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是否导致战争的爆发？
作者：Dominic Tierney，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教授。研究兴趣为美国外交政策。
来源：Dominic Tierney, “Does Chain-Ganging Cause the Outbreak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June 2011, pp. 285–304.
导读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捆绑是否导致战争的爆发。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紧密联盟的多极体系中，联盟之间的捆绑会把国家拖入一个不符合其广泛利益的战争。但是本文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捆绑理论在逻辑方面有缺陷，忽略了紧密联盟体系中还会出现约束的情况。本文具体把在紧密联盟中的可能出现的结果分为了捆绑、约束和协调行动三种，具体分析了权力、利益、国家所在的联盟类型（进攻性还是防御性）和进攻优势这四个变量会对三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有何影响。作者经过理论分析后发现，在紧密联盟体系中约束要比捆绑更为普遍。接着，作者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捆绑理论的典型案例，发现临近一战之前的各种危机和战争中约束盟友的例子比比皆是，并且一战爆发的原因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协调行动，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奥匈帝国的鲁莽行为把德国拖入了战争。
译者认为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批判既有捆绑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在紧密联盟体系中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以及影响这三种结果的四种变量。并且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证实了一战爆发的原因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捆绑，而是盟友之间的协调行动。虽然是12年前的文章，但本文最后的政策含义仍然对如今的国际形势富有洞见。美国如今强化了与其盟友的关系，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盟，能够很好地约束盟友。但这也增加了中国的不安和恐惧，不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
本文虽然作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但并非没有问题。事实上，柯庆生和杰克·斯奈德撰文回应了本文[1]。首先，他们认为本文误解了他们的文章[2]。事实上，他们的文章讨论的并不是战争的起源，而是解释为何战争升级到了整个欧洲大陆。换言之，捆绑在柯庆生和斯奈德的文章中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他们进一步指出虽然本文是解释战争的起源，但认识到多极和对进攻有效的信心对鹰派国家和鸽派国家行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柯庆生和斯奈德认为当时德国除了担心奥匈帝国的“背叛”，还担心俄国支持巴尔干民族主义导致的奥匈帝国内部崩溃，这使得德国更加难以拴住奥匈帝国。并且他们还认为本文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官员在面对巴尔干半岛的决战前景时往往比俄国官员更坚决，鼓励俄国坚守。最后，柯庆生和斯奈德认为单纯地给欧洲国家贴鹰派或是鸽派的标签，并不能解释一战这一人类史上巨大的悲剧。
引言
国家常常担心盟友会将其牵连到其不想要的战争之中。的确，正如现实主义者（肯尼斯·华尔兹、柯庆生、杰克·斯奈德和格林·斯奈德）所论述的，至少在紧密联盟的多极体系中，盟友的背叛或是其单打独斗时被打败的担忧会把国家拖入一个与之更广泛利益相违背的战争（捆绑，“chain-ganging”）。那么捆绑是否导致战争的爆发？本文的简短回答是不会（至少不那么常见）。作者认为支撑捆绑理论的逻辑并不令人信服，在其典型案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捆绑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原因。盟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既可能出现捆绑，也有可能出现互相牵制的局面（约束，“restraint”）。作者认为在紧密联盟体系之中，约束比捆绑更为普遍。作者进一步认为在紧密联盟体系中战争爆发的原因既不是捆绑，也不是约束，而是“协调行动”（coordinated action）。本文首先批判现实主义的捆绑理论并给出一个联盟动态的替代理论和战争的原因。其次，作者列出了有利于捆绑、约束和协调行动的变量。然后作者运用修改后的理论来解释一战这一典型案例。在第四部分和结尾处，作者讨论了本文对于联盟和战争更广泛的含义。
现实主义的捆绑理论
作者首先回顾了现实主义的捆绑理论发展脉络。华尔兹认为在多极体系之中，有效制衡被“推诿”（buck-passing）和“捆绑”两种机制所阻碍。推诿是一种“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的形式，捆绑则代表一种相反的现象-“过度制衡”（overbalancing）。在此，现实主义的捆绑理论隐含地假设一个联盟之中包含了一个“鹰派国家”（hawk）和一个“鸽派国家”（dove）（以下简称为“鹰派”和“鸽派”）。作者通过国家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广泛利益与它们在避免盟友叛变或失败中的狭隘利益相对比来区分鹰派和鸽派。鹰派在战争方面有更广泛的利益，鸽派在和平方面有更广泛的利益。依照捆绑理论，鸽派在盟友生存方面的狭隘利益不能胜过在和平方面的广泛利益。由于担心鹰派的叛变和败北会损害鸽派的安全，因此鸽派不能通过威胁在未来的冲突中袖手旁观来拴住好斗的鹰派。鹰派认识到了这一动态，断定其盟友将参战并且鲁莽行事。于是鸽派不情愿地与鹰派一起堕入战争的深渊。尽管现实主义者对于紧密联盟和捆绑行为的确切原因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认为紧密联盟是捆绑的同义词。因此，如果没有联盟纽带的捆绑，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批判捆绑理论
为了厘清捆绑理论的基本逻辑，作者假设了一个包含鹰派国家和鸽派国家两个行为体的简单的紧密联盟。一个紧密联盟可能导致三种可能的结果，这取决于盟友在战争方面是否有相同的广泛利益，如果没有，那么将取决于是鲁莽的国家还是谨慎的国家更有影响力。
第一种结果是捆绑，即鸽派对鹰派作为盟友的生存的狭隘利益胜过了它对和平的广泛利益，于是鸽派被卷入战争之中。第二种结果是约束，盟友间没有相同的广泛利益，但是鸽派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阻止其更具侵略性的盟友使用武力。第三种结果是协调行动，相互依赖并不限制或促使国家，因为它们在行动路线上达成一致。
接着作者首先肯定了在多极体系中，由于敌方联盟的存在，被抛弃的担忧确实存在，并且在紧密联盟之中盟友的背叛的代价十分巨大，因此在逻辑上提高了捆绑的潜在可能。但是此处有一个逻辑漏洞，即联盟体系越紧密，背叛的可能性就越低。作者列出了三个原因证明紧密联盟中的背叛并不容易。首先，紧密联盟经常反映出与敌对联盟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如法德在阿尔萨斯洛林方面的敌对，1914年以前俄奥在巴尔干控制方面的冲突。第二，由于战争计划是以现有的联盟模式为前提的，背叛涉及巨大的交易成本。第三，信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从一个紧密联盟脱离，哪个国家又会在未来相信它？因此，在紧密联盟中鹰派威胁抛弃其盟友缺乏可信度。
捆绑理论的第二个逻辑更为可信，即在紧密联盟体系，国家被盟友被打败的恐惧卷入战争，鸽派难以通过在未来的战争中置身于外来拴住鹰派，因为鹰派输了的话，鸽派也会输。而鹰派对此了然，从而鲁莽行事。然而，在无政府状态自助体系之下，国家自然会对盟友是否会履行承诺，并在危机中表现出真正的决心持谨慎态度。由于鹰派认识到鸽派更广泛的利益倾向于和平，因此对鸽派是否会全心全意参与战争始终存在疑问。与完全参与战争相比，鸽派确实有其他选择，例如袖手旁观或者提供一部分帮助。并且鹰派打一场单边战争并且输掉的威胁几乎不可信。鹰派的失败虽对鸽派来说是负面的，但对于鹰派自身而言是毁灭性的。对鸽派是否参战承诺的疑惑，与如果鹰派被弃于危难之中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两个因素的结合鼓励鹰派在军事方面谨慎行事。
此外，捆绑理论还忽视了紧密联盟在拴住盟友方面的作用。既有的文献已经指出了控制或管理盟友是联盟形成的一个动机。紧密联盟有着较高的相互依赖性，能够给盟友带来巨大的安全利益。鹰派越是依赖一个联盟，联盟则会将其栓得越紧。鹰派知道其需要鸽派的帮助来获取战争的胜利，而鸽派可以通过撤回其对鹰派的支持来重创鹰派。紧密的联盟还能够促进协商，给予鸽派机会来指出鲁莽军事行为的缺陷，并强调达成目标的替代路线。
变量的来源
以上推理表明在紧密联盟之中，约束比捆绑更有可能。作者在此列出了四个影响这些结果概率的变量：利益、权力、进攻性或防守性联盟以及攻防平衡。
1.利益
影响捆绑和克制的一个重要变量是鹰派和鸽派各自在战争和和平方面利益的重要性。当盟友是一个特别偏好和平的极端鸽派的情况下，捆绑就特别不易发生。极端鸽派会试图严格规定援引联盟义务的情况和所需的行动，同时极端鸽派将不愿向他们的鹰派盟友提供空白支票和无条件的支持。但事实上，开出空白支票是利益趋同的标志，是即将到来的协调侵略，而不是捆绑。并且极端鸽派也会更倾向于背弃承诺，而不是与其盟友一同走向战争。如果一方是一个明显利益偏向战争的极端鹰派的话，那么捆绑会变得更容易发生吗？作者认为并不必然。因为它仍面临之前提到的困境，即它不能轻易在一个紧密联盟体系之中战败，其并不能可信地威胁去独自参战，然后失败-其利益更偏向于联合作战，而不是单边作战。如果极端鹰派和一个中等鸽派组合的话，由于中等鸽派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鸽派有可能会被鹰派拖入战争中。此外，鸽派对战争持观望态度，而不是绝对反对，会增加鹰派的信心，认为鲁莽的行为会促使鸽派加入战局。利益的重要性也会对实施克制的能力有影响。中等鸽派会比极端鹰派更容易被拴住，同样的，极端鸽派也会对鹰派施加巨大压力以防止其做出有害共同利益的行为。
2.权力
第二个变量是联盟中国家的相对权力。现实主义的捆绑理论假定国家在多极体系之中是近似平等的。作者在此稍微放宽了这一假设，认为当鸽派比鹰派更强大时，其对鹰派的杠杆会增加，从而降低了捆绑的可能性。鹰派的虚弱增加了其在单边战争中失败的可能性，恶化了被抛弃的代价，加深了其对鸽派军事援助的依赖，因此减少了其鲁莽行事的倾向。同时，更强大的鸽派可以利用其更强的杠杆，确保条约义务被严格规定。此外，随着鹰派的衰弱，它对鸽派安全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因此，鸽派在鹰派作为盟友的生存方面的狭隘利益压倒鸽派在和平方面的广泛利益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当鹰派强于鸽派时，也并不代表捆绑的逻辑会成立。鉴于权力悬殊，鸽派很难对获胜优势作出贡献，所以鸽派并不会因鹰派会被打败的恐惧参与战争。并且由于鸽派的衰弱，鹰派对鸽派在战争中的需要也随之减少，因此鹰派把鸽派拖入战争的动机也会减弱。换言之，当鹰派强到不需要在安全方面依赖鸽派时，就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鸽派对军事行动的否决权失效。第二，捆绑逻辑失效。在约束方面，如果鸽派比鹰派更强的话，约束就比较容易发生，而处于弱小的鸽派无法拴住强大的鹰派。但是此处有两个限定条件。第一，如果鸽派足够强的话，其仍能够否决联合作战。第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鸽派仍能够提高拴住鹰派的可能性（当鸽派比鹰派有更强烈的动机时；当鸽派与其他较弱的国家处于同一阵线时；当鸽派控制关键资源时；以及当鹰派感到威胁，鸽派试图巩固联盟时）。
3.进攻性vs防御性联盟
作者认为捆绑更容易发生在一个防御性联盟之中。第一，当一个联盟被攻击时，由于军队已经在行军中，阻止捆绑发生的联盟动态（鹰派对鸽派的依赖和被抛弃的恐惧）变得多余。防御性鸽派将面临援助或不援助其盟友这两种选择，而其会发现由于避免盟友失败的狭隘利益胜过了它在战场上的广泛利益。第二，在被攻击而不是盟友发起攻击时，联盟通常包含更加明确和坚定的承诺。同时，在防御性联盟之中，约束更加少见，因为当国家面临其盟友会被敌方打败的困境时，拴住盟友将不再是一个可用的选项。
4.进攻优势
根据柯庆生和杰克·斯奈德提出的理论逻辑，如果领导人认为敌人可以迅速打败其盟友，那么它们就会组成一个紧密联盟，给予无条件的承诺并且捆绑。然而作者认为进攻优势并没有使得鹰派能够克服障碍实现捆绑。进攻优势只会提高通过先发制人获胜的机会，鼓励鹰派寻求军事解决方案，但这只会减少鹰派对鸽派协助的需求，从而减少捆绑的可能性。同样的，在一个防御主导的世界，鸽派意识到它必须给予鹰派帮助使其能够成功侵略其他国家。但是这又反过来使得鹰派更加依赖鸽派进而提供鸽派拴住鹰派的能力。
5.协调行动
除了捆绑和约束，还会有“协调行动”这一情况出现，即国家在战争方面的利益趋同。在紧密联盟体系中，协调行动的出现并不奇怪。固化联盟的出现正是因为盟友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广泛利益。战争方面的利益可能由于共同威胁的出现、意识形态等原因迅速变得一致。作者认为协调行动常出现在防御性联盟之中，在面临敌人攻击时，广泛利益和狭隘利益都会转向到抵御侵略者。
6.理论的总结
根据以上所述，捆绑只在以下两种情况出现。第一，已经存在一个支持武力使用的中等鸽派，因此只需要最小的压力就可以使其参加战斗。第二，联盟遭到攻击，而拯救盟友的狭隘利益被证明是决定性的。紧密联盟提供了约束盟友的重要机会，特别是在以下情况下。第一，鹰派是温和的，对非军事选择持开放态度。第二，鸽派的利益坚定地倾向于和平。第三， 鸽派更强大。协调行动是由利益一致产生的，这可能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进攻或防御优势，或处于防守一方。图一强调了关键变量对于联盟行为的影响。
表1：偏好捆绑、约束和协调行动的条件
（注：+指一个变量会增加一个结果的可能性；-指一个变量会减少一个结果的可能性；空白表示不会有系统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文选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捆绑理论的典型案例，如果现实主义者对这一战争的解释出现错误，那么就能对他们的论证产生严重的怀疑。如果本文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应该能发现以下三点。第一，约束比捆绑更普遍。第二，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其中一个联盟的协调进攻。第三，战争升级要么是因为捆绑，要么是因为防御性联盟的协调行动。
1.风暴之前
在1914年之前，协调行动是最为普遍的行为。但是盟友之前仍有摩擦，比起捆绑，展现出了更多的约束。1905-1906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当德国挑战法国在非洲北部的控制权时，奥匈帝国则决定避免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冲突，反复告诉德国这并不值得一场战争。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法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让其让步来避免一场有风险的战争。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奥匈帝国并没有给予德国支持，这鼓励德国接受了摩洛哥问题上的妥协。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大国在塞尔维亚扩张方面意见不一。德国认为此时并不是战争的合适时机，与奥匈帝国在利益上产生了分歧，于是说服了奥匈帝国接受塞尔维亚通过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进行商业出口。因此，认为各国承诺无条件结盟和立即发动进攻，“不考虑具体情况”是不准确的。
2.战争的爆发
作者认为一战的爆发不是捆绑的结果，而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协调行动。几乎在斐迪南大公自1914年6月28日被暗杀之后，奥地利官员就认为到了决定性地解决塞尔维亚的时刻。诸如华尔兹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德国被奥匈帝国的鲁莽行为所捆绑才进入了战争。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在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德国对奥匈帝国作出的种种承诺可能抑制了德国在七月危机中拴住奥匈帝国的能力。但是这种动态会被德国和奥地利的相互依赖所抵消，通过给予每个行为者使用武力的否决权而促进了约束。柏林的决策制定者没有行使他们的否决权，是因为他们相信战争符合德国更广的利益。如果俄国退缩，一场针对塞尔维亚的短暂而胜利的冲突可以摧毁协约国，并结束德国的“包围圈”。如果俄国抵抗，德国则认为是预防性战争的机会。当时德国普遍认为，由于俄国实力的增长，现在开战比以后更好。在1914年德国非但没有拴住奥匈帝国，反而在最早可能的时候就对奥匈帝国施加进攻塞尔维亚的压力。当时德国领导层试图用捆绑的话语来掩盖其真正的战争目的，其早就偏好对俄罗斯的预防战争。七月危机被德国和奥地利是为了战争的黄金时机，两国在战争方面的各自利益已经趋同。作者认为1914年的法国和俄国的行为也是协调行动，而非捆绑。两国更广泛的利益都是抵抗德国和奥匈帝国。俄国认为其需要支持塞尔维亚，否则会失去其大国地位。法国则认为这是夺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机会，并且最重要的是，其不能忍受德国支配整个大陆。
总结
捆绑是否导致过战争的爆发？柯庆生与斯奈德还给出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作为捆绑的例子。但这个例子也存在着许多和一战相同的问题，以色列发动了战争，而约旦和叙利亚则在防守一方，所以我们仍在等待一个捆绑导致战争的真正案例。作者还给出了本文的政策含义。首先，本文的论证意味着由于联盟间的相互约束，紧密联盟会减少战争的几率。此外，捆绑对防守方作用更强则表明，紧密联盟可能会阻止战争。因为在一个紧密的联盟体系中，由防守方发出的共同行动的威胁更加可信。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未来的多极体系中建立紧密的联盟会使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因为尽管联盟纽带的内部效果是平和的，但会加剧外部行为体的不安和恐惧。
词汇积累
注释
译者：黎开朗，国政学人编译员，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联盟政治、东亚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邓浩然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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