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号今年上半年刊载了古谷先生《摊子口往事》上部分1---13，从今天起我们刊载下部分，期待您的关注。------编者
站在周家门前的小妹
文/古 谷
摊子口街区百十户人家只有一个设在街中段的自来水桩，每天清晨6点和下午4点，管钥匙的老太婆，颤颤巍巍地来到水桩前，打开套在水龙头上的破陶瓷盅上的锁，取下陶瓷盅，亮出水龙头，开始放水。通常，挑着水桶排着长长队伍的人们早已等得不耐烦，咕哝好一阵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挑水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我这个10岁的儿子肩上。每星期挑两次水，一分钱一挑的小水桶，要跑四趟才能把水缸装满。百来米长的青石板街面和三十多步石梯，每担水往往要歇好几次，拼尽全力，才能挑回家。这数百年的青石板街道，通往一天门，是上涂山禹王庙、真武山道观（后改为涂山寺）祭拜上香的官道。到1960年代，这青石板路面已被踩得坑坑洼洼，下雨天，凹处聚集着雨水，行人盯着地面，很小心地下脚，行走的姿势有些滑稽。我挑水走到周家宅门时，总忍不住要朝里面看几眼，倒不是稀奇那屋里墙上挂的大钟有些洋盘，是因为周家门前的街沿上总有好几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进进出出，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周家是这街上有名的大户。周家妈妈已经生养了8个女儿，街上人称“八仙女下凡”，据说还想再生些儿子，后来果然如愿生了3个儿子。我母亲很羡慕周家妈妈，时常念叨，说周家妈妈福气好，胖胖的样子很富态，穿着名贵的“香云纱”，不用上班，在家照顾生养的姑娘，把她们打扮得舒舒气气，看起令人钦羡。更重要的是，她从来不为锅里有无米做饭而发愁。我很好奇，那些年间，子女多的家庭为争饭吃吵闹不休，周家一点不吵闹，个个子女还长得肉肉的，气色蛮好。天气好时，周家妈妈坐在门前的街沿上，很悠闲地望着街上卖菜的农民，她旁边还坐着一个老太爷和一个老太婆。周家的宅门是对开的四扇门，门上的黑漆有些脱落，显得斑驳，爱干净的周家妈妈总是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偶尔，门前台阶上晾着的黑漆上绘有花卉的鼓形马桶，好像那街上只有她一家才有，令我们这些半大小孩很惊奇，把它当着街上的一景。街邻们叽叽咕咕地说，那是江浙人家不可缺少的，就连住在上海洋场的人户都觉得是时髦的洋盘货。白天，周家大门常开，能看见屋里抹了清漆的地板有些黄亮，略显古老的中式家具做工精致大气，迎面墙上的大挂钟不快不慢地摆动，有时还能听到悠扬颤抖的咚咚声。每到清晨，从真武山上、长生桥乡下挑菜来卖的农民，箩筐边绑一盏小油灯，摸黑走几十里来到摊子口街上，都愿意把菜挑子摆在周家的宅门前。买菜的主妇们也最爱停留在这一段街面，叽叽喳喳地与人交流，挑选蔬菜。一个卖菜的农民告诉我，这个位置的菜价要多卖一分钱不说，周家门前干净，放下扁担可一屁股坐下来，美滋滋地吸一根叶子烟的工夫，菜就卖得差不多了。清晨，周妈送走上学的孩子们后，边做家务边盯住门前的菜箩筐，看见自己需要的时鲜蔬菜，就出门买一把，称完秤拿回屋放在桌上，再出来把钱给人家。她家人口多，买的菜也多，她这样一边做家务一边就把菜买了。周家的爷爷和外婆坐在街沿上喝茶、闲聊，帮着周家雇的女佣做点手上的家务活。那女佣是抗战时期逃难来的浙江同乡，无依无靠，据说年老还是周家的女儿送的终。那年头，能够雇得起佣人的家庭，这街上没听说有第二家。周家不仅有着众多的女孩吸引人关注，还因为她们的父亲是长江轮船上有名的大机器匠，一年到头都在大洋船上忙碌，不容易回家，更增加了他家的名气。周家的生活为什么这么优裕？我问邻居李嘎嘎（方言：外婆，外祖母）。李嘎嘎也是下江人，日本人打宜昌时逃难来到重庆。她是个小脚老太太，很讲究，只要出门，哪怕是去街上茶馆听评书，都收拾得规规矩矩的，一点不马虎。她说：“周妈的男人是开大洋船的，真正的上海师傅。按船上的习俗，叫'老鬼’，也就是轮机长。”她还说，“能开大船的师傅很金贵，船东开的薪水都蛮高。”我问：“薪水有多高？”李嘎嘎说：“有300多块。”我愣了好一会儿，不可思议：我母亲一个月才30来块，他竟是我母亲工资的十多倍？我觉得李嘎嘎人老了，有些癫东，就说：“你说的是一年吧？”李嘎嘎不停地摆着头，说：“一月！一月！船上还包伙食，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小牙祭有回锅肉，大牙祭是鸡鸭鱼鹅都有；冬天发棉袄，夏天发单衣。这街上在洋船上做事的下江人蛮多，都拿着蛮高的薪水。那上街前石梯旁的周领江、石领江，还有出街前的任家、王家，都是在船上做事的。”说起船上的事情，她好像很熟。我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心里充满了惊奇和羡慕。后来，我脑海里常出现一幅画面：威风凛凛地行驶在长江上的大铁船，粗大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发出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周家孩子的爸爸穿着海员服，戴着大盖帽，扳动着大锅炉旁的机器阀闸，乗风破浪地航行在长江大河上，他的形象好高大挺拔。其实我心深处，是羡慕那每月的300多块钱，很想看看这个开大洋船的神秘男人。后来的许多年，我都没有见到周家儿女的爸爸。倒是有一天，我和周家的一个小姑娘，正经八百地对视了好一会儿，她那玉兰花似的面容，很长时间都在我的眼前晃动。因为那一小会儿的对视，过去了很多年都还记忆深刻。那是1962年夏天，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去挑水，挑到最后一挑时，街上已没什么人了。我吃力地颠簸着走到周家门前，正好她家大门出来一个小姑娘，脸团团的，很大的眼睛，穿着碎花布的连衣裙，看光景应该才七八岁，端着一个不大的搪瓷盆，像是出来倒水。她来到门前的街沿上，突然盯住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我正好朝她家望，一下迎住了她的目光。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眼前两三步远的石板凹处，静静地躺着一张折叠得不怎么规范、有些卷曲的纸币。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寻找脚下平顺点的路面，让水桶落地，放下扁担，然后捡起了那张纸币。是一张淡绿色有些陈旧的叁元纸币，中间石拱桥图案处折叠得有些破损了。我的心咚咚地跳，已经读四年级的我，一下就计算出它的价值。
1955-1964年我国发行的唯一的叁元人民币
我很警觉地前后望了一下，没有人注意我。只有她一直站在门前，默默地看着我，表情有些狐疑。突然，她把盆里的水倒掉，转身进屋。我捏着纸币，心里跳动得有些急速，心想，她可能不认得这是钱。我平静下来，把纸币对折后卡在橡筋裤腰上，挑水回家。把水桶归还了人家后，我取出已经被汗水浸湿的纸币，捏在手中，先前惊喜的心情，这会竟然有些惶惶不安。叁元的纸币我是见过的。母亲每月发薪后，把壹元、贰元、叁元还有伍元的纸币摊在桌上，分成好几份，说：这一份买米，这一份买煤球，然后是房租……她盘算的过程中，我盯住那几个1分、2分的硬币，心里企盼着：要是母亲给我两个1分的硬币就好了，去电影院旁巷道里的小人书摊，选上两本早就心仪的娃儿书（连环画），细细地阅读几遍。我最喜欢看捉特务的娃儿书，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眼就能判断出那歪戴帽子、脸型有些丑陋的家伙是特务。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无比正确，我还推断特务一定会在书的结尾处被机智勇敢的公安人员抓住。我为自己有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侦察技巧而骄傲，常常在小伙伴面前吹嘘自己将来一定会成为勇敢机智的侦察员。当然还要阅读更多的小人书，才能学习到侦察员的机智勇敢，因为坏人往往是很狡猾的。大多数时候，我母亲在盘算得头昏脑胀后，长长地叹口气，收起那几张纸币，小心地装在一个用彩色玻璃纸折成的钱包里，对我说：“本想给你买双胶鞋，看来只有等下个月了。”我对晚几天买鞋不是很着急，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是“赤脚大仙”。倒是眼前，给我几分钱，哪怕是1分，再晚两个月买鞋都行。眼前这张纸币，我很快计算出等于300分，天哪，可以看300本娃儿书！这天文数字让我的头脑有些发胀。我围着我家住的这栋黄房子转了几圈，终于觉得这钱的压力太大，我为心脏不能承受这压力而沮丧。我结结巴巴地对母亲说，我捡到了三元钱。母亲很诧异，仔细地盘问我后，要我带她去现场看看。我想，如果母亲坚决不信我是捡的，怀疑我有其他行为，那我就把周家小姑娘叫出来，让她作证。好在母亲没有去问周家，倒是去对面竹篱笆院子的门前问了那院子的女人，在她确定这一阵没有人在这附近寻找什么，她才有些放心了。这是我几十年的生活中，捡到的最大一笔钱。曾经也捡过1分2分的硬币，我都毫不犹豫地交给了老师，受到老师的课前表扬，得意过好几天。母亲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原本有连续看上十来本小人书的企望，突然间，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出来：想吃个高级饼饼。那年头，在上新街街口与海弹公路交汇的右手第一家门面，是这街上唯一不用糖果糕点票和粮票、直接用钱就可以购买糖果糕点的门市部。所卖的糖果糕点用玻璃纸包装得很精致，只是价格高得吓人。过往的人们远远望着橱窗里的糕点和糖果，伸长颈项，使劲地闻着店里散发出的香甜气味。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数那橱窗里，圆圆焦黄油腻的糕点数量，发现少了一个，心里便有大大的失落，嘴唇不自觉地蠕动，冒出酸酸的口水，幻想圆饼里甜馅的味道。那年头，这叫“高级饼饼”。我经常站在那店门前，听小伙伴们唱“高级饼饼高级糖，害得老子卖衣裳”的儿歌。当我很小心地把这“高级饼饼”买回家时，两个弟弟伸着颈项、鼓着眼睛，围着母亲，看她把饼子切成对称的八小块，那散发出的甜香，刺激得胃里的口水一汪一汪地往上涌。我们很细心地咀嚼着，唯恐掉下一点饼渣，那香甜油腻的饼馅，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味。此后很多天，我都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嘴角，老是以为嘴角还粘着一丝饼渣。几年后，街上出现8分钱一个的“冰糖麻饼”，不凭票证就能买时，我还很骄傲地向小伙伴们炫耀：我吃过一个完整的 “高级洗沙饼”，要五角五分钱。事后我也曾想过，那女孩为什么不趁我放下水桶时快步跑出来，把纸币捡到手中？那时的规矩是：“捡的就是买的，金子银子换不转的。”如果她先捡到手，按规矩，我是不能找她要的。这个疑问，一直盘桓在我的头脑里好几年。如果她怕我放下水桶与她争抢，她还可以大声喊“妈妈”，往家门里跑。可是，她仅仅是盯了我一会儿，就若无其事地转身回屋了。我想，她真的不认识那是“钱”。她有必要去认识“钱”吗？她有个开大洋船的父亲，像大山一样挡住风雨，让她能平静无忧地生活。也许她父亲回家时，会从很远的大上海给她带回很多很高级的饼饼。于是，我更想看一看她的父亲。那个据说是这街上少有的能挣很多钱、有着特别高超技能的神秘父亲。今年（2021）初，在摊子口邻居团圆会上，我见到了周家的那位小姑娘。我说起当年在她家门前捡到纸币的情景，她想了好一会儿，说没有印象。我说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的父亲，她答应给我一张她父亲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家小妹的父亲。这个摊子口街上神秘的男人，坐在竹椅上，手指夹着纸烟，目光如炬。他叫周连根，浙江宁波武乡镇的乡下人，12岁上船做 “西崽”，遵从祖父“家有万贯，不如身有薄技”的教导，夜晚睡在大蒸汽机车旁，刻苦学习钻研技术。20世纪初，曾经有只大船因为设备原因在长江上抛锚，船上的师傅实在无法让船再行启动，无奈，上级指派一小艇从数百里外的另只船上送周连根去处理，他赶到后，两小时就让大船正常航行。因此，在长江航运局考核技术定职定薪时，他是整个长江航运局技术最高超的十二人之一。由此获得极高的技术职务和当时十倍于一般工人的薪资待遇。因为这待遇，文革中，他被造反派作为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斗得死去活来，留下一身病痛，被迫病休，过早离开心爱的工作环境。1975年，这位叱咤千里长江航运的大工匠在摊子口家中病逝。作者近照及简介：
苏玉新，网名古谷，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