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安：记忆·乡愁(上）

 记忆·乡愁(上）

              文/胡长安

           前  言

以中国人的习惯，我的籍贯应跟从父亲的老家，我的故乡就是四川巴县的封门。现在叫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那也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古镇。但父亲是一个几乎不识字的、老实巴交的船工，极少跟我讲他老家的故事。

我出生后不久，母亲也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参加工作了。那时他们一帮年轻人成天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时髦歌曲，全心身投入工作中，没有精力照顾我，便把我送到合川石龙场她的老家，由我的外婆和姨妈带着我。一直到快要上小学了才接回重庆。

自我记事以来，合川、石龙场、新院子就在我脑海中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最深刻的只剩下两件印象：

清澈得见碗底的包谷羹（玉米面粥），里面有几节胡萝卜，一点盐味都没有。记得大人们有时会悄悄地去渠江边，找木船上的人换食盐，他们说要用两斤米才能换回一斤盐！大米已是十分金贵了，这食盐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何况那是“投机倒把”的勾当，被抓住的话，后果不堪想象。

还有一件就是在河边看船，如果有“上水划子”出现，就会兴奋起来，因为那可能是从重庆上来的划子。直到它突突突的从眼前驶过，并没有在码头停靠，只留下一排排波浪拍打着岸边，这才失望的转身回屋。其实我只看见过一次爸爸妈妈从码头上来看我的情形。

那时从重庆到石龙场再到新院子，搭车、赶船、走旱路，一路上要折腾好几天。于是学会了外婆教给我的儿歌：“巴山豆，叶叶长，爬去爬来去看娘；娘又远，路也长，想起想起哭一场。”

1968年的夏天，但希龄表叔带我去合川，经过城里的南津街时，给我讲了许多毛家传奇式的、甚至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出于好奇，我在后来寻访了好多知情人，并辑成稿子，本想以笔记的方式留作纪念，却在鹤年表弟的帮助下印成了一本书---《毛家往事》。

这次陪鹤年回故里寻亲祭祖，写了几篇日记发在网上，有作家朋友认为“写得深刻生动，家族的血泪史，国家记忆”，并希望我尽快成书。

心想，如果有点儿实体的书本馈赠亲友，也便于留作纪念。于是就决定付梓刊印了。

   胡长安

 二0一六年七月

 

  一、渠江绵延连沧浪 巴山情深系宗亲

 二0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表弟是舅舅家唯一的儿子，舅舅是外公家唯一的儿子；现在表弟已经退休了，终于能够实现他回老家看一下的心愿了。

对于生在北京，长在武汉的表弟来说，“老家”只是一个“籍贯”意义上的概念。就连我舅舅，少小离家，也没有老大回过。那时是社会原因和政治气候造成的，而现在终究不能回故里看看，却是身体上不能允许了。心愿也就变成了心结。

表弟千里迢迢赶到我家时，时值正午，简单吃了午餐后，就与因事来重庆的春梅表妹——他五姑妈的幺女儿一起赶往合川的龙市。 

途中还顺道去了涞滩古镇。涞滩镇始建于晚唐时期，兴盛于宋代。2003年11月，因其文物古迹丰富、巴渝文化特色浓厚、历史风貌保存完整而被评为全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2006年5月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涞滩瓮城

 

           涞滩古镇

从古镇的标志性建筑——以条石砌成的“瓮城”进去，分岔成Y字型的青石板路两旁都是典型的巴渝特色民居，穿斗结构的粉墙青瓦两层楼房或平房，临街一边都是木板墙的商铺。最吸引眼球的却是几爿餐馆门前悬挂的，用整条猪的背脊做成的，至少有一米五长的酱红色腊肉！ 

古镇临渠江的小寨门外是文昌宫和鹫峰禅寺。鹫峰的悬崖峭壁上，就是远近闻名的“二佛寺”了。小时候听大人讲，二佛寺的“二佛老爷”十分灵验，过往涞滩码头前去朝拜的信众客商络绎不绝。

据介绍，二佛寺始建于唐，兴盛于宋，重建于清，分上下两殿，占地9150平方米，依山而筑，气势雄伟。二佛寺的石刻堪称一绝，为我国第次三石刻艺术高潮时期的代表作，总计有42龛窟，1700余尊造像。其中释迦牟尼佛像高12.5米，不仅为全寺造像之冠，而且也是国内著名的大佛之一。其它佛龛以此为中心，将迦叶、十地菩萨、六位禅宗主师和众多罗汉禅僧融为一体，巧妙地缔造了一个规模庞大、气势恢弘的禅宗道场。

 

据我所知，所谓“蜀中四大佛”中的摩岩造像坐佛中，乐山和潼南的都比涞滩的高大，不知何故这涞滩的坐佛却被称为二佛。

可惜的是，那一千七百余尊造像中，很多都缺胳膊少腿了，甚至雕像的头部都被人敲掉了！据说文革中有红卫兵企图用炸药炸毁释迦牟尼佛主造像，因前去凿炮眼的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不久死于非命，那些人才作罢了。

五孃（我们地方上称姨妈为孃孃）家住在缽耳山下一片孤零零的石坝上。五姨爹在三十一年前就因病去世了，五孃独自把五个子女拉扯到成家立业。都远走高飞了，平日里就她老人家一个人守着这空荡荡的院子。好在政府已为每家农户打了机井，用水就不再到传统的井里去担了。

 

缽耳山其实不高，是一座赭红色的页岩山岗，却是当地的制高点。置身顶上，四周的稻田和小山丘一览无余；凉风拂面，令人遐想联翩。顶上曾有一棵不知多少年岁的老黄葛树，方圆十几里地都能看到它。它就像大海里的灯塔，归乡的人远远望见它就会松下一口气：唉，终于到家了！

             缽耳山鸟瞰

不幸的是那绿荫覆盖的老黄葛树已不见踪影，据说有一年被一个疯癫的人泼上煤油点火烧死了！现在这棵胸径大约三四十公分的小黄葛树，是乡邻们后来补种上去的。

夜幕降临，在五孃四壁漏风的条石屋里，昏黄的灯光下，一张陈旧的八仙桌上摆满了她极尽所能的菜肴，每个人脸上分明溢出了暖融融的亲情。

五孃说：这屋里只有这张老桌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财产了。土改时没被分掉，可能是土改工作组考虑到应该给他家留一个吃饭的地方吧。前些年，还有到乡下收购古董的人来问过价，她没舍得卖。    

五孃眼神里流露着些许愉悦和忧郁。如今，日思夜想的弟弟的儿子代表全家回老家来看望她了，这是十分高兴的事；可是，分别67年的弟弟却因身残不能回老家看看，这就是十分遗憾的事了。

 

这晚，我虽然喝了些酒，还有开车的劳累，但，还是很久才入睡。

二、耋耄长辈话旧事 百感唏嘘  青壮后生谈现实 踌躇满志

     二0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本来我还有三位孃孃（即姨妈）都住在石龙乡（现改称香龙镇）境内，但四孃近来因照顾高血压导致瘫痪的四姨爹，住在四川武胜县猛山乡她二女儿家中去了。从合川的龙市到武胜猛山乡较方便，我们就决定先去探望四孃他们。

辞别了五孃后，走了十几里乡道，就上了207省道了。从地图上看，不到三十公里，主要是二级公路，应该不用一小时就能赶到。由于他们习惯说老的地名，如什么公社、大队等，而现在用的都是乡、村等新地名，行政区划又几经分拆，找起来还很费周折。

他家就在公路边，一幢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外墙面还用瓷砖装饰了，楼前一块混凝土坝子，是典型的新农村民居。

闲谈中，得知四孃的二女婿长期在外打工，主要在外省从事修建高压输电线路的工作。他们这些农民工的工种就是在荒山野岭修建高压线铁塔，辛苦而且危险，都是国企编制内工人不愿干的活路。他们一般每月能挣五六千元，若是上铁塔敷设电线，每月可挣七八千元，这对于一般农民工来说已是不少的收入了。

我说：“随着你们年龄增大，体力衰减，而且常年在外也照顾不了家庭，应该要考虑在家乡干点什么了吧？”

他说：“一家大小在农村做农活，仅够吃饭；在其他企业打工，没技术没文化，收入最多只有现在的一半。管他的哟，做一年算一年嘛。”

他辛劳的结果就是在家里挣了这幢楼房，家人的日子比其他乡邻过得舒坦些。他还说，最近就要到埃及去打洋工了，仍旧是做这些工作，但一年下来，除掉生活费用还要挣十二三万元人民币。

我提醒他出国语言不通，有的地方还有动乱，要注意安全。他说：“不怕，我到外蒙古打过工。我们在外面很团结，也不一个人外出，有事就给使领馆打电话。”

午饭前，四孃的三女儿夫妇听说远在武汉，从未谋面的表哥来了，专门从合川城里开车赶回来与我们会面。

三表妹看到我们对他们的广东车牌感到诧异，笑笑解释说：他们二十多年前就在广东给服装厂老板打工，这些年自己在佛山开了家服装店。规模不大，也没请人，算是给自己打工了。

最近在合川城里买了套住房，这次是专门回来装修的。我说：“你们近些年肯定不会考虑回来，为什么要在家乡买房子，而不在广东买？”

他们说：“叶落归根嘛，终究要回来的。”

我们为表妹家人们的努力奋斗因而取得不错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挺好，四孃有福气。

午饭后，今年83岁的四姨爹看着鹤年，思绪回到了六七十年前。我们听他侃侃而谈“你爸爸可能是命中该漂泊四方，唉，走了也好。”

他指了指鹤年：“你爸爸还没被国民党败兵抓走前，有一次毛凯就想拉你爸爸加入游击队，你爷爷坚决不答应，可能你爸爸也不愿意，所以没去。

你说那个毛凯是啥子人？在石龙场一带很有名气哟，到处都吃得开。他先前跟共产党混，后来共产党不得势的时候，他又参加伪政府的剿匪队。你爸要是跟了他也麻烦。

快解放的时候，谁也没看到他，消失了。后来听人说他隐姓埋名跑到邻县，最后还当了生产队长。”

“你爷爷是好人，医术好。有些穷人来看病，没钱抓药，他还抓好药送给人家。石龙场上哪个不晓得？

“唉，那年头，兵荒马乱的，也有些乱搞！石龙场上住了一个连的解放军，姓张的连长带人到处抓人，抓到就枪毙。我那时十六七岁，听说一个县枪毙了四五百人，乡里就枪毙了十几个。你爷爷被枪毙那天，我也在场，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从右眼睛出来的…..”

他在轮椅上低着头摇了摇：“冤枉！好人…..那年头，没办法。”

沉默了好一阵后，他又问了鹤年家里的情况。然后说：“共产党还是好，现在比以前变化很大，各方面都发展了。”他又打起精神说：“后来有些人欺负你姑妈，我就站出来打抱不平。我怕谁！欺负孤儿寡母算啥子本事！”

面对四姨爹絮絮叨叨自说自话的陈年旧事，我们只能无言以对。

午后稍事休息，二表妹就开始张罗推豆花儿了。她说：“我知道你们城里人喜欢吃农村推的豆花儿。我们这里水好，不像城里自来水加了药，而且我们是用胆巴（卤水）点的，又嫩又甜又绵扎。”

我说：“你就先忙着，等点豆花儿的时候，就叫我们，我们想拍照。”

果然，她开始点豆花儿的时候，叫我们去拍了照片。意犹未尽，我还拍了一段小视频。

 

1993年武胜县已由南充地区划归广安市管辖，从这里到广安协兴镇的邓小平故居大约一个小时车程。下午，我陪鹤年去参观了邓小平故居。

这座建成于2004年的人文博物馆，其核心区占地830亩。主要景点有翰林院子、蚕房院子、邓小平父亲邓绍昌墓以及邓家老井、放牛坪、清水塘、洗砚池、神道碑等景点，展示了邓小平祖上从江西入川后的发展轨迹和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足迹。当然也有他文革后重新上台的政绩展示，甚至还有他阅兵大典时用过的检阅专车。即使是走马观花的浏览，至少要耗费两小时。

我曾经参观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故居，无论是占地规模和景区环境，都不能跟这里媲美。

晚餐桌上，其它菜肴都黯然失色，豆花儿绝对成了主角。

三、梦如川逝 数十年难改旧貌   坚韧踏实 半辈子迎来新生 

  二0一六年四月十七日上午

当晚住在四孃家，入夜不久就开始下雨，后来就越下越大，噼里啪啦竟下了一整夜。心想明天要赶往合川的石龙老家去上坟，这雨会使乡间的道路更泥泞，如何是好？

早饭后，雨不但停了，阳光还从云缝中泻了下来，路也渐渐干了。辞别四孃一家后，我们就赶往合川石龙。由于渠江在这一段都没有跨江桥梁也没设车渡，我们只好沿来路回去，绕道小沔过江，经双槐前往石龙。这一路虽然只有六七十公里，却要耗费两个多小时。

在石龙场下场口外面，右转进入一条乡道走两公里左右就是熊家沟地界，现在叫双龙村。七孃就住在那边山脚下。

我十年前来过这里，那时这条公路还是垫了些碎石子的土路，现在已是水泥路面，路边景物已不同从前。于是向路上的乡民打听她家往那条路走。说出七孃的姓名，人家就热情地给我们指路，还问：“你们是武汉来的？前两天听她说有侄子要从武汉来，今上午还见她家在场上买了好多菜呢。”

七孃的大儿子代远夫妇已在半路迎接我们。走了两三里田坎路，就看见山脚那房子了，还是老样子。

 

七孃是我母亲七个姊妹中最小的一个。排行老三的舅舅回忆说：七妹以前从不叫他“哥哥”。1949年10月初他被败兵抓走那一天，七妹是他见到的最后一位家人，出门时她居然叫了他一声“哥哥”，那年她五岁。重新取得联系后，她在电话中再叫他“哥哥”时，已间隔了六十四年的漫长岁月。

七孃有两儿一女，安家后都出去住了。九年前七姨爹去世后，平时就她和大儿媳妇在家。这次她大儿子代远从外地回来正值农忙时期，就留下他帮衬农活。多个人，家里也多些生气。

代远是村里有名的老好人，平日里不开腔不出气，低头做农活。讨媳妇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见他老实，乡里的包工头也带上他在外省架高压线，工钱除了生活，他一元一元的积攒着。

十七年前，乡里有人来他家问“要不要媳妇”。一家人合计后，觉得老大要讨媳妇比登天还难，咬咬牙就拿出多年积蓄买下了这个媳妇。

代远的老婆到十分灵巧，一路上对我和鹤年“哥哥哥哥”的叫个不停，代远只是眼睛望着旁边讪笑。

鹤年在院坝中与他七姑妈唠家常，我就帮着代远夫妇做午饭。

闲谈中，代远老婆说：“哥哥你对我没映像啦？我还记得你十年前来过的样子，不显老。”

我依稀记得她是代远买来的，云南人。于是我问她：“你老家是云南哪里？”

她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老家是云南昭通镇雄县”。

“我以前是安了家的，生了两个女儿。老公家里是村干部，他自己买了辆货车跑运输，经常跑广东一带。”

“那应该不错嘛，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后来老公在广东另外找了女人，经常不回来，钱也不拿回来。一个人拖起两个小孩也难，我就把孩子交给婆婆爷爷，想到外面打工。后来被人骗了，给我吃了药，等我醒了已不知是什么地方。再后来我就被卖到这里。”

她看我直摇头，就说：“我看代远还老实，虽然人不哪样，老老实实挣了钱就拿回家，这地方又比镇雄好，也就安心了。”

“可是你那边没离婚，这边也不能结婚，而且这里的社会福利你也无法享受，这样扯下去不是个办法。你可以在当地法院提出离婚。具体情况可以去石龙街上找个法律事务所谈一下。”

“唉”，她摇摇头：“我刚到代远家时，他们怕我跑，天天盯得很紧，公公有时还打骂我，把我身份证也收了。后来生了儿子，渐渐不管我了，我就到外面打工。钱也挣不了多少，身份证也被老板弄丢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儿子的户口解决了吗？”

代远插话了：“非婚生育，那时候罚了三千多块钱，娃儿户口就上起了。”

“你跟老家有过联系没有？”我问。

“后来托人打听过，老公要我回去，不愿离婚。”

“那，你会回去吗？”

“不会，想起以前的事就烦。现在我儿子都十七岁了，在草街水电站打工。儿子也不让我回去，还不许我回去打官司离婚。怕我去了就回不来，他就失去妈妈了。他家（指原老公）有势力嘛。”

听他讲了这些令人唏嘘的经历，真不知该说什么好，语无伦次的安慰她：“好在代远老实，对你也好。其实当初该让你儿子多读点儿书，不要急着去打工。你和老家那边的事，最终还是要走法律程序来解决。“

我看着代远说：“他们那个地方我去过，漫山遍野的红土，山高沟深，基本没什么树木，没有水田，一年到头就种点儿洋芋、包谷。你老婆也真不容易，居然学会了种水稻。还要操持家务，了不起！你要好好待她哟。”

代远只是低着头傻傻的笑。

她有些骄傲地说：“你七孃身体不好，我一个人种十几挑谷（当地人习惯以产量来计稻田的多少，不说面积）的水田，除了栽秧撘谷要请人帮忙，里外都是我一个人哟。”她朝代远鲁了鲁嘴：“今年开春他在家，我们耙田插秧就不请人了，还喂了几十只鸡鹅鸭。”

我看她头发都花白了，就问：“你今年多少岁啦？”

“四十岁了，还做得动。等儿子成家就好了。”

午饭后，我们要急着赶往渠江边的金龙村去。六孃住在那里，毛家的祖坟也在那里。

七孃一家都埋怨我们在他家的时间太短，好歹得住一晚再走。鹤年再三解释说：出来时母亲还住在医院，确实没多的时间。我建议七孃跟我们一起到六孃家去，再通知五孃也来（她那里乘渡船过渠江很近），三姊妹也正好聚聚。

 

见我们一定要走，代远老婆叫他赶紧去外面山坡上捉几只鹅鸭，再捡了些禽蛋，非要塞进后背箱要我们带走。

 四、春水涟漪 泛起往昔童趣 黄口幼学 憧憬未来前程

    二0一六年四月十七日下午

 此地去金龙村不到十公里路程，但全是蜿蜒崎岖的“村村通”道路，路面虽然铺了水泥，也容易打滑；且基本没考虑会车要求，好在这些地方汽车确实不多。公路盘旋到一座山梁上，鸟瞰脚下，湛蓝的渠江静静地流淌着，是那么的闲适、宁静；心灵顿时洁净成一片空白。

经过村委会不久，就到了水泥路尽头，离六孃家还有差不多一公里的石板路。我们到六孃家时，五孃已经先到了。

和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样，年轻力壮的中青年都到各大城市闯荡去了。平日里六孃和六姨爹带着一个孙子在家。这个孙子是他们二儿子留在家里的，从小拉扯大，已读小学中年级了。

六孃说，现在上学要沿着江边走半个多小时，到那边码头上去乘船过江，过江后还要走二十来分钟才到学校，而且渡船是有班次的，错过一班，就要迟到。所以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要起床给他做饭。

我问：“我们来的路上看见村委会那里有学校呀，为什么去这么远的地方上学？”

“村小只有低年级，以前是在那里读，只走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六姨爹说：“现在不但远，费用也高了。渡船费每学期要一百多块钱，在学校吃午饭，加上杂费又是三百多块。”

 

今天是星期天，他正带了几个小伙伴在家玩耍。这小孩子挺乖巧，问他成绩好不好？他说“还可以。”

“语文好还是数学好？”

“语文好些。哦，差不多，要全面噻。以后可以读好点儿的中学。”

“有志气，好！你中午在学校吃，伙食好不好哇？有没有肉吃？”

“菜不好吃，很难见到肉。”

“哦。重庆市教委有文件，要求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费发放牛奶，你们吃没有？”

“以前发过，只吃了一年多就没有了。”

我对六姨爹说：“孩子长身体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营养。”

“是啊”，六姨爹说：“我们每天都给他煮一个蛋带到路上吃。我们这里吃鸡鸭蛋还是容易。”六姨爹顺手指了指院坝中散养的鸡鸭。

院坝外面是一片约四十度的斜坡，再经过二三十米的包谷地就是渠江边了。我小时候曾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是在这枯水季节。记得在包谷地外面是一片好大好大的沙滩，上面种满了绿油油的花生；还有露出地面一截的白萝卜，轻轻就能拔出来，然后随便在水里洗一洗，在衣角上擦一擦，塞进嘴里一咬：那个甘甜啊，就像吃酥梨。

快到水边时，是一片滩涂，如果看见上面有鸡脚爪似的两行脚印，延伸到一个碗口大的水汪处。大人们说：那下面有团鱼（甲鱼），有经验的人甚至可以用手把它抓起来！

眼前的渠江，满满的一河槽碧水。自从下游修了大坝，那些美丽的往事就一并沉入江底了。

“走，去看看能不能弄条鱼来吃”，六姨爹浑浊的喉音把我从神游中叫醒。

江边，一条渔船系泊在小路尽头。

六姨爹还没走拢就大声喊道：“有啥子鱼哟？” 

“留了一条鲤鱼”，一个中年汉子从船舱探出头来问：“哪个是毛家老表哟？”

六姨爹指着鹤年说：“这个就是，他们才到没多久。”

他又指着中年渔夫对我们说：“他是我邹家的侄子，也就是你们的老表了。”看来他是事先就打了招呼要一条鱼的。

鹤年跨进船舱和那位老表寒暄几句，从他手中接过一条用绳子穿过背鳍的大鲤鱼。看那活蹦乱跳的劲头，怕有四五斤重，我赶忙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回到院坝，我看天色还早，就建议趁着光线好先拍张合影，然后再去给祖坟上香。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胡长安，1954年生于重庆。1971年~1978年在赴云南支边，1979年3月大返城回渝。做过搬运工、电焊工、统计员、生产科长、生产经营办公室副主任、副厂长、厂长等。1994年~2004年到广州，受聘于服装企业任厂长经理。回重庆后，先后受聘于重庆弘愿工具集团公司制钉厂任厂长、总工程师，重庆三维汽车服务公司任行政人事部经理。

业余爱好文学，尤其爱好诗词。1991年参与《云南支边生活实录·红土热血》的写作和校对工作。迄至2019年已在博客上发表游记散文八十多篇，诗词歌赋一百多篇。退休后积极参加知青文化活动，出席知青文化研讨会并发表论文、书评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