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领导人心理学与国家间竞争 | 国政学人

交互式领导人心理学与国家间竞争

作者：Dennis M. Foster，弗吉尼亚军事研究院国际研究系教授；Jonathan W. Keller，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Dennis M. Foster, Jonathan W. Keller, “Interactive Leader Psychology and the Ebb and Flow of Interstate Rival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3, Vol. 67, No. 4, pp.1-16

导读

在探索领导人心理特质与国家间冲突的关系方面，本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通过领导人特质分析编码方案和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该研究揭示了美苏冷战期间领导人心理特质对军事对抗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当两位领导人都同样表现出较高的概念/认知单一性时，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此外，本研究也表明，在概念复杂的领导者与概念简单的对手的互动中，冲突的可能性最低。这意味着即使在对抗性关系中，一个具有高度概念复杂性的领导人也可能通过同理心推理减少误解，避免报复性的下降螺旋，从而维持相对和平的互动状态。

本研究为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个人因素如何影响全球政治格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并为未来研究领导人心理特质与国际政策决策之间关系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这项工作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洞见，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预测国际冲突的动态，以及如何通过领导人之间的有效互动来避免潜在的军事对抗。

引言

大量的学术研究将领导人的心理特质与其单方面对外使用武力的倾向联系起来，但研究考虑领导人之间的心理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

本文利用领导人特质分析编码方案，对美苏冷战期间的军事对抗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美苏领导人双方的概念/认知单一性（conceptual simplicity）较高则会显著增加军事可能性。最不易发生冲突的二元领导人组合是概念复杂的领导者与概念简单的对手互动。这表明，即使只有一个复杂的领导者存在，也可以增加同理心推理，减少对对手侵略性的误解和报复性的“下降螺旋”（downward spirals）。

对于特定组合的领导人如何塑造国家间战略互动，如希特勒-斯大林，尼克松-毛泽东，里根-戈尔巴乔夫等二元领导人互动组合，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当两个“强硬派”领导人相互对峙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否最大？在领导人组合中，只需要一个强硬派领导人就能将该关系拉入冲突性互动的循环吗？两个强硬派领导人实际上能够相互威慑，从而在关系中产生更大的稳定性吗？当一个强硬派领导人面对一个温和的对手，并且感知到一个利用对手的机会时，冲突是否特别激烈？温和领导人能通过保证和释放善意的互惠来引导好战对手的行为吗？

当两个强硬派领导人相互对峙时，竞争假设预计会发生危机升级和军事冲突的循环，而威慑假设表明战略稳定将更有可能成为均衡结果。但对于包含一个相对强硬和一个相对温和的领导人的“混合领导人组合”，坏苹果假设预期存在一个强硬派领导人的组合足以使双边关系进入高威胁感知、负面互动循环和武装冲突的下降螺旋，而保证假设预期存在一个温和领导人的组合将产生积极互惠行为、信任和合作结果。

为了识别领导人对冲突或合作的个体倾向，本文参考了强调个人区分环境的能力概念——概念复杂性（Conceptual Complexity）。这一变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领导人“好战性”（War Proneness）。概念复杂性影响了对信息的开放接受度，产生对其他人误解的敏感度，以及能否考虑替代选项、面对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具体来说，概念复杂性得分较低的领导人，或者说认知上更简单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决策更迅速，对新信息的开放接受度较低，依赖更多冲突性的外交政策工具，且更易于简化偏见。

本文通过分析二元领导人组合的概念复杂性/认知复杂性与美苏冷战对抗期间（1945-1986）军事化国际冲突的时机和数量关系来验证上述假设。

统计结果支持竞争和保证假设：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认知复杂性不高的领导人组合互动时，军事化冲突更有可能发生。然而，混合双边关系——特别是一个认知上相对复杂的美国总统与一个认知上相对简单的苏联领导人的组合比高复杂性美苏领导人的配对稍微和平一些。

认知复杂性与冲突行为

既有研究已经讨论并识别出众多会影响冲突行为的领导人特质。在政治心理学文献中，包括对他者不信任（Driver 1977）、权力需求（Winter 1973）、自我监控（Yarhi-Milo 2018）、支配地位（Keller and Foster 2012）和认知复杂性（Satterfield 1998; Preston 2001）等都有可能影响领导人发起冲突的行为偏好。

领导者的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认知复杂性影响到对他人信号的开放接受度、对他人的同情心以及对他人动机和行为的误解的敏感性。

最近的研究焦点并非直接在领导人个人心理特质上，而放在了可能塑造领导者认知或领导风格的个人生活经历上，特定类型的生活经历影响领导人的冲突行为。上述特质包括领导人先前从军/战斗经验和之前的职业特点（Horowitz, Stam, and Ellis 2015）、领导革命的经历（Colgan 2013）、外交政策经验（Saunders 2017）以及领导者的年龄、性别和上台方式（Goemans, Gleditsch, and Chiozza 2009; Schwartz and Blair 2020）。

虽然上述研究提供了某些生活经历产生认知/心理倾向进而影响领导人冲突行为的指示性证据，但本文寻求直接评估领导人心理特质对冲突行为的影响，而非从领导者的经历中推断他们的认知风格可能是什么，进而可能如何对冲突行为产生影响。

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已经确定认知复杂性是影响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和结果最重要的心理驱动因素之一。低认知复杂性的领导者以黑白、非此即彼的方式看待世界，而高复杂性的领导者则认识到相当多的模糊性和灰色地带。低复杂性的领导者更多是内向的、教条的、对新信息封闭，而高复杂性的领导者对信息更开放、更灵活、对政治环境中的其他行为者更敏感。

低复杂性的领导者表现出相对“控制论”的或启发式的决策过程，选项生成较少，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也较为简短，而高复杂性的领导者则进行更广泛和“理性”的成本和收益评估。

因此，低复杂性的领导者在决策上快速甚至冲动，而高复杂性的领导者则深思熟虑，可能会因犹豫不决而陷入困境。在外交政策的内容上，低复杂性的领导人倾向于追求更多冒险和激进的选项，如包括使用军事手段达成目标，而复杂性更高的领导人则更谨慎和温和。

总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多个直接和间接的因果机制，根植于领导人性格和由情境诱发的认知单一性产生了高度的风险接受倾向、对危机性质的误解、认知僵化和军事上的自信。

适应性假设

高认知复杂性领导人将表现出合作性和和平的双边互动。

当两位认知复杂性相对较低的领导者互动时，由于两国领导人都相对教条主义、抗拒接受新信息、不考虑从其他视角看待危机、看不到使用武力之外的选项范围且愿意承担风险，这种领导人组合将产生所有双边组合中最多的冲突风险。

当低认知复杂性领导人在争端中相互对峙时，会倾向于固执地坚持各自对形势和可接受结果的看法并形成零和思维，错过了任何解决冲突的创造性方案。这种领导人组合不会对形式和选项进行深思熟虑，而是倾向于迅速采用强制性手段。他们会对彼此的挑衅行为作出同样的回应，并低估负面报复的风险。危机结果将是边缘政策、危机升级和军事化冲突的发生，与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的最严重表现形式有很多共同之处。

这样的领导者将难以理解彼此的观点、利益和政治约束，更有可能错过解决冲突机会和多元选项的可能性，并倾向于将对手逼入一个只剩下危机升级或屈辱投降选项的角落。

竞争假设

低认知复杂性领导人将在其双边互动中表现出高度的冲突倾向。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低复杂性领导人的单边好战倾向不能简单地外推到双边互动。相反，必须考虑低复杂性领导者在“看到自己”在对手的声明和行动中时可能会作何反应。当这样的领导者认识到他们正在与一个同样教条、果断和鹰派的竞争对手打交道时，侵略性可能会让位于勉强的尊重、谨慎和威慑。他们意识到，与其屈服于压力或进行绥靖，对手领导者会对侵略行为作出同样的回应——因为这正是他们会做的事。这意味着低复杂性领导者可能对彼此但不是对其他类型的领导者具有一种有限的共情。因此，尽管他们不太可能从事非暴力解决方案的创造性探索或系统地寻找政策替代方案，但他们可能会简单地得出结论，强硬的回应将过于昂贵或不可预测，不符合国家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不是被合作取代，而是被一种相对稳定的对峙所取代。双方可能会进行一些边缘政策，但最终都会退缩并且不会升级到全面战争。这种低复杂性领导者被低复杂性对手威慑的预期就是威慑假设。

威慑假设

低认知复杂性领导人对将表现出稳定的关系，直接冲突的风险最低。

混合领导人组合假设

“混合”双边关系可能是最有趣的。低认知复杂性的领导者与高认知复杂性的领导者互动时会发生什么？文献提出了几种有趣的可能性。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被称为“坏苹果假设”。正如“一个坏苹果会坏掉一筐苹果”一样，一个领导人组合存在一个强硬或低认知复杂性的领导者，无论是否存在一个更加适应性或高认知复杂性的对手，都有可能产生冲突。低认知复杂性的领导者会在高认知复杂性的对手身上察觉软弱之处并试图利用之。

认知复杂的领导人倾向于用外交手段和努力寻找创造性解决方案来回应政策争议或要求。认知简单的领导者不会将这种和解行为视为建设性对话和相互收益的机会，而是视为更有力推动和获得更大份额零和博弈的信号。

尽管认知复杂领导人的风险规避和务实主义可能使他们倾向于在短期内向更强硬的对手做出让步，但这种绥靖不太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双边结果，因为低复杂性领导人的过分要求最终会产生抵抗。

实际上，高复杂性的领导者可能一开始就担心被利用，并决定他们必须强硬行事，甚至可能先发制人。因此，坏苹果假设认为，低认知复杂性领导人和一个高认知复杂性领导人的国家对将在其双边互动中表现出高度的冲突风险。

与坏苹果假设直接相反的是安抚假设，它预计一个适应性领导者可以“赢得”一个强硬的对手。也就是说，高认知复杂性的领导者将通过相互依赖的网络，通过精心的合作、绥靖和表现决心的混合，产生相对合作和和平的双边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如果一方不愿意战斗，而是以冷静和共情回应，这通常可以降低紧张情绪。这里的原则是相同的：需要“两个人来跳探戈”，如果低认知复杂性的领导者在双边关系中找到的不是好战，而是相互收益的机会，合作策略可能变得更有吸引力。与关于互惠和合作演化的研究一致，高复杂性对手的合作行为可能会改变低复杂性领导者的计算，并最大化联合收益（Axelrod 1984）。有良好意图的高复杂性领导者应该愿意采用昂贵的信号来向对手保证他们的动机（Kydd 2000）。我们知道压力和感知威胁会降低认知复杂性。如果一个认知简单的领导者在合作的高复杂性对手中找到了安抚，这种压力和感知威胁的减少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复杂性水平，增强他们对新信息的接受度，提高共情产生的可能性，并减少他们冲突的倾向。

安抚假设

结合一个低认知复杂性领导者和一个高认知复杂性领导者的国家对将表现出合作和和平的双边互动。

除了坏苹果和安抚假设之外，混合双边关系也有可能既不是由更强硬的伙伴主导，也不是由更适应性的伙伴主导，因此它们既不特别冲突，也不特别合作，但与特别和平或易冲突的领导组合相比，表现出更中等水平的冲突和合作。

从理论角度来看，混合双边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任何这样的双边关系可能倾向于冲突或合作。因此，坏苹果假设和安抚假设可能都不会在所有情况下得到支持——相反，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可能决定这些不稳定的双边关系会倾向于哪个方向。这些其他因素可能包括政体类型、两个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差异、第三方的存在，包括政府间组织和盟友，以及关系的性质（例如，持久的对抗、长期冲突等）。例如，民主国家的高复杂性领导者可能更有利于传递安抚信号（和有效的威慑声明）给低复杂性对手，因为这些政体在透明度和可信承诺方面享有优势（例如，Smith 1998）。长期冲突的动态可能使共情和安抚特别困难，削弱了高复杂性领导者的影响力，实际上将双方推向低复杂性思维。这些外部因素将对所有类型的双边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但它们在决定混合双边关系产生冲突还是合作方面可能特别关键。

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使用了现有的以及新生成的数据，这些数据涉及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领导特质类型，时间跨度从1945年12月至1986年3月。

主要解释变量是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概念复杂性得分的乘积交互作用。这些度量是由Hermann（1987年）开发的领导特质分析（Leader Trait Analysis）系统产生的，该系统对领导者的修辞模式进行内容分析。

冷战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概念复杂性得分

领导人交互式概念复杂性与军事冲突发起呈正向显著关系。首先，模型预测最低概念复杂性的领导人组（在数据中，是勃列日涅夫和杜鲁门）是最倾向于发起冲突的。其次，即使共同复杂性从最低点“稍微移动”（即，当我们考虑一个领导人配对大约低于平均一个标准差时），军事冲突量急剧下降。最后，在美苏冷战竞争中，美苏合作量最高值和冲突最低值出现在概念复杂性一高一低的领导人组中。

结论

本文的分析在控制了各种战略因素后，证实了领导人误解、思想封闭和缺乏同理心对国际冲突升级的风险这一模式是成立的。然而，本文也展示了即使在最危险和紧张的国家间对抗中，危机升级风险是可变的，并且明显依赖于特定领导人个性如何互动。

本文发现认知单一性、对风险不敏感的领导人对领导人组合倾向于“下降螺旋”式的冲突。然而，认知复杂性、对风险敏感的领导人似乎能有效地“驯服”在双边互动中认知单一性对手的冲突倾向。

本文框架表明，领导人在互动中“相互学习”的可能性是由他们独特的认知风格如何互动所塑造的。低认知复杂性领导人的僵化和认知封闭使得他们在面对低认知复杂性对手时的行为学习尤其困难。然而，即使在双边关系中只存在一个高复杂性领导人，也可以引导到相互保证、更大的认知开放性和紧张关系的缓和。

词汇积累

概念复杂性

Conceptual Complexity

认知复杂性

Cognitive Complexity

军事化国际争端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 

好战性

War Proneness

译者：曾庆鸣，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

校对 | 陈思 黄凯越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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