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与保密：理解情报部门文献的多样性问题
作者：Elise Stephenson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澳大利亚—亚太”策略分析师、创造型企业家，主要从事女性领导力，性别平等，国际事务、外交、情报、空间和国家安全多样性等多领域问题研究；Susan Harris Rimmer，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政策创新中心主任、性别平等研究网络共同召集人，国际人权律师。
来源：Elise Stephenson, Susan Harris Rimmer. Classified and Secret: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ture on Diversity in the Intelligence Sec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5, No. 3(2023), pp. 1-22.https://doi.org/10.1093/isr/viad033.
导读
情报机构是论争的重要场所。尽管近年来诸如交叉研究、性别平等等国际事务领域有所进展，但是情报部门的多样性问题却没有得到相同程度的关注。本文旨在弥合这一差距，结合系统性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来发掘情报领域多样性的隐性功能。本文基于全球视角对文献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以情报工作者为研究对象，以1992至2021年期间美、英、澳发表的相关文献作为分析样本，通过识别相关文献的优势和差异，提高对情报部门历史、当前构成以及“情报工作从业者”的了解，并为这些“秘密机构”的未来研究制定议程。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在情报领域多样性的其他（边缘）方面，性别、种族（民族）等方面缺乏透明度、数据和知识的基本情况，阻碍了情报（国家安全）部门这一特定领域对边缘化意见/观点的吸纳。本文发现，情报（国家安全）部门的多样性既是需要管理的有利条件，也是需要管理的负累。这些秘密机构既复制了其他政府形式的挑战，又重新为获得/研究多样性创造了独特的制约环境。多样性被视为情报收集和分析力度来源的同时，也是对情报实践中“霸权男子气概（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潜在威胁。此外，促进情报领域多样性的言语和过程可能会强化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最终阻碍情报部门中有关扩大代表范围、多样性、包容性、准入（条件）和机遇的呼吁。本文无疑是国际事务领域边缘问题研究的有益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后冷战时代情报组织/机构智识组成的基本情况及其缺陷。而全球视角与局域样本的矛盾性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局限。另外，本文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多样性问题利弊兼具需要把握尺度；二是定性与定量方法能够互补可以有效结合。
研究背景与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
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services）一般被定义为运用秘密方法收集信息的国家机构，处于识别和理解国家复杂或多元威胁的最前沿。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Community）则由多个情报服务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具备着广泛的角色和责任，其中包括收集、分析和传播同国家政治秩序威胁（如恐怖主义、内乱或外国干涉）、经济稳定或其他形式的安全威胁（集团犯罪、网络犯罪等）相关的信息。鉴于这项工作的隐蔽性和保密性，人们对情报机构从业者的具体行动知之甚少。从情报机构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性别和种族（民族）偏见能够影响一个机构对世界的态度看法，以及它为决策者所提供的知识。学术界对情报机构人员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缺乏关注，扭曲了对情报作为一种组织和职业的学术理解。虽然部分情报研究文献以女性情报人员和分析员的传记为特色，但是仍然缺乏女性主义情报理论方法。本文认为，对情报领域中的性别、民族/种族等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关键空白。仅增加情报工作的多样性或许并不会减少其中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假定和实践，这意味着对情报机构多样性的关注受情报工作中更广泛的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发生范围、深度的限制。霸权男子气概占据上风——既使男性的主导地位合法化，也使得女性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从属地位正当化。
系统性定量文献综述（systematic quantitative literature review，下文简称“SQLR”）是一种结构化的文献综述汇编研究方法。使用特定的搜索词后，目前在该领域进行的所有研究都被收集、分析并汇编到一个数据库（如Microsoft Excel）中。关键词用于将研究文献分类为重要观点，其中包括作者的地理位置及其运用的（理路）方法。SQLR方法的结果是一个可视化数据库，可用于查找共同主题、该主题主要作者及领域空白。这些文献是被量化的。分类和量化的数据为未来重复使用数据库中的知识提供便利。当然SQLR方法可能无法捕获有关某一主题的所有内容。然而，本文认为SQLR方法在定量理解最相关（与搜索词）和可访问的学术内容方面仍具学术价值。该方法有助于揭示相关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及其空白，能够对主流文献的质量、性质和实质进行评述。与传统定性研究相结合更能凸显该方法的强大之处。
本文的研究步骤如下：（1）本文运用通用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来获取相关文献（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报告、专著章节或专著），其中包括Scopus、JSTOR、Sage期刊、谷歌学术和谷歌。其中的关键搜索词包括 “多样性/性别/种族/民族/女性”“情报机构”“情报服务”“国家安全”“监视”“间谍”及其派生词汇等；（2）本文对编译数据库中使用方法、文章论点、作者背景（地区、性别等）、多样性基本维度（性别、民族、年龄、认知多样性等）等具体要素进行了分析；（3）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以确定围绕情报多样性主题的焦点；（4）本文根据文章标题创建了词云图（参见图1、图2）用以鉴别文献的研究重点及其情感态度；（5）在编译和分析数据库后，对结果进行了主题性（性别、种族等）分析，发掘并强调其中的认知空白，并提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议程。
情报领域文献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性
样本文献中对社会身份类别的关注加强了国家情报机构内部解决长期失衡的必要性。即使不是焦点问题，相关文献也具备认知多样性的驱动力以减少群体思维，并实现同情报尤为相关的多样性的承诺。因此，对情报机构中智识多样性的极少关注即是相关文献中的重要空白。特别是一些机构，如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在2021年已开设神经多样性人员（“neurodiverse”用于描述患有自闭症谱系等神经发育疾病）情报渠道准入试点。相关文献和机构在概念化多样性方面同样存在差异。真正意义上的交叉研究、数据透明度、数据收集和分析仍属情报文献中的空白。本文主要从思考和行动方式（认知多样性）上理解情报机构的多样性。在使用特定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理由之前，多样性和包容性源于私营部门，并通过公共部门的研究和发现得以加强。一般而言，多样性的争论围绕（a）道德原因和（b）战略或工具原因展开。尽管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拥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在国家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声望，但是（b）在相关文献中仍占主导地位。本文指出，情报领域多样性的两个前提：一是情报机构需要其他文化所提供的洞察力以突破种族中心主义；二是情报机构必须扩大其考虑中的潜在假设的范围。
三个核心的隐喻系统用于更广泛地思考和讨论有关组织多样性的人类差异：即作为一种有利条件（asset）、作为一种负累（liability）以及作为一种可能性（possibility）。这些隐喻系统既支持又限制了组织中的多样性工作。此外，与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相关的、大量模式化的规范意味着，即便具备更广泛的背景多样性，认知多样性也难以被保证（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采用主流的模型和规范）。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情报多样性的重要案例最终取决于“准入条件”。从跨政府乃至政治的角度来看，多样性的具体情况可以同社会的代表性目标联系在一起。情报机构通常为政府范围内的政策和战略所约束。
男性居多、白人居多：何人代表情报机构？
本文认为，样本文献存在几个核心弱点，其中包括关注轶事、回忆录（议事录）和主流的刻板印象，反映了智识研究存在的方法（论）挑战以及当前知识状态的局限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情报界一直属于一种同质的环境，缺乏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参与，并以白人为主且男性比例过高。当然这种特质同样适用于英国。整体而言，例如，当涉及到围绕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即更显被动。相关文献中的历史事实表明，在适应更广泛的性别、种族等表征方面，情报领域存在滞后性。
性别
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不同时期，女性都曾担任过线人、间谍和分析员。密码学（Cryptology）和密码破译（codebreaking）不被视为男性工作。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在国家情报收集方面的作用增加了。这一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再次迅速增长，用以支持保密国家迅速膨胀的官僚机构。尽管更多的女性在这些时期涌入情报部门，但是战前和战争期间对女性的认知和假设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女性仍然被限制在从属地位。从历史视角来看，CIA中的女性成员被视为是“价值有限的”（CIA具有男性主导的培养氛围）。诸如此类不平等、歧视、偏见、横向和纵向区别对待的性别模式在相关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从经验层面来看，英国情报界的性别关系造成了女性在职业生涯中难以突破的、长期存在的玻璃顶棚（glass ceiling）。尽管英国各地女性均从事着重要的文书和行政工作，但她们往往被限制在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水平线以下。此外，源于外交等平行领域的研究发现，尽管有更多的女性在外交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传统性别模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种族和民族：
尽管有关种族（民族）与情报部门之间的交叉性文献越来越多，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存在诸多空白的新兴领域。事实上，在所有样本文献中，只有15.6%的文献涉及种族和文化多样性。为弥合研究差距，并填补研究空缺，本文提出的相关研究议程包括：情报层面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种族和性别是否/如何交叉以在该领域产生多重边缘化，特别关注其中的阻碍和机会；种族主义情报机构对那些收集情报的人员而言意味着什么？即关注种族主义情报机构影响；对情报部门中的民族、文化和种族具有更加细致的理解，将产生更加完善的情报服务和实践群体，并反思偏见、歧视、利益以及多样性的影响等。
情报领域多样性的获得方法、挑战和机遇
通过调研相关文献，强化情报机构多样性的策略再次出现，其中包括：建立员工推荐计划、增加征聘活动的多样性、加强网络和印刷媒体、招聘人员培训课程、建立公开的政策和员工网络以及奖励计划等等。对于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复杂性而言，仅仅依靠专业技能“是不充分的”。因此，还需要构建支持招聘或发展具有强大网络、跨学科知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简称“STEM”）兴趣和STEM教育的结构。
本文观点认为，研究情报领域多样性是持久且普遍的挑战。而缺乏透明度和数据限制更使其雪上加霜。在情报部门中，书面规则的缺乏使得获取信息的问题复杂化。在获取准确且及时数据方面的挑战促成了相关文献中对情报领域历史分析的压倒性“优势”。这可以归因于对战时和既往情报实践、叙事的兴趣，以及获取解密记录所需的时间延迟（解密限制）。出版物通常依赖个人的描述和信件、官方文件、媒体报道和人物传记。镜像方法（Mirror methods）是探索“解读”这些历史沉默的方法选择。它将小说作为研究现实生活中非小说实践的窗口。情报机构之间信息共享限制造成的沟通困难影响着有关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研究。另外，申报率也是一项妨碍收集准确数据的方法论挑战。黑人、亚洲人、少数民族（BAME）、性少数群体（LGBTI+）以及残疾人的申报率在英国情报机构中各不相同。由于研究情报所涉的方法论障碍，“局内人”的洞察力是相关文献中常用的方法选择。从内部人士处获得洞见也被视为是应对主流刻板印象、隐喻和智识神话的关键。它能够揭示“真相”和消除神话。由于高度保密性、缺乏透明度、普遍反冲以及缺乏对检举人的保护，此类“局内人”描述在实践中仍然具有挑战性。
综上所述，将情报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概念作为更好地监视、收集情报、“管理”多样化群体的整体战略问题化十分重要。情报机构认为多样性需要管理、把关或审查，它既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负累。这些紧张关系凸显了进一步研究的紧迫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定性研究和历史分析占主导地位，但定量数据和当代对情报领域中的性别、种族等层面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未来对情报领域多样性的研究既重要又及时。从根本上说，情报机构不应为多样性辩护。这些机构可以获得大量的预算和资源；它们依法享有重要且特殊的特权、豁免权和职责；它们在国家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情报机构的准入条件应充分吸纳国家公民的多样性，这是一项基本原则，而非工具性利益。此外，相关研究者在处理情报多样性问题的同时，也必须继续质疑情报机构本身。一言以蔽之，情报机构（智识）多样性研究需要更多且更加深刻的方法论反思。
词汇积累
情报机构
Intelligence Community（IC）/Intelligence services
系统性定量文献综述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literature review（SQLR）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NGA）
译者：赵旌宏，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冷战史、东北亚国际关系。
校对 | 秦子宁 黎开朗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赵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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