Rebecca Adler-Nissen，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Kristin Anabel Eggeling，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R. Adler-Nissen & K. A. Eggeling, “Blended Diplomacy: The Entanglement and Contest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Everyday Diplomatic Prac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8, No. 3, 2022, pp. 640–666.
导读
国际外交总是与技术变革同步发展。为了解数字化如何塑造外交场域的规范和等级制度，外交行为者如何应对和反思数字化，本文在欧盟多边外交场域内进行了长期民族志考察，重新定位了对外交和技术变革之间关系的传统理解。我们提出混合外交（blended diplomacy）的概念，指的是技术和社会行为的纠缠（entanglement）以及这种纠缠如何影响专业外交想象力和关系争论的双重进程。作者认为外交从业人员通过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在真正外交和干扰性工作之间划出横向界限，在他们自己和其他外交人员间划出纵向界限，这种对外交实践混合特性的关注，为研究数字化如何以矛盾和不平衡的方式塑造规范、身份和社会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自反性、焦虑和争论，塑造国际政治开辟了新路径。
近年来，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者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语汇来理论化数字与外交实践的相遇。“传统外交”是在没有数字化手段协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如面对面的会议、午餐、鸡尾酒会或电话，理想典型的外交会议是即时和具身的。相反，“数字外交”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的外交活动，这些技术通常连接到互联网而无需直接的人际互动。
理论化数字时代外交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我们尚未摆脱模拟（the analogue）和数字（the digital）之间二分法的限制，这种理解将不准确地暗示我们可以重回传统的外交方式，或者走向纯数字外交。为回应国关学科内部对外交数字化发展更精细化研究的呼吁，本文将理论化的实证地点设置在布鲁塞尔——欧盟所在地和多边外交的重要场所：源源不断的会议；常驻代表处 (PERMREP) 与成员国首都内部和之间的协调；外交场域内外不同参与者之间持续的信息交流……无数日常活动支撑着技术如何影响外交实践的思考。
日常外交实践中的数字技术
要了解数字化如何影响日常外交，必须先澄清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日常外交实践？第二，什么才算是数字技术的使用？
本文采用广义实践定义即“我们所做的事情，遇到和参与地有组织的活动”，特别关注布鲁塞尔的日常实践。谈判是一般想象中多边组织外交工作的内核，而国关/外交学界将谈判理解为包含共享信息、建立共识、参加会议、监测舆情、探讨提案、与资本、媒体和公众联系等要素的事物。国关学者认为数字化导致数字外交新实践的出现，新兴文献试图追踪数字制品是如何产生和塑造外交惯例（diplomatic routines），并将外交中在线会议重新概念化为链接实体和虚拟场所的“复合情境”。
典型外交工作日：通过微场景编纂民族志
本文以若干微场景重述当今欧盟外交工作的典型场域，此类场景以“印象派故事”（impressionist tales）编写，即“对田野工作中转瞬即逝的个性化描述”，它将我们直接置于研究情境中。这些微场景除了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外交官如何处理和体验数字技术外，还揭示了外交工作的总体节奏以及面临的多重任务和压力。
11:00 通过 Webex 通话
Alfred的脑袋嗡嗡作响，他已听了漫长的电话会议，尽管与会者被共享了清晰文稿，但幻灯片与演示者说话的内容和速度不匹配。即使最好的幻灯片也无法挽救这种局面，虚拟外交会议变成了荒谬的数字展演。无论谈判的主题是什么，数字技能的在场与否正在成为布鲁塞尔的一个新隐患：没有数字技能的人会拉开他与听众的距离，而精通的人可以利用它来发挥自身优势，进而在网络环境中牵头并最终建构工作组会议议程。
13:00 办公室
谈及数字化和外交工作，Daan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报道不再局限于日报，而是持续不断的24小时信息流，但这缺少了传统外交工作的要点，即通过与人们交谈、互动、了解他们来自哪里、问题所在以及共通利益来影响他人。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忽视这个世界，因为网上有很多有用信息，所以应当一只脚踩着舒曼广场，还有一两个脚趾在线上。
15:00 理事会
常驻代表会议是漫长而密集的事务，Jacob大使担心社交媒体对外交谈判的影响。他认为，外科医生从进入到离开手术室都不需要社交媒体，外交同理。我们就像外科医生，如果不能安静工作就可能搞砸。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的透明度会变成虚假的泡沫，信任在这过程中将让位于怀疑和不情愿。
19:00 街道上
布鲁塞尔的一个雨天，Jack在穿过广场时掏出手机拍了两张人行道上的水坑，之后他将照片上传到代表国社交账户上，水坑的形状几乎与他的成员国一模一样，路灯的反射也完美映衬了首都所在。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这张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它成为该账户转发次数最多的帖子，讽刺的是，它与外交无关，却鼓励许多人与之互动。
理论融合，不仅是数字外交
以上微场景讲述了外交官如何应对数字化，正如Daryl Copeland所言，如果外交活动要在全球化和数字互联的世界中有意义，就必须将自己转变为“游击外交”（guerrilla diplomacy），等待指示和“按部就班”做事不适合现代政治快节奏、高风险的环境。游击外交官通过使用数字技术，与使馆外的人单独、非正式和玩笑式接触，使外交变得更加切身和透明。本文观察更符合“混合外交”（hybrid diplomacy）概念，即“一个实体和虚拟参与相互融合、互补和相互赋能的新阶段”。当外交人员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和处理数字技术时，两种相互关联和重叠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
纠缠是混合外交的第一维度，体现了日常外交实践中人类生活与技术的密不可分。数字化“充分理解为现有社会技术配置（socio-technical configurations）的褶层，而不是划时代颠覆或变化的外部驱动力”。纠缠不单单是独立实体的结合，而且预示着实体缺乏独立性和自我延续性。
混合外交的第二维度与外交官自身如何理解和抵制数字技术有关。除微妙的纠缠形式外，数字技术的使用还在外交身份和关系中制造了新的紧张局势。数字技术的最终意义取决于边界工作的情境形式，将真正外交与干扰区分开，并为其开辟专属的空间、时间和职位。
“混合”将这种联系概念化，由此产生了本文核心论点：需要一并看待人类和数字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纠缠，以及外交官理解和对抗这种纠缠的方式，以理解数字时代外交正在发生什么。
混合外交的边界工作：实在外交和必要外交官
边界工作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有助于理解纠缠如何引发自反性和重新协商职业标准。起初，指的是科学家将自己的认知权威领域与非科学或伪科学相区分的实践和象征性活动。
一、横向界限：真正工作与干扰工作
外交作为一种职业从未完全接受公域和私域的区隔。虽然外交官的个人事务是公开的，但也有一个“根本不发挥作用”的私人领域，外交官守卫着他们的后台（back-stage），当移动设备提供了始终在场和链接的可能性时，这种自我划分就变得模糊了。
随着数字技术被卷入一系列外交实践，它们成为在游击外交官和职业外交官理想间早已存在的职业斗争的一部分。如Jack无意间的图片创建了转发次数最多的帖子，而这条推文也表现为外交，揭示了数字平台快速发展的功用，让外交变得更加人性化。外交工作不仅是老练和自控相结合，而是被建构为表达自我效能感的媒介，甚至是作为个人和社会认同乃至个体和国家自尊的来源。职业外交官仍是一个基本理想，它的核心被想象为选定外交官在机密空间中的会晤和对话。该理想认为数字技术具有潜在破坏性，但并不是一种消极话语，还描绘了在自控中谨慎、圆通和优越的外交图景。
数字技术的暗面在于，它违背了既定规范、外交信息控制和机密性原则。泄密不仅会影响实时谈判和政治进程，还可能破坏外交界建立并长期维系的信任。正如Jacob所言，外交官是外科医生，他们的工作需要和谐与安宁。透明度的确重要，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外交仍然是关于妥协，而将一切都扔在公共领域中并不总是最好的。这与在公司或大学里一起工作没有什么不同：最好先在你们之间讨论一个协议，然后再把它记录下并公开“这是我们达成的协议”。
外交的混合特性表明，外交官为之奋斗几十年的职业标准是理想化的。数字化更引人注目的后果是迫使外交官反思自己的立场，认识到他们本已压力重重的职业正在数字化，这既带来了失败主义，也激发了参与热情。
二、纵向界限：必要与非必要人员
边界工作的第二个维度涉及数字技术如何塑造外交参与者之间的等级关系。物理排他性是一种分层划分空间的方式，许多会议室的门和墙上都贴有打叉电话符号，提醒外交人员遵守正确的行为准则。另一举措是互联网接入受阻的安全场域，它们是“普通但墙壁厚实”的房间，这种物理边界不仅分隔了区域，而且揭示和强调了外交行为者间的社会等级制度。
然而，将这些亲密和无电子的空间理解为更真实的外交会产生误导，因为身处在无互联网覆盖区域的外交人员也被他们的国家鼓励参与数字外展。“一只脚需要牢牢踩在舒曼广场身上，一只脚趾也需要在线。”
社交媒体不是纯粹的数字化，而是通过嵌入参与者的工作时间融入到外交活动中，至关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国家通过外交官身体展演而具身存在的持续重要性。然而，这种看似牢固的等级制度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转变，在疫情条件下：
什么时候开会以及最后在哪里见面更多取决于谁拥有某种软件的许可，而不是外交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现在，通常不是会议主持人召集其他人，因为他可能没有订阅某个平台，所以有时最终会是一个随机的人——比如实习生——召集其他人。
结论
传统和数字外交间的分殊，通常表现为线上-线下二分。一旦我们从将数字外交作为一种独立或补充实践的理解转向对常规、传统或模拟外交工作，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即使人们积极避免使用数字技术，它们也在发挥作用。即使在移动设备被禁止使用或没有网络接入的安全场域，数字技术也影响着外交接触前后的情况，且左右着外交官在谈判中接触信息的方式。正如人类学家Tom Boellstorff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无人使用，虚拟世界也会存在。
数字技术成为外交界内部微妙而有力区隔中的象征性资源，是外交场域更广泛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涉及有关职业等级、身份和边界的斗争。数字技术可以同时带来赋权感和失控感，这就是为什么不仅要研究技术前景，还要研究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实现这一点需要更精细化的实证研究。
本文揭示了与“职业外交官”相关的理想和结构分歧，也揭示了对“游击外交官”新安排和做法的差异。一旦我们开始认真对待这种内部分化，就会明白数字技术是分裂的，因为围绕它的实际使用模式和规范冲突反映了作为一名外交官意味着什么的更深层次问题。为解决这些困难，我们需要更多学术研究，不仅是关于明确标记或理解为数字外交的实践，还要探索外交官日常生活中有时微妙、有时有争议的数字化进程。
词汇积累
具身
physically embodied
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数字外展
digital outreach
线上-线下二分
online–offline dichotomy
译者：汪佳镕，国政学人编译员。
校对 | 张彦赪 陈勇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曾子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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