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性、利益与身份：基于“印太”理解“地区形成”
作者：Michal Kolmaš，布拉格大都会大学副教授，捷克国际关系杂志主编；Guangyu Qiao-Franco，拉德堡德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Aleš Karmazin，布拉格大都会大学助理教授。
来源：Michal Kolmaš, Guangyu Qiao-Franco, Aleš Karmazin, “Understanding Region Formation through Proximity, Interests, and Identity: Debunking the Indo-Pacific as a Viable Regional Demarc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published online, Jan 2024.
导读
本文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和地区构建理论，讨论与对比了“东南亚”“亚太”及“印太”三个概念，研究了地区形成和制度化的条件。文章指出，邻近性、利益和身份是进行地区构建的三个主体间共享的重要先决条件，满足这些条件将对地区的制度化产生积极影响。对比发现，“东南亚”和“亚太”概念具备这三个条件，但“印太”概念则相反，难以成为一个可行的地区框架。本文有利于理解一个地区的形成及制度化的过程和所需条件，加强对不同地区概念的认识与辨析，还有助于分析整个东南亚地区构建地区概念的情况及其未来发展。本文也启示读者可以研究各类地区概念的异同及其真正促进地区一体化的可能性，或者分别考察不同条件对地区形成的具体影响。
引言
“印太”在过去十年中已成为一个流行词，它将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联结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亚太”概念的单一地区。美、日、韩、澳、印等国已或多或少将“印太”愿景纳入其区域政策和认知。这一概念意在将该地区的范围扩大到更传统的“亚太”环境之外，强调太平洋、印度洋以及邻近行为体之间日益增长的互联性与战略意义。印太地区被设想为一个复杂、多面且多层次的地区结构，它确保了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在解决地区与全球问题上的制度化合作。
许多文献分析了“印太”概念的安全影响，却甚少关注该地区合作与制度化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地区形成（region formation）条件的结构化理论框架。在地区形成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地区的构建有三个关键部分：第一，邻近性（指地区国家之间感知到的接近程度）；第二，共同利益（指基于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立场的考量）；第三，身份（指共同规范和规范性愿景）。本文假设，若这些条件越能得到满足，渴望促成地区合作的领导层就越有可能出现和维持，最终得以构建一个更可行、制度更健全的地区。
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印太”地区，本文发现，尽管在利益方面存在一定互补性，该地区缺乏上述邻近性和身份的组成部分，这严重限制了地区制度化的潜力。为支持这一论点，作者将“印太”与两个公认的地区形成概念——“亚太”和“东南亚”进行比较。“东南亚”的概念是在冷战背景下加强的，“亚太”的概念是在从两极到单极的过渡时期形成的，而“印太”概念则是在大国激烈竞争时期出现的。换言之，它们形成的环境和进行地区构建的途径各不相同。
地区形成和制度化的条件
本文论点建立在地区构建和地区主义的相关理论之上，并尝试证明由预先存在的条件促进的主体间共同感知是如何定义地区形成的。本文遵循哥本哈根学派及其对地区的研究所阐述的逻辑，并认为其关键假设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安全领域。通常定义的地区或地区共同体源于共享的不同类型的相似性、动态与联系。基于此，本文区分了三种有利于地区形成的条件：第一，邻近性，即对地理接近程度的感知。它可以被视为主观上共享的地理划界或心理地图。相关的有利条件表现为地理上接近的事实，且不存在显著的地理障碍。
第二，利益，即物质方面的关切，表现为行为体对与提供（公共）产品有关的关键利益的理解。这些产品常常与经济、安全方面的机会和威胁联系在一起，且物质利益是由实际的物质流动所支撑与促进的。
第三，身份，即共享的社会规范与规范愿景。本文考察了是否存在任何共享和有效的身份和/或社会规范，其在指导地区合作、一体化和制度化方面发挥政治作用。在本文中，“身份”被理解为行为体由于生理和社会属性、价值观、规范、行为模式而产生的独特感。本文特别关注在行为体实际的政治战略中，对于身份的感知是如何反映在可观察到的合作规范之中的。
上述三者共同形成了一系列条件，使任何潜在领导人都更容易成功地促进地区构建与一体化战略。这三个条件与地区形成/制度化的关系是构成性而非因果性的。换言之，在特定的地区或地区环境中，这些条件可以以一种导向独特结果的方式相互作用。在一些地区，其中一个条件可能很强，但其他条件则是碎片化或有争议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存在互动或制度化，但很可能一体化并不显著。
本文将这一框架理解为一种规模，其中满足上述条件的因素对地区形成和制度化产生了积极影响。条件和规模越强大、越一致，该地区就越能从（政治主导的）地区构建进程中脱颖而出，如欧盟。但在缺乏这三者中的一个或全部的情况下，制度化是脆弱的、碎片化或不存在的，1977年正式解散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即是一个例子。
“东南亚”概念的整合
20世纪中叶，东南亚希望整合为一个地区单位的最初努力遭到了怀疑，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在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惊人的多样性。然而，东南亚地区的自然形成遭到了殖民主义的打扰。二战结束后，尽管该地区国家仍被各种不同的土著身份和文化所定义，但也逐渐转变为民族国家的集合。通过几次建立地区自治和克服分裂的政治尝试，人们重新燃起了对东南亚的想象，但这些尝试都没有对东南亚的构成产生稳定的概念。随着1967年东盟的成立及围绕其展开的地区一体化进程，这种情况最终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人们对东南亚及其相关领土形成了相对标准的理解。
在东盟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主张是自我建构和自我推动的。在没有任何大国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尤其是创始成员国，在地区建设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种努力可以被归为有意的政治进程，目的是团结地区国家，以应对冷战时期大国竞争的影响。
尽管有领导层存在，支撑东南亚概念的实质基础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积累形成的。就邻近性而言，东盟国家有意识地组织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慢慢形成了更牢固的地区纽带，并发表了《曼谷宣言》《东盟宪章》等重要政策文件，将东南亚设想为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共同体。就身份而言，地区国家对建立一个不同实体来取代冷战时期的联盟政治框架有着模糊想法，这产生了避免和管理冲突的独特安全文化——东盟方式，其原则包括不干涉、中立、国家自治、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非正式的非对抗性谈判以及促进国内稳定和政治和谐等。作为发展东南亚共同身份进程的一部分，地区领导人还宣布了一套独特的亚洲价值观。就利益而言，东南亚概念也符合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东盟中心地位”使该地区的国家能够提高其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东盟也为自己创造了经济角色，如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并签署一系列协议。
总之，东南亚概念的逐步巩固和随之而来的制度化，是通过地区国家的自愿领导、有意识地对地区内的邻近性、利益和共同身份的培养而实现的。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框架的相关性已在东南亚内外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得到广泛接受。只要地区内的行为体意识到自己是该地区的一部分，理解自己可以从这一制度框架中受益，并将自己与地区规范、信仰和价值观联系起来，“东南亚”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都将是有意义的。
“亚太”概念的整合
亚太地区从形成到植根于亚洲国家的话语和政治中，经历了二十多年有争议和复杂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人提到亚太概念，区域划界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起步，并在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后达到顶峰。
起初，人们对在亚太概念上建立一个新地区缺乏热情，因为几乎没有地理上的邻近性，在身份、社会规范和利益方面也存在分歧。冷战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实际冲突主导了安全局势，掣肘了地区整合。但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转变。在利益方面，由于冷战结束，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亚洲和域外国家的经济利益也开始趋同，亚太经合组织成为这一变化的关键。在身份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共同身份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盟对“开放的地区主义”规范的巩固使东南亚国家认识到，在某些规范条件下，合作是可能的，并最终同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2年，东盟通过自贸区建立了功能性经济协调，从而在经济层面加强了亚太概念。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问题推动了“东盟+3”模式的建立。因此，亚太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层面的一体化。在邻近性方面，尽管该组织只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但它成功提供了信息，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合作，并指出多边主义是这一地区的可行选择。因此，亚太经合组织已成为亚太地区进一步制度化的基石，此后还出现了东盟自贸区、“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组织。
“印太”概念的整合
“印太”制度一体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安倍晋三的“两海交汇”演讲。同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建立。由于澳大利亚的退出和其他成员态度的不温不火，该组织的维持是短暂的，但其在2017年的东亚峰会上“复活”。同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倡导印太概念，使得地区形成的领导力部分得到满足。然而，新的地区结构向更深入的一体化形式迈进所需的实质基础仍然有限。这种重新划界符合部分参与者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并非全面共享。除此之外，缺乏在整个地区形成共同身份和邻近性的适当条件。
除了推广印太概念的四个主要国家，采用该概念的政治意愿因地区国家而异。印度在过去十年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但也认为其海洋利益和各种战略可能与其他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期望不符。同样，东盟国家也担心印太政治合作的扩大会使其在外交事务中失去“亚洲中心地位”，因此在许多方面，东盟并没有推动这一概念。经济利益方面也存在类似差异，印太国家拥有高度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体系。亚太与印太之间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亚太经合组织的地区内贸易远高于任何印太地区概念。此外，印太地区现有的经济制度中也缺乏建立邻近性和共同利益的条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都并未能够将整个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
总之，尽管印太国家之间存在部分一致的利益，但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争议。同样，共同身份和邻近性的概念也受到质疑。尽管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共享几种社会规范，但这并未延伸到东南亚或南亚，该地区的相关国家也没有共享的关于印太的概念。
结论
本文认为，有三个促进地区形成的特殊条件，即邻近性、利益和身份。这三者相互作用，使政治主导的地区形成进程获得成功或失败。将这一框架应用于亚洲三个显著的地区划界，本文发现，“东南亚”和“亚太”的概念基本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印太”概念却未能实现这一点。就邻近性而言，尽管亚洲各种制度的数量和力量明显增长，但地缘政治事实上阻碍而非允许这些制度填补印太地区的边界。“印太”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间共享的区域划分，而是一组由具有不同地区归属感的行为体组成的特定区域，巨大的坐标系使主体间对该地区具体边界的接受变得十分困难。就利益而言，参与国在地缘政治愿景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分歧一直阻碍着其一体化及合作。就共同身份和社会规范而言，印太国家之间仅存在微弱的联结。构建共同身份的尝试——这是地区形成的关键先决条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印太”概念难以成为地缘政治之外可行的地区环境的基石。
词汇积累
东盟自由贸易区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译者：陈思涵，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对 | 陈礼 周谷子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陈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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