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行为体假定”｜国政学人

理性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行为体假定”

作者：布莱恩·施密特，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政治科学家；科林·怀特，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政治科学家。

来源：Brian C. Schmidt, Colin Wight. Rationalism and the 'rational actor assumption’ in re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Vol. 19, No. 2, 2023,  pp. 158-182

导读

多数现实主义理论的教材将国家行为的理性行为体模式视为该理论的核心假定。关于现实主义和理性之间关系的争论充满了误解。现实主义理论家们以不同且矛盾的方式使用“理性（rationality）”“理性主义（rationalism）”“理性行为体（rational actor）”等术语。国际关系学科围绕理性主义/理性的诸多混淆源于未能对（认识论层面）“理性主义”（理性观察者假定）和（本体论层面）“理性”（理性行为体假定）作出明确区分。本文旨在利用二者的差别来详细考察现实主义理论中“理性主义”/“理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目标在于阐明这一争议对现实主义理论乃至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意义。理性主义与所谓非理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分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本质的区分之一。只有清楚地理解理性主义的意指时，才能评估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性见解。虽然，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探讨现实主义理论中理性之间的关系，但是本文的分析范畴确然超出了现实主义理论区间。本文结论显示出，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无论是“理性行为体假定”，还是“理性观察者假定”均是某种意义上的有限命题，而这种有限理性实质上始终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假定之一。二者均表明现实主义理论最宜被理解为一种有关国家“应当”如何行动的规范性理论。此外，作为互动单元的国家并非总是理性行事，需要将理性理论同次优行为理论相结合（形成多元理论）。现实主义理论表明，理性行事的国家会为自身和整个体系带来最优结果。超越理性理论框架的重要扩展在于，考察理性国家在应对非理性国家时的决策过程，这将大大延拓相关理论的政治性/规范性范畴。

最近，诸如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主流现实主义者开始质疑理性假定是否仅适用于某些形式的现实主义（理论）。本文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本文作者认为，如若现实主义理论丧失了其核心假定，那么该理论将会趋向空论（理论不能同核心假定相剥离）。对现实主义的批判观点指出，最狭义的“现实主义”仍包含两个核心假定：无政府状态和理性。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工作要么包含理性假定，要么包含选择非理性（行为）国家的进化机制。

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理性主张及其批判实质上混淆了（理性）这一术语的两种不同含义。其一是有关系统中行为体本质的本体论主张或假定。例如，一些观点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中假定的工具理性与涉及理性使用的明智、开明决策之间存在重要区别。本文观点不认同这种区分，并指出即便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工具理性或许受到更明确的制约，但它仍然以实现某些预期目标为导向，依赖基于决策背景的最优方案的战略考量。这与汉斯·摩根索所捍卫的“理性”别无二致。换言之，这种“理性”指向行为体被假定拥有的本体论属性，以便在既定情境下评估最优选择来实现其既定目标。二者都是以动机或目标为导向的。其二是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主张或假定。它关涉发展理性（客观）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可能性。摩根索宣称：“现实主义相信政治规律的客观性，也必须相信发展一种理性理论的可能性”。为了区别于“理性行为体假定”，本文将这一理性称为“理性观察者假定”。

本文关注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原因有五：

（1）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的理性概念混淆首次出现于摩根索；

（2）他们分别是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最典型、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3）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的质疑再次引发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理性假定的争论，澄清沃尔兹理论中理性作用的立场之于现实主义理论而言极其重要；

（4）如果能同这些关键作者相联系，那么这一论点便能够影响所有现实主义理论者；

（5）最重要的是，所有（致力于发展国家理性概念）的近期尝试并没有改变理性行为体假定的基本前提（将国家视为面向预期结果的战略行为体）。

这些杰出现实主义者的著作表明：只要各国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事（理性行为体假定），那么国际政治便会更加和谐与和平。其中“理性观察者”正是使这一观点在认识论层面引人注目的原因。事实证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尤其是沃尔兹）认为国家通常理应却不会理性行事。因此，现实主义是一套有关国家应当如何行动的规范，而非有关国家如何行动的客观理论。

区分理性、理性主义和理性选择

现实主义理论家以不同方式使用“理性”一词。这使得判定现实主义是否是理性理论变得更加困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经常援引三个主要概念：“理性（rationality）”“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理性行为体假定”。“理性”（有时被称为理性主义者或理性的）是其中用途最广泛的概念，亦是争议最大的概念。如若宣称现实主义是国家行为的理性理论，那么可以推论该理论假定国家或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实际上，这种形式的理性假定了国家行为的“理性行为体”模式（本体论主张）。相形之下，摩根索在《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1946）一书中则以一种非常具体的认识论方法使用了“理性主义”一词。它指向对启蒙运动观点的承诺、假定或明确辩护——“国际政治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解释”。

尽管这两种理性假定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它们确然是不同的，应该明确加以区分。“理性行为体假定”代表了一种本体论主张，而“理性主义”则表达了一系列特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为了加以区分，本文将后者称为“理性观察者假定”。前者指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体属性，后者指的则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客观）研究的潜力。在多数情况下，那些接受后者的主张亦能接受前者：即认同国家的理性行为是客观国际政治理论得以形成的条件之一。与之相反，本文接受前者，但拒绝可能存在理性（客观）的国际政治理论这一命题。

理性主义与IR理论中的理性行为体假定

在现实主义初入美国知识分子视野之时，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政治层面更多地呈现出对抗性关系。例如，（在某些方面）摩根索将理性主义等同于对科学主义坚定的、救世主式的承诺，并将之视为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决定性特征。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摩根索并不认同科学理性的原则是简单的、一致的或抽象的。事实上，很久以前对科学实践的描述就远离了实证主义所呈现的简单化愿景。当前科学哲学表明，科学是混乱的、流动的、动态的和偶然的。摩根索认为，理性主义哲学误解了人的本质、社会世界的本质和理性本身的本质。然而，问题在于人们认为这种观点可以延伸到社会世界。在摩根索看来，政治—社会世界并不符合理性主义的观点，将理性主义应用于人类事务的企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其间，将理性主义应用于政治的可怕后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主义的胜利中展现的最为明显。国际事务中的自由主义“是外交政治的一种理性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事务本质上是理性的，政治在其间扮演着一种病态的角色，需要通过理性来治愈。相反地，摩根索直言，政治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掌握它所需要的并非是工程师的理性，而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道德力量。

理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第二次主要使用源于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基欧汉使用该词来概括他所设定的、与反思主义传统相对立的（国际制度研究）路径。基奥汉关于理性主义的论述有三个方面值得深思：其一，他称之为理性实体理论的重要性。他对“理性主义”的使用依赖于理性选择理论和“理性行为体假定”。其二，理性主义并不依赖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事实上，他对制度的定义嵌套在规则、实践、知觉、认知和合作的本体论中。其三，他对理性主义的论述没有必要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威廉姆斯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作出承诺。

概言之，一方面，理性主义可以按照摩根索的方式使用。作为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的广泛路径，假定社会领域容易受到人类理性的影响，以期获得可用于在人类事务中取得进步的知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可以作为“理性行为体假定”来使用。其中，社会生活本身由理性行为体组成。诸多社会科学家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详细的理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理性”出现在理性主义和“理性行为体假定”之中，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认为它们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本文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

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中的理性行为体假定

要判断现实主义是否是国际关系理性理论，首先需要了解其在什么意义上主张或否定理性。尽管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家并不承认，但是本文旨在证明“理性行为体假定”是几乎所有形式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许多现实主义者除了断言各国对其外部环境进行审慎评估并采取战略行动以实现其利益目标外，并没有花费过多精力来拆解“理性行为体假定”。

在某种程度上，摩根索将“理性行为体假定”与“理性观察者”的可能性混为一谈。在他看来，观察者具有特定的理性特质，以及作为理性人通过理性方式追求理性利益实践的政治，使得政治理论成为可能。其间有三点需要着重关照：首先，这种理性是观察者和从事国际政治实践的人所共有的；其次，摩根索认为政治的理性理论是可能的，他接受了一种软理性主义；最后，摩根索必须相信“理性观察者假定”和“理性行为体假定”均是其普遍特征。摩根索认为，所有国家都以理性的方式行事，而理性的观察者能够理解所有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战略行动。其核心概念是根据权力来定义利益。该概念使得政治现实主义者能够驾驭国际政治格局，并在试图理解国际政治的理性与需要理解的事实之间建立联系。摩根索既信奉“理性行为体假定”，亦相信观察者可以理性地思考政治领域。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政治理论不仅力图描绘政治的理性本质，而且从规范性上讲，理性政策也是其所谓的好政策。他继而指出，政治现实主义认为理性的外交政策是好的外交政策。因为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才能使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从而既符合审慎的道德戒律，又符合成功的政治要求。

就结构现实主义而言，只有在假定行为者是理性的情境下，结构性要素方能纳入对国际政治的一般解释。这种合理性的来源或许存在于结构约束中。但是，除非参与者是理性的，否则这些结构约束不会以再现系统逻辑的方式来驱动行为。正因如此，结构现实主义同样致力于“理性行为体假定”和“理性观察者假定”。诸如沃尔兹需要“理性行为体假定”来证明在其设定的结构条件下，单元正确的行动方针是什么。否则他将无法判断任何行为是否符合结构的规约。以国家行为为例，国家寻求生存的唯一理性行为即是朝向这一目标施行战略/决策。

作为规范性理论的现实主义

在诸多方面，“理性行为体”体现为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规范性理想。“理性行为体假定”常常被国际政治实践所否定。无论什么（如非理性主义）造成了理论异常，本文认为现实主义的“理性行为体假定”是一种规范性理想。例如，特拉赫滕贝格即认为现实主义是和平理论而非战争理论，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理性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有助于建立更加和平的世界。然而，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确实不赞成永久和平的想法，而是倾向于国际稳定。与其他结构现实主义者不同，查尔斯·格拉泽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会产生霍布斯式的追求竞争性权力的行为。为了纠正对国家行为的错误见解，格拉泽建立了一套有关国家理想行为的规范性理论。他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做出理性决策的假定（规定性/规范性理论所必需的）。与此同时，格拉泽的国际政治理性理论规定了国家应当如何行动以实现其战略目标。他还充分认识到，历史经验提供了无数国家未能以理性方式行事的案例。

此外，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同样存在理性行为体假定。尽管他认为国家不断追求权力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他在规范性维度上更加重视和平而非战争。众所周知，米尔斯海默是伊拉克战争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他还反对（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等。早在2015年，他以会激怒俄罗斯为由，反对将乌克兰武装化。这些案例进一步证实了有关现实主义是规范性理论的论点。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美国未能遵守现实主义规范的原因是无法以理性的方式行事。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在理性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而非诉诸战争和暴力），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如遏制战略、尊重其他国家势力范围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规范性的、规定性的、有关国家应该如何行动的理论。

结论

本文发现现实主义理论——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都支持“理性行为体假定”。对“理性行为体假定”和“理性观察者假定”的区分破坏了将理性主义描述为广泛理论路径的观念。拆解这一区别为更深入地评估理论传统之间的差异开辟了空间，并有望为增进理论对话提供途径。“应当”使得现实主义描述世界本来面貌的传统主张不再理所当然。许多经验证据表明，作为互动单元之一的国家并不总是理性行事。历史同样验证出，现实主义者的政策处方并非总是同国际政治的经验条件相一致。换言之，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差距。现实主义者提出的离岸平衡或遏制等大战略不仅是战略观点，还是一种规范性的、基于价值的政策建议。这种理论所假定的行为体理性同国家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即认为摩根索提出非理性政治反理论的可能性或许自有其理。

词汇积累

理性行为体假定

rational actor assumption

理性观察者假定

observer rationality assumption

反思主义/反思主义路径（罗伯特·基欧汉）

reflectivism/reflective approach

核心假定/假设

core assumption

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政治现实主义

political realism

译者：赵旌宏，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冷战史、东北亚国际关系。

校对 | 周震 刘若锋 朱忻博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刘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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