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外交政策中的刻板印象和角色失调：
博索纳罗和特朗普
作者：Leslie E Wehner，巴斯大学外交政策分析（政治、语言和国际研究）高级讲师。
来源：Wehner, L. E. (2023). Stereotyped images and role dissonance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right-wing populist leaders: Jair Bolsonaro and Donald Trump.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8, No.3, pp.275-292.
导读
民粹主义强调“人民”和“精英”对立。民粹主义领袖通过发表反精英言论，在“我们”与“他者”的二元维度中不断强化“人民”和“精英”立场的不同，这点在对外政策中也得到了体现，民粹主义领袖利用形象（image）和角色（role）的建构，将“人民”与“精英”的对立进一步延伸至国际舞台。而当塑造的角色与形象被用来反对“外部群体”时，就会发展成对其他行为体的刻板印象，并可能造成现有角色与先前角色间的冲突与失调。本文通过研究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中的形象理论、角色及其相互作用，认为民粹主义者所建构的形象，并不必然导致其在对外关系中直接选择朋友或敌人这一角色，而是提供了选择角色与形象较为一致的可能性；同时，本文也探讨了两位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巴西前总统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下文简称“博索纳罗”）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文简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研究他们对形象、角色的选择，是如何进一步影响他们在外交政策中的决策和举措。
国际关系中的民粹主义研究
在现有国际关系的民粹主义研究中，民粹主义已被概念化，成为一种政治策略、话语实践和“薄”意识形态（thin-centred ideology）。首先，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民粹主义领袖在大多数无组织追随者的支持下行使权力，并与他们建立一种无中介和直接的关系。民粹主义领袖的使命是治国为民，并与作为危险对手的精英阶层作斗争。其二，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话语实践，通过使用“人民”和“精英”这两个对立的符号阐明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再者，民粹主义也被理解为一种“薄”意识形态，它需要借助其他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牵引阐述。在比较政治学中，这些研究分支影响民粹主义在国际政治中如何被审视，但这些分支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前提：人民、精英以及公意。
对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关注始于对是否存在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争论。Chryssogelos认为，国内反精英定位对理解民粹主义在外交政策中反全球精英的方法至关重要；Plagemann和Destradi在研究印度时则认为，国内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并不一定包含外交政策的实质性变化；Wehner和Thies在关注拉丁美洲时发现在此可以找到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但这些政策也并不是单一的；也有学者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粹主义言论都反对多元主义和自由秩序，因为它们也可以将自己定位在国际秩序之内。
尽管民粹主义不一定构成一种统一的外交政策，但上述研究表明，在领袖或政府的国际言论中，“人民”、“精英”和“公意”这三者始终存在，而“纯粹”的人民（“pure” people）和反精英视角都是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中的关键特征。
本文主张存在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在这场反对精英的运动中，民粹主义领袖将外交政策制定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排除了参与其中的传统官僚和外交官，通过诠释“人民”和“精英”的关系，形成民粹主义领导者自身对于他者、外部世界的形象（image）认识，塑造与国家相关或他者的角色（role），进一步推动国家参与或制定与此相关的外交政策。
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中的形象、角色及其相互作用
形象理论（image theory）是目前外交政策分析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中，政策制定者会利用角色，将他者与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相联系，并对此塑造成刻板印象。尽管刻板印象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但它们却经常被用于评估外交政策和指导意图。当然，这些形象并非一成不变，但它在特定行为体的外交政策中产生稳定作用，如：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将彼此视为敌人的共同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民粹主义领袖排除传统官僚的介入，依赖自身对他者为朋友或敌人的认识，他们在塑造自我和他者形象时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因而关注民粹主义领袖，是理解敌友形象在外交政策中影响的关键。但是，这些形象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表现出的行为类型。形象只能反映意图和对政策选项的评估，但并不一定能说明实际的外交政策行为。因此，角色可以在外交政策的意图和行为之间建立联系。
在象征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中，“角色”概念既可以表示现有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指未来可以获得的社会角色类型；同时，角色具有关系性和行动导向，和相应的对立角色交汇，告诉自己和他人某人在特定角色的参数和期望下可能如何行动。而他人的期望至关重要，因为所有行为体都需要其他人接受他们对现有角色（或新角色）的扮演。如果角色与他人所期望的不匹配，或者自己对原有角色的理解产生变化，则可能出现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这种情况在角色创造者（role enterpreneur）寻求推进新角色或以新方式来扮演现有角色时时常出现，新旧角色发生冲突，国家面临角色失调（role dissonance）。在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中，领袖可以将国家的外交政策机构置于一边，充当角色转变的推动者，也能够采取短期战略行动进行加速演变。
形象与角色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交汇影响。民粹主义领袖通过塑造人民（朋友）和精英（敌人）的形象试图在两者之间建构对立关系。然而，人民与精英所呈现出的朋友、敌人形象并不必然导致对应角色的成立，角色的成立不仅关乎规范维度，也会受到情感维度的影响。例如，当行为体是敌人形象，可能会让人产生恐惧，也可能让对方产生冷漠。如果是引起恐惧，行为体可能会采取孤立的角色来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以减少受到伤害的机会；如果是引起冷漠，威胁感可能会降低，而敌人的形象可能会导致领导者选择更具对抗性的角色，例如与对方敌对的力量。如果是行为体感受到对方的威胁，想要保护自己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孤立自己。又如对特定社会环境（如全球化）的敌意形象可能不会使领导者选择孤立的角色，而是表现出积极的行为，通过扮演反全球化角色来破坏该社会环境。
同理，朋友形象也不一定转化为朋友角色。相反，朋友形象可以引导领导者扮演盟友伙伴或忠实盟友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涉及一定程度的联盟，但每种情况下角色关系的强度却相当不同，朋友的形象可能不会导致忠实的盟友角色，也不能转化为同盟角色。例如，在二战期间，尽管阿根廷将英国视为朋友形象，但对其采取了中立角色，英国对此也持鼓励态度，因为这种中立角色有助于向英国提供粮食供应。
总之，形象为领导者提供了一套与民众（朋友）和精英（敌人）形象相对一致的可能的角色选择。因此，领导人对人民和精英的形象对于理解民粹主义外交政策行为非常重要。作为“人民的捍卫者”，民粹主义领袖在支持民众、声讨精英的过程中塑造了朋友和敌人的形象，这些形象推动了角色的选择，而“角色”也成为分析工具，以捕捉民粹主义领导人寻求与其他领导人、国家和国际制度建立的关系类型的微小调整和重大变化。
案例分析——以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例
本文作者选择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阐明这两位民粹主义领袖对自我和他者的形象与角色选择，是如何影响他们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在国际关系中，巴西一直是一个多角色扮演者。它曾是地区的强国、领袖、多边主义倡导者，还是地区整合的关键角色。然而，随着博索纳罗的上台，巴西的国际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源自博索纳罗自己的形象观念和角色理念。在其竞选总统期间，他自我定位为国家的“修复者”，承诺为国家带来新秩序；他将国家现状归咎于传统政治精英，将国家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将人民对立于精英。这种观念成为了他政治话语的核心，他试图通过这些形象来推动国际角色。同时，Guimarães和Silva认为，博尔索纳罗在国际上主要扮演三种角色：反全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反敌人者（anti-foe）。反全球主义者的角色在多边机构上体现出来，他强烈反对这些机构，将其视为国家主权的威胁。民族主义者的角色则强调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观，为外交政策的决策提供了合理性。反敌人者的角色通过对国内和国际友敌的划分来驱动行为。然而，这些新角色与巴西过去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冲突与失调。博索纳罗的反全球主义角色限制了巴西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的能力，导致了国际角色之间的冲突。他边缘化了巴西原本在地区事物中的领导力和整合力，将重心放在了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府的关系上。这一角色观念的转变还在国际事务中产生了冲突和不和谐，他的反全球主义角色对多边主义角色产生了负面影响，限制了巴西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参与，比如巴西退出了南美国家联盟，在原本由巴西领导的南美事务中事实上扮演了追随者的角色。不过，尽管博索纳罗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这三个角色，也并不妨碍其在必要时与意识形态对手采取战略合作，比如和中国的合作。可见，博索纳罗的领导和角色理念改变了巴西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友敌形象看待世界，并已经在巴西作为国际角色的先前定位与博索纳罗领导下以及他对“人民捍卫者”概念的期望之间，造成了角色冲突和角色失调。
同样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经历了较大变化。他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捍卫者”，将精英阶层视为国家的敌人。这种友敌对立的形象不仅影响了国内政策，也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以“人民”的形象为前提，将国内政治利益置于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强调美国利益要放在首位。因而，在特朗普上台后，他以国家人民的名义，将来自美墨边界的移民定位为威胁，并于2018年实施了零容忍政策；同时，特朗普的角色选择在外交政策上引入了新的因素，例如反全球主义，开始怀疑之前美国加入的全球协议，并在后来退出了《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此外，他还质疑国际组织如北约的价值，同时要求其他成员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这一系列外交举措与之前美国热衷于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者，为其盟友提供安全支持的形象与角色相悖，使这些盟友开始怀疑美国是否仍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相比于之前的总统在处理两国关系上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立场，无论是在贸易战，抑或是后来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间，特朗普都更加强调了中国作为对手的角色。总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反映了其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民粹主义观念和对人民与精英的形象塑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改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选择对美国国际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盟友和国际社会对其可靠性和稳定性产生了质疑。
结论
本文研究了民粹主义领袖如博索纳罗和特朗普所持形象和角色之间的关联。文章认为，这些领袖的形象对于理解其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先前角色之间的冲突和失调至关重要。这两位领袖在试图建构新角色时，提出了反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敌人的角色，这些角色破坏了先前国家塑造的形象和声誉。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形象和角色出现了变化，但其他国家仍然期望他们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而这两位领袖作出的角色变更在今后是否会继续削弱其他国家对巴西、美国原有国际地位的认识，仍尚待观察。
词汇积累
民粹主义
populism
角色失调
role dissonance
形象理论
image theory
角色冲突
role conflict
公意
general will
反敌人者
anti foe
译者：邢安婷，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对 | 王昕怡 郑诗琪 阮镇炜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叶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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