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 立”
（一）
公元1977年，对我而言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孔子曰“三十而立”，我活到了“而立”之年。在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了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街道办事处发来的通知：我被安排进当年的劳动就业计划，区劳动局发函，我被录用为区城建局所属南岸第七建筑施工队正式职工。被单位录用为正式工人，这标志着我正式立业了！
我内心无比高兴，兴奋得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丝隐忧，因为我患有膝关节炎，膝关节有严重变形，虽然平时走路没大的影响，但从农村回来后，做临时工时过度体力劳动，曾引发过两次严重病痛。新工人入职照例要进行体检，我会不会因为身体不过关而被刷掉呢？
然而我所担心的情况后来并没有发生，体检非常简单，除了身高、体重、视力等等，最重要的就是照胸部X光片。今天，我回忆接到招工通知时的心情，竟然翻找出了当年抄录下来的通知原文，可看出自己当年将此事视为多么重要的人生大事。
事实也是如此，那个年代，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大多由你跨入单位的那一刻就基本确定，单位决定了你的一切。你单位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将决定你的社会地位；你单位经营得好还是差，将决定你的经济状况；你单位所属行业及你的工作内容，将决定你今后的人生走向、兴趣爱好、事业成就、甚至身体状况。
从城建局到建筑公司，再到第七施工队劳工室报到，我被分配到预制场。那一段时间，心情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因为我终于能够自立了。
（二）
了解中国建筑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建筑的混凝土结构技术就已经用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新政权建立后，混凝土作为建筑结构开始广泛应用在公共建筑中；但是，真正将混凝土技术大规模用于住房建筑却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即：房屋建筑以砖为墙体，以混凝土预制构件“梁”和“板”作楼面结构，替代了传统的木材。这样的装配式砖混结构，为国家建筑行业尤其是住房建筑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七十年代末，终结了文革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与世界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全国从上到下形成了共识——将国家的中心工作从革命转向到生产建设中来。
我到单位办完各项手续，和同批新工人一道接受了两天的入职教育，就正式到预制场上班，时间已经快到年底了。
向家坡预制场位于南山半坡一个V型谷地，一条土石公路进入谷地，左边是重庆武警部队一个中队的部队营房，右边就是我们的预制场。公路沿着预制场右边的山梁继续向上盘绕，可达南山中学。
预制场总占地面积约有五六亩，入口处一栋两层砖混楼房，楼上是场部办公室、会议室和两间宿舍，宿舍住着一个专职安保人员李师傅和一对老职工夫妇；底层是水泥库房、其它材料库房、工具房。楼房右边顺坡地边是用楠竹围蓆加油毡石棉瓦混合搭成的钢筋房、木工房，末尾还有一小间烧开水兼为工人们自带午饭加热的小型锅炉房，由安保员李师傅兼管，他冬季还负有烧水给混凝土预制构件提供加热养护的任务。除了这些建筑以及边坡的石子堆场、河沙堆场，场地中间的平坝就不足两亩地了，再减去预制构件养护待运的堆场，真正用于我们加工构件的场地大概只有一亩三分地。
预制场总共有近三十人，包括木模工、钢筋工、混凝工、抬工。场长五十来岁，唯一的四级工，一个“老黄牛”式的模范工人，其余大多称之为“老二级”。我们一起分配到预制场的三个新工人，我和另一个社青岁数大一些，被分在混凝工班组，工资定为 28 元，一年以后转一级；另一个年经妹儿分在钢筋组，拿学工工资。我的工资比做临时工时还少了一点，但想到从此收入稳定了，再也不会断档了，并且避免了拿学工工资，心里感到挺高兴。
预制场的工作非常艰苦，当时还是做翻转脱模构件，将人工拌和的混凝土料倒入拼合的木模中，经振捣密实后翻转在地面，再拆除一块块拼合的木模板，就是我们生产的预制构件。整个生产流程中，最苦的是人工拌料（我们称为炒盘），当时预制场没有混凝土搅拌机，全靠人工拌和，过程用行话叫“三干三湿”，就是在平铺于地面的几张铁板上拌制混凝土，先将水泥河沙翻拌三遍，达到充分混合均匀，然后盖上石子，边洒水再翻拌三遍。操作中，铁板两边各站一人，手拿平铲，交替将砂石料向后翻送；同时，后边也左右各站一人，一个洒水，一个手拿齿鈀，将翻过来的材料不断混合。这后三遍是一遍比一遍费力，而且越慢越吃力，即使轮换上阵，一天干下来，也经常是腰酸背痛。
但那时候，人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场地上经常充满戏谑詈语或粗俗玩笑，如果有谁被认为有偷懒的嫌疑，马上有人指责其昨晚上在家里“加班”了；如果有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人会说“答应人家的JB，就得给人煨扒”；有时某人说了太过显明的性描述，就会有人假惺惺地说“文明点哟，人家大姑娘在场”，显然是指我们两个还没有结婚的新工人，但立刻遭到反击：“你问他是真处还是假处？”引来大家一阵哄笑，在这种时候，我们当然不答话最好。
因为人年青，工作虽然劳累，但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大多能够得到恢复体力。想到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农忙时节，同样的苦和累，一年到头却没有一分钱收入，为了解决称盐打煤油这两项必须花费的钱，只有背柴去二十多里路外的场上去卖……更激发起自己干活的热情，干活遇啥干啥，从不拈轻怕重，有时还帮助体弱的老大姐炒盘。没想到，这样的表现让自己一下“红”起来了，不但被预制场评为当年的先进职工，更主要的是，书记找到我，让我参加党课学习，谈对党的认识，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
说到对党的认识，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加上爱看一些社会发展理论的书籍，从农村病退回家做临时工的那几年间，我甚至认真研读了弗兰茨·梅林写的厚厚的《马克思传》，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因此在理论上，当年的我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我坦诚地向书记提出，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能够加入党组织么？书记说：“你看了那么 多书，难道不知道中央领导人有那么多都是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吗？”我心里想，那是解 放前战争年代，与现在和平年代不一样，但我还是写了要求入党的申请书。
那个时候，“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社会最响亮的口号，单位提出抓生产要讲经济效益， 决定在预制场试点搞成本核算，让我当不脱产的核算员。所谓核算员，最初就是搞统计，根据财务室要求，每天下班时将当天的投入产出记个流水。我对此非常认真，除了总流水，还要分别记账，并且尽量了解各种定额、单价，这样就增加了一些账本，于是向场长提出，希望办公室能给一个抽屉存放账本。
不曾料到，我这个要求却成了一个导火索。先是书记找我谈话，说明单位安排我当核算员是明确了不脱产，并不是要坐办公室，所以我要求办公桌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对此，我除了申明自己要求的并非办公桌之外，没有作过多的辩解，事情确实是自己过于逞能所引起的。
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想到变故随之而来。几天后，劳工室一张调令送到预制场，通知我第二天到XX工地上班。这样的调令有些反常，一般来说，预制场的人员是比较固定的，即使有调动，也是先通知回劳工室，然后安排第二天到新工地上班。我这样的调动显然不同寻常。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当天便交结了预制场的工作，第二天一早直接到达工地报到。
后来逐渐了解到真相，竟然是我在预制场的表现早已伤及到一位老职工，就是钢筋班的一个老大姐，也是预制场的副场长。这位老大姐也是正在争取入党，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她对我的表现很不以为然，尤其知道我也成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后，竟然视我为竞争对手。而这位老大姐在单位有一个可靠的朋友，就是新提升为队长的老二级师兄弟。这位新上任的队长敢闯敢干，作风雷厉风行，带领第七建筑施工队乘着国家大政方针的东风，很快成为南岸区建筑公司的龙头老大。但是，这位老兄的独断专行、有时偏听偏信的缺点也非常鲜明，以至于造成在很多事情上队长与书记意见不合。好在书记年岁已大，权势欲不强，加上正在提倡厂长治厂，才没有造成领导层危机。而这位队长简单粗暴的性格缺陷若干年后体现在了企业的衰败上，这是后话。
当时，这位老大姐副场长告诉她的师兄弟队长，说某人有野心，不可重用。刚刚从十年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人，对“野心”一词有着太深的感受。于是乎，队长雷霆震怒，当即作出了超乎寻常的决定。
（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城市房屋建筑项目一般比较小，一栋楼房，小的几百平米，大的几千平米，最高七八层，没有电梯，主要是砖混结构，即砖砌体墙加钢筋混凝土预制梁板安装而成。当然，国有建筑企业承担的工程无论规模、技术均走在前面一些，他们主要承担大中型公共建筑及相关设施安装，如电梯、水电暖通、设备安装。而文革后，城市居民住房极端紧缺，迫切需要建设大量居民住宅，集体建筑企业乘势而起，发挥了功不可没的巨大作用。由于客观需求旺盛， 集体性质的建筑企业发展迅猛，很快购置起各种建筑机械，开始涉足一些较大的工程项目。
所谓工地，就是建筑施工单位的工程项目所在地。我从预制场来到建筑工地，该项目并没有混凝土浇筑工作，而是在进行砌体上升作业，主要是砖工、架子工、平工的工作内容。平工主要是为砖工配套服务的工种，俗称“打杂工”，码运砖头，运送灰浆，一般都是女人承担，男人尤其是年青男人是不屑于做此工作的。在大家心目中，平工是最没有出息的工作，它无需用脑，属纯体力活。我到工地后，施工员明确告诉我，队上安排我做平工。我当时的感到非常憋屈，甚至是受辱的心理。这明摆着是惩罚，单位上人人皆知，但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最初一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但这个工作的劳动强度却比预制场大大降低了。当我知道了一些自己此次遭遇的背景后，开始静下心来，思考自己这一年多在预制场的表现，很快从愤懑不平转为自责。别人说我有野心，我的野心是什么？如果说是指想当官，好像主观意识上没有，而且我的性格排斥官场；如果说是指想入党，则属实，尤其是在党组织多次找我谈话后是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了，但为什么想入党呢？用冠冕堂皇的话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私下里的想法无非是为了个人前程，尤其是基于自己的家庭背景。从小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给自己带来人生磨难，自然就渴望改变境遇，为此我真真切切地在突出表现自己，甚至为了表示与家庭出身划清界限，竟在入党申请书中对父亲抗战时期主动参加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诡辩式的批判……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自己可笑而幼稚。而今天我认为，那一段“有野心”“突出表现自己”是我人生的耻辱，幸亏遭遇了挫折，否则后来一定会扭曲人格，我为此感到庆幸。
反思过后，我的心平静下来。工地上可以接触各种工序，客观上有利于了解建筑施工的各项技术及其有机联系，我出于强烈的求知欲和旺盛的精力，买了许多相关技术书籍，边工作边学习。
1980年初，南建总公司第一次承接了一项大型工业厂房施工任务，为一家生产外贸产品的企业建一座两万多平米的生产车间，总公司将任务交给由各施工队改名的七、四、六公司共同完成。为此，我公司专门订购了两台塔式起重机，第一次有了全机械化的吊装设备。公司确定我和另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操作这两台塔机。经过短期培训，我成了一名吊装工。
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教育停顿，导致各行各业技术人才断供，为了亡羊补牢，国家号召全民学习科学文化技术，鼓励自学成才。那时，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有国家每年输送大学毕业生补充，而集体性质企业的技术人员，早年来自旧时代遗留的知识分子和历次运动中被处分者，后来则靠企业内部自我传承培训。现在，我公司承包了以前从不敢想象的大型装配式厂房施工，没有60米臂长的吊装机械，没有水、电、暖、通安装力量，就通过分包方式，由市安装公司分包完成。为了增加总承包方的气势，由南岸区主抓城市建设的副区长挂帅该项目工程指挥部指挥长。
对我而言，身临这样的工程现场，既感到新鲜，又激发起求知学习的欲望。虽然工作一般在塔机上面，但有很多时候可观摩了解整个工程的进程、各分项分部工作的有机联系。说实话，当时那股如饥似渴的探索劲头，完全是兴趣驱使，并无明确的功利目标，也没有意识自己要从事技术工作。一方面是并不知道从工人到技术员这个坎如何翻越，另一方面，当时对当一名起重工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但是，八十年代的确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就在1980年底的公司年终职工大会上，经理公开号召大家努力学习技术，明确说出了“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当技术员”。虽然类似的言论已在各种社会宣传报道中不断出现，但在单位听到自己的领导这样讲，还是受到很大震动。这次大会让我的内心产生了以前并不是很明确的一个目标——今后我可以努力成为一名技术员，甚至建筑工程师。
翌年，南岸区计经委因应形势需要，决定对区属建筑行业进行一次技术职称评定，包括房管局系统、市政公司、南建公司所有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知道情况后，我当即向公司经理提出参加考评的要求。
经理却似乎忘记了几个月前在年终职工大会上说的话，回答我说：“通知要求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参加。”
我说：“你上次开会不是说了工人有能力也可以当技术员吗？”
他想了想说：“好吧，公司研究一下。”几天后，单位通知我，可以一起参加考评。
考评前，区里组织报考人员先进行短期讲培。我接到通知赶到讲培班时，已经晚了两天，但总算得到了参加考评的机会。虽然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专业考试，我内心并不特别紧张。自进单位以来，有关建筑知识的书我没少看，特别是离开预制场后，建筑技术各方面内容都在自己的兴趣之内，如果说开始有点摸不准考评方式，经过两天培训老师的讲解，心里更加有底了。
经过两场书面考试和单个口述答辩，最后公布成绩，我竟获得南建公司第一名、全区第三名的好成绩。在答辩场上，考评老师已经了解到我的工作岗位是起重工，就建议单位安排技术性工作，下一次参加职称评定。公司很快调整了我的工作，让我当了见习施工员。而我的技术员职称直到1983年才正式批下来（见下图）。从此，我步入了终身不变的职业轨道。
少年时曾有过金色的梦想——读大学， 献身于科学事业。但梦想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青春消磨在大巴山的刀耕火种中， 迷失在文化大革命的躁动中，颓废在为生存而奔波的临时工岁月中。一晃眼十几年过去了，但那个梦想并没有从心里完全消失，终于在1980年代开始变成现实。
在1980年代，国家摘去了强加在全民头上的阶级斗争紧箍咒，开始转向社会发展的正轨，各行各业欣欣向荣，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美国不再忘我之心不死，日本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建设。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失败，人们痛心疾首；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大学生们半夜走出校园，高呼“振兴中华”……事实上，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变的情怀。
当我进入古稀之年，回忆“而立”那些年的经历，内心竟然充满亲切、温馨的波澜。
写于2021年4月
作者近照及简介：
王保明，网名有：醒来的痛、原生态、原上草。1947年生于重庆，1964年初中毕业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当知青，1971年底病退回城。做过临时工，1977年进入正式工作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后成为高级工程师。2014年离开工作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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