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合作与对等的权衡
作者：Kyle Haynes，普渡大学政治科学系。Brandon K. Yode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Kyle Haynes and Brandon K. Yoder, “Trust, cooperation, and the tradeoffs of reciprocit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41, No. 1, 2024, pp. 26-46.
导读
在国际关系的复杂棋局中，信任与合作犹如两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合作，又可能掩盖真实意图。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每次善意举动都可能是另一场博弈的开始，这会如何影响全球外交政策？作者在这篇研究中，探讨了信任、合作与对等之间的微妙权衡。文章指出，传统的对等策略，即以合作回应合作、以不合作回应不合作，虽然能鼓励合作，但也存在权衡。当一个国家采取高度对等的策略时，敌对国家可能会利用这种合作，降低了合作作为善意信号的可信度。相反，不那么对等的策略虽然能增强信号的可信度，却放弃了与敌对国家短期合作的好处。通过分析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和英日关系，作者展示了不同对等策略的实际影响。德国和日本在面对英国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展现出复杂的信任与合作动态。英国对德国采取有限对等策略，最终揭示了德国的修正主义意图；而对日本采取高度对等策略，尽管获得短期合作，却未能识破日本的长期野心。本文不仅为我们理解国际合作中的信任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也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国家可以通过对等（reciprocity）战略缓解无政府状态下的许多困境，鼓励长期合作。对等战略与可信的保证有关，通过逐步升级合作的程度，善意但缺乏信任的国家可以逐步更新他们的信念，最终实现稳健的合作。相反，本文认为，对那些具有敌意的发送者而言，预期接收者将会对等回应意味着合作更加有利，因为他们以后可以利用接受者的对等合作。然而，当敌对方的合作净成本降低时，合作作为善意信号的可信度（credibility）就会降低，因为善意方（benign）和敌对方（hostile）都会发出合作信号。总之，高度对等的战略会阻碍信任的建立。
相反，在一个不那么对等的战略中，信号接收者承诺相对稳定的合作或竞争水平，对发送者的行为反应较少，可以减少发送者歪曲事实的动机，并产生更可信的意图信号。然而，这种战略牺牲了吸引敌对方不诚实的合作的短期利益。因此，本文认为，对等政策需要在诱导合作和建立信任之间权衡。
外交政策战略的概念化
如下图所示，本文用两个维度来概念化国家的外交政策，横轴是合作性（cooperativeness），指一国的外交政策促进另一个国家利益的程度，从纯粹的合作到纯粹的竞争；纵轴是对等性（reciprocity），指一国的行为转变到与另一个国家先前行为相匹配的程度。在对等战略下，一国的合作或竞争水平的变化会引发另一个的合作或竞争程度的变化；而在非对等战略下，一国的合作或竞争水平即使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引起另一国的行为的重大变化，后者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或竞争；中等程度的对等战略下，信号接收者只会部分地相应发送者的行为，进行一些政策调整，但与对方行为的变化不相称。
图 1 外交政策的两个维度：合作性和对等性（译自原文附图）
在左下象限的无条件合作（unconditional cooperation）战略下，国家即使面对对方的不合作/竞争行为，也会选择继续合作。例如，国家可能由于声誉和承诺继续支持盟友；国家采取紧缩性战略，以代价高昂地方式将军事、政治或经济资源撤出另一国。
在右下象限的无条件竞争（unconditional competition）战略下，国家即使面对对方的合作行为，也会保持恒定的、相对较高程度的竞争。最常见的无条件竞争是预防：不确定对方未来意图的国家有动机阻止对方的收益，即使对方表现得很合作。
第三种是高度对等的战略，可以是左上象限的有条件合作（conditional cooperation）或右上象限的有条件竞争（conditional competition），这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对等战略将反映对方的行为，可以落在合作/竞争连续体的任何地方。
合作、信任和对等
对重复囚徒困境（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研究表明，参与者可以通过以牙还牙（tit for tat）策略来建立持续的合作，即对对方最近一轮的行动进行对等回应，通过在下一轮的合作以奖励对方的合作，通过在下一轮的背叛来惩罚对方的背叛。这种策略激励参与者们进行合作，并阻止了背叛。然而这些研究通常假定参与者们完全了解彼此的偏好，从而忽略了信号的可信度问题，因此没有研究国家在不确定对方意图时，如何相互保证善意。
关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研究表明，最初互不信任的国家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相互安抚，产生良性循环，其中每一方都回应对方的合作信号。尽管这些研究中对等的变化会产生与本文相同的影响，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对等是信号可信度的内生因素，由其他外生因素或成本更高的信号战略所决定，而不是被确定为影响信号可信度的因素。
本文的模型说明了对等对信号可信度的影响。国家需要在促使信号发送者进行合作（短期利益）和获取关于信号发送者根本意图（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何进行这种权衡是由他们战略中的对等程度决定的。信号接收者更大的对等性会激励发送者（包括敌对的发送者）更多的合作行为，然而接收者的对等降低了合作行为作为未来真实意图信号的可信度。反过来，无论信号发送者的行为如何，接收者都可以无条件地承诺维持给定的策略，从而使得发送者的信号更可信。但这种机制是通过诱导敌对的发送者在短期内表现得友善或背叛来运作的，这本身对接收者而言是代价高昂的。因此，本文表明：国家不能通过对等战略激励合作行为，同时也理性地将这种战略引发的合作行为视为高度可信的信号。
不对等战略的原因
信号接收者改变战略的成本对本文模型给定的战略互动来说是外生的，例如在国内政治中，高度两极化、脆弱的制度、官僚主义或领导人的权力转移，可能会造成政府瘫痪，妨碍了有意义的政策转变。此外，决策者有限的资源、时间和精力可能导致特定关系上的政策难以改变，特别是当国内或其他地区的问题更加紧迫时。
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实施不对等战略，或者通过公众舆论来约束。例如《与台湾关系法》限制了美国总统在两岸关系中的灵活性。这些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一种外生约束，因为最初推动立法的内生理由越来越模糊。这点同样也适用于国际组织对成员国行为的约束，各国自发地加入某个国际组织并就其条款谈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促使这些国际组织诞生的利害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国家组织对成员国的约束是外生的，并且仍然存在。
权力转移能促使衰落国家采取无条件合作或不合作的战略。在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下，相对衰落的国家有动机采取无条件的竞争战略，例如预防性战争或遏制，以打击潜在的敌对崛起国。陷入长期衰退的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限制和过度扩张，有动机进行战略收缩，撤回一些不必要的承诺，这使得衰落国家在收缩的问题或地区上抵御挑战者的能力减弱，从而使其承诺采取更加无条件的合作战略。
案例：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和英日关系
本文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较高程度的对等将导致其他敌对的国家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较低程度的对等将导致其他敌对国家表现出更多的不合作行为，并揭示其真正的偏好。本文通过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和英日关系（其中英国是信号接收者，德国和日本是信号发送者）来说明这一理论的逻辑。
（一）英德关系（1890至1902）
在19世纪90年代初，英国领导人不确定德国的意图，但基本上认为德国是个“满足的大国”。从1897年开始，德国放弃了以合作为主的战略，转而采取一种试图推翻英国主导秩序的战略。德国的“世界政策”和海军计划严重损害英国的利益，促使英国领导人转变了对德国意图的看法。作为回应，1902年之后英国加大了对德国的遏制，包括增加海军军费开支，并与法国和俄罗斯签订条约以应对德国的威胁。
本文认为，德国的大战略在1897年的大转变是因为德国的目标本就与英国高度不相容。尽管有修正主义的目标，德国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寻求与英国的合作，希望英国能回报德国的善意。然而英国只愿意部分地回应德国的合作，并保持着重要的遏制因素。英国一方面为德国和三国同盟提供外交支持和海军支持，以对抗法国和俄罗斯，与德国解决殖民争端，建议与德国建立有限联盟以捍卫其在非洲和亚洲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英国拒绝与德国在欧洲结盟——这是德国领导人最为希望实现的目标，并寻求与法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平衡。德国领导人最终认识到，英国的对冲政策并不高度取决于德国的行动，这使得他们的合作行为只能获得有限的利益，因为他们改变了战略，放弃了安抚英国的努力，转而全面推行“世界政策”。
重要的是，德国领导人在实施新政策时充分意识到，这样做会发出不合作的信号，暴露出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并可能招致英国不断升级的遏制。相反，如果英国领导人愿意充分回报德国的合作，那么对于德国来说，这种合作的好处就可能成为继续歪曲事实的理由。
因此，德国的政策转变明确地揭示其修正主义意图，促使英国在随后的海军军备竞赛中与德国展开更大的竞争。因此，英国对德国先前的合作信号所作出的有限对等反映产生了明显的信息利益，但代价是放弃了与德国在短期内实现这种合作的利益。
（二）英日关系（1895至1914年）
英国在东亚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英国对日本的高度对等的战略和日本的长期规划促使日本采取合作行动，隐藏了其修正主义意图。这为英国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却使英国领导人无法辨别日本的真实意图。
在20世纪初，德国海军的威胁和布尔战争的泥潭迫使英国放弃了在更远地区的军事承诺，包括撤回旨在确保中国贸易“门户开放”的远东舰队。英国担心撤回舰队后，欧洲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将大举进入并主导中国市场。日本同样面临俄罗斯向朝鲜半岛扩张的威胁。这种共同的威胁感知促成了1902年的英日同盟，然而此时英国领导人仍然不确定日本在东亚的长期意图。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试图在中国获得专属的势力范围，这使得英国领导人怀疑日本的修正主义意图，这与英国的地区利益是不相容的。
因此，英国要求日本支持在中国和朝鲜的“门户开放”，并明确表示如果日本破坏这一计划，英国皇家海军将重建远东舰队，反对日本的地区野心。由于英国控制着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因此可以低成本地将政策从合作转为竞争，确保一旦日本叛变，英国可以迅速将海军重新部署到远东。
作为回应，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上总体支持英国的利益，即使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罗斯，建立了地区霸权后也是如此。本文认为，这种合作行为歪曲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并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的严格对等战略的影响。日本的决策者希望在东亚建立更具排他性的地区霸权，但他们认识到难以战胜英国，担心英国的敌对会限制日本实现长期扩张的能力。因此，尽管与偏好背道而驰，日本在1905年之后继续支持英国的地区利益，通过合作歪曲其意图，并等待扩张的时机。日本的这种错误陈述是由英国的对等战略引起的，英国领导人无法辨别日本长期的地区野心，并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推翻地区秩序时无能为力。然而，英国也从日本的短期合作中获得巨大利益，日本帮助英国保障在中国的航运和贸易利益，允许英国将其远东舰队部署到欧洲，这对英国应对德国的海军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英国的对等政策使其从日本的合作中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信息成本，后者在日本全面转向修正主义时才变得明确。
结论
本文的论点对当代美国对华政策有重要意义。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总体上保持着高度对等的战略。美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回应是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和关键的国际制度。相反，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美国以经济制裁或加强军事遏制进行回应。尽管有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已经融入了现有的制度秩序，成为维持现状者。本文也承认美国从中国的长期合作中受益匪浅，但指出，这种乐观的评估忽略了对等战略的信息成本，美国的对等战略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合作信号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过去20年的合作中必然隐藏了深刻的修正主义意图，而是说由于美国的对等战略，因此很难评估中国的真实意图。
本文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而且经常保持着竞争压力，而不管中国的行为如何。此外，特朗普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不连贯的，难以预测，与中国的行动没有明显关系。本文认为，这构成一种不对等的战略，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更能反映其潜在的偏好，这些信息上的收益是特朗普政策的积极效果，尽管总体而言其成本远远超过这些收益。
本文强调，学者和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并回应这些在诱导合作和引发可信信号之间的艰难权衡。
译者评述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博弈论和案例分析来说明了隐藏在对等回应背后的短期合作和长期信息的矛盾关系，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文章的理论框架仍然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据此译者提出三点疑问：
文章提到了英德关系和英日关系，从英国的视角来说，在一开始并不清楚德国/日本是自己一样是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谋求打破现状的国家，因此对英国而言德国/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不确定的，所以才需要在短期合作和长期信息之间进行权衡。反过来，对于德国/日本来说，作为修正主义意图的国家，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英国的利益与自己的偏好不相容，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需要在短期合作和长期信息之间进行权衡——因为后者本身是明确的，他们清楚追求修正主义目标会遭到英国的遏制，在自身实力不济时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会遭到打压。那么这是否说明文章的理论只适用于一部分国家（参考文章的案例和理论意义部分，该理论似乎适用于英国、美国，而不那么适用于德国/日本和中国）？
以文章的案例来说，德国/日本作为崛起国，他们尽管清楚自己的目标与守成国（英国）的目标不相容，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英国有多大的决心来遏制自己的修正主义行为。回顾历史，英国显然更愿意集中力量来遏制同样在欧洲的德国，而不是远在亚洲的日本，但是对当时的德国/日本行为者来说，英国有多大的决心仍然是不确定的。文章的理论所涉及的信息成本是否包括对手的决心？
最后，文章的理论框架只涉及两个国家。然而，事实上美国的决策者不止能从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中解读出中国的意图，也可以从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对手）的互动、中国和日本（美国的盟友）的互动或者中国和印度（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的国家）的互动中解读出中国的意图，尽管中国在这些关系中的行为所蕴含的信号不一定是针对美国的，但也有可能被美国解读为针对自己的信号。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将某两国的互动可能被解读为对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件，这些行为所蕴含的信号是否也适用于文章的理论？他们又起到什么作用？
词汇积累
译者：范昊晖，国政学人编译员，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国际安全。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赵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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