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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谷:《摊子口往事》之尾声

.创作谈.

  《摊子口往事》之尾声

         缘起·感谢·抛砖引玉

        文/  

     写作缘起

《重庆摊子口往事》的写作动机,源于与老朋友赵平忠先生的一次茶聊。
他酷爱美学、哲学、文学及各种门类的艺术,并对此多有独到见解。他看过我发表在本地网络自媒体刊物《故人旧事》中的一些纪实文章,对我说:“你既然在纪实文学写作方面有一定的爱好,应该为我们生长于斯、业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老街旧巷中的人和事专门写一本书,真实地记录他们特殊的个人经历与生活境遇,他们不应该被后人忘却。”
他的话,令我沉思。
记得刚退休时,朋友邀我去帮他的企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没想到,竟然一直做了好些年。2018年初,在东山君的生日宴会上,文学编辑兰末先生向我谈起本市著名知青作家贺岩先生,并把我介绍给他。
一天清晨,贺岩来电话,要到南坪来与我见面。我到了约定地点才发现,他是一个因病痛折磨而行动不便的老人,他瘦骨嶙峋的身形令我大为惭愧。他告诉我,重庆有很大一批老知青在从事着“知青学”的研究,已经写出相当数量的高品质文章,如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已经为世界好几十所大学收藏,他本人历尽10年创作的百万字纪实性传记《凡尘天歌》在中国知青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希望我,不要再把生命的余晖消耗在挣分分钱上,应该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事例写出来,为后人留下值得思考的文字。他还告诉我,他们申请了一个自媒体公众号叫《故人旧事》,宗旨是“讲故人旧事,抒家国情怀”,已经遴选出多篇文章出版了一本文集。


寒风中,他拄着拐棍的身躯微微有些颤抖,坚毅的面容充满期望的神色。那一刻,我被他感动了,我答应他,加入他作社长的“故人旧事文学社”,并为憨憨担任主编的公众号写文章。
因为那一刻的感动,我辞掉了多年熟悉的工作。但很快就知道了,那瞬间的冲动给自己带来了长长的痛苦——贺岩隔天就打来电话:“动笔了吗?选的什么题材?”我迟疑着,支支吾吾地应付他:“还在想,还不知从哪写起……”他很认真地说:“就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人、事开始,写出自己心里的感受。只要动起笔来,文字就出来了……”
终于不能再支吾了,我咬着牙,开始摸索着写了一篇《我所读过的一所中学》。奇怪,那些埋藏在脑海深处的同学、老师以及上学读书的事,在敲击键盘中逐渐鲜活起来,他们和我对话,我和他们一起还原当年经历的事。
自那开始,我陆续写出近百篇文章,发表在《故人旧事》公众号上,并陆续收编在每年出版的《故人旧事》丛书中。其中《叶建,我们等你回家》还被中国知青作家学会征文评为二等奖,编入《永远的知青》第一册,该书被全国广大知青收藏,进入了各地图书馆;长篇考察纪实文学《西风残照保和寨》的前三万字被中国知青学会选入中国知青《纪实十佳作品选》。在2020年三门峡的颁奖会议上,我被增补为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
我的童年、少年以及大部分青年时光,是在摊子口这个有200多户人家和一条长约三百米、宽五六米的街道中度过的,那些年的生活、周围的邻居以及发生的人事纠葛,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并时时出现在梦中,就忍不住想写出来。
拟定计划时,准备写十个人和一件大事。没想到,一敲动键盘,心灵回到摊子口场景,当年那些熟悉的人和发生的事一下子推开心扉、涌入眼帘,让我应接不暇、手忙脚乱,两个月下来写了13篇。其中,我的邻居,那位慈祥有担当、具有民国遗风的小脚老太,下江人李嘎嘎,她那“唯有读书高”的论调,引导童年的我爱上了阅读,没有把时间全浪费在无聊的玩耍中。我家隔壁的杨医生,解放前仅仅代理过三个月的保队副(副保长),就被红卫兵给戴上“黑五类”的帽子,不准行医一二十年,整天锤石子,给江对面的煤店挑黄泥巴,白天黑夜累得像条牛;但凡有病人来询诊,他仍然尽心尽力地诊脉、开药方,还不收脉金,疲乏时喝点劣质白酒,居然没听他有半点怨言。是什么精神在支撑他?是身为丈夫、父亲的责任,是中国男人的责任。李嘎嘎和杨医生那种多年受苦而不诉苦、淡然而坦然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做人的本能,纯真的人性!
2007年7月17日,发生了流经摊子口石洞溪的特大洪灾,是摊子口百年不遇的天灾。原本暴雨和山洪应流入多年前修好的涵洞,可是,真武山脚的某个工厂,为建停车场,把原本数丈宽的河床修成了逼仄的小水道,并盖上平板;致使急速的特大水量无法进入窄小的水道,在公路上形成巨大的河流,进入摊子口街区的涵洞上方,一路上冲垮房屋、卷走老人小孩,造成6人被洪水冲走和大量房屋垮塌的灾害,给摊子口的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事发的第二天,我赶到摊子口,私心是想看看当年我家的位置会遭受怎样的损失。摊子口原住民段林新,陪我勘察到“万鸡蛋”的门前,大水过后的沉渣污泥堵塞住了通往老码头的石梯。
这次洪灾是摊子口的大事,应当进入街史,进入区志。可是,如今我查不到任何资料。我只好沿着当年水患的通道,一路上溯调查寻访,一直到石洞溪流的发源地。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写出了《摊子口后街的石洞溪》,其目的是警示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人类要有敬畏心,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是不能胜天的,只有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摊子口往事”发表了14章后,引起了一位出版社高级编辑的注意,她说,摊子口属于临近码头的河街,有着数百年人文社会历史,而今整个地块被改造,地名消失,但是这条街有价值的人和事应该记录下来,不单记录庶民百姓,还应记录其他阶层人士,形成独特的街史,丰富我们的多元文化。她问我,能否再增加篇幅,集成一本具有可读性的书籍?
遵循她的指导,我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寻访这条街上有代表意义的家庭,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又写出了11篇。经摊子口老邻居们的讨论,这本历时两年的《重庆摊子口往事》终于成形。
《重庆摊子口往事》这部书的内容,全都是我亲身经历和见证的真人真事,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做到:真实、客观、细致,不渲染或夸大,不做主观性评价或议论。
 
    真诚感谢
 
今天,《重庆摊子口往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带我走上文学写作道路的贺岩先生,没有他的引路和督促,我写不出这本书;其次是感谢《故人旧事》丛书主编曾义生女士,几年来,她对我的每一篇文章逐字逐句地修改,大到结构调整,小到标点符号,不厌其烦地精心雕琢,并不断地鼓励我按照自己的风格继续写下去。
还要感谢故人旧事文学社的顾问,作家、文史专家杨耀健先生,感谢致力于纯粹精神思考和写作的赵平忠先生,他倆不辞辛苦仔细阅读拙作,为拙作写序言,为我的这本处女作增色!
特别要感谢摊子口的众位邻居,在我的文章即将杀青时,提供了不少摊子口的图片,为阅读本书的读者提供了视觉盛宴。
最后要感谢这些年来一直阅读和关注我文章的众多读者,没有你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坚持不了这么久!
                       
   抛砖引玉,期待来者
 
摊子口还有很多的人和事,存留在摊子口老街坊们的记忆中;那些记忆中的人也还时不时在我的耳边唠叨,在我的眼前行走,要我继续关注他们。但我个人的精力有限,就想在这里作一些简要的介绍,抛砖引玉,为摊子口街史的后续研究留下一些线索,希望后来者挖掘出更多的“摊子口往事”,为这一方热土留下鲜活丰满的历史记录。
1961年,我家搬来摊子口石洞溪旁时,此地应该还算城乡结合部,河沟对面的建业岗斜坡和官茅厮背后全都是农民的土地,红苕藤蔓和翠绿的包谷林包围着82号院子和齐伯伯家的土墙屋。童年的我们,曾抠过地里的红苕和钻进包谷林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官茅厮石板路下至河沟边黄伯伯种的那一坡浓密的铁蒺藜(成熟后作叉头扫把)林里,埋伏着我们这些少年“强盗”,盯着官茅厮地坝那路灯下被“官兵”关押的“弟兄”,趁官兵们疏忽,一跃而起奋不顾身,哪怕是牺牲自己也要解救“弟兄”。
我家住的那栋黄墙竹篾夹壁房,没有天花板,一家煮肉,整栋房子都弥漫着刺眼的煤烟,也夹杂着肉香。河沟边的头一家,是廖世国家,我在第18篇有描写,他的爸爸是很优秀的猪鬃技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制作“虎牌”猪鬃,为国家换回不少外汇,用于购买武器弹药,抗击日本鬼子。他家的挑水桶比李嘎嘎家的稍大,一分钱一挑水很划算,我常借他家的桶挑水,一个月能赚2分钱。
第10篇中李嘎嘎的女儿应该是一位贵妇人,有文化,具有雍容华贵的气质,整栋房子的女人们有什么疑难的事都去向她咨询,她和气地讲解答疑,跟她那有民国范的母亲一道,倍受大家的尊敬。
第12篇中的杨医生大家都知道,从文革开始到1980年代,一直戴着“黑五类”帽子,到头来却“平反”无门,是个假冒的“黑五类”,他虽然自嘲想要个“说法”,其实是打落牙齿和血吞。
在街背后一方住家的廖叔,晚间拉着忧伤的二胡曲调,他的老婆在文革一开始就被红卫兵以“逃亡地主”的罪名撵到乡下去监督劳动,红卫兵把他家的物品查抄了个干净,只留下一床棉絮。
天生眼瞎的陈德全,在1970年代后期成为“按摩医生”,有了稳定的收入,可惜50来岁就因病去世,留下一个12岁的孤儿。
在路灯下读书的张荣,多年后奋发图强,开了面包车。
河沟对面的张老红军,与我家门对门,他是我童年、少年时期从心里尊重的老革命,他家的住房没有光线、没有厨房,门前堡坎上放置一个煤球炉子。每天早上,他很早就起来给儿子做饭。当儿子揉着惺忪的眼睛从里屋出来,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时,老红军急忙把自己坐的小凳递给儿子,那舐犊情深的情景,至今令我流泪。
在我家对面坡上住家的董婆婆一家于我家有大恩,我母亲高龄生下我小妹,幼年由她家代养。婆婆腿勤,常拄着拐杖出街,她娇小的身躯踽踽独行在我家对面的石梯时,梳得规整的雪白发髻,在阳光下闪耀着纯银般的光亮。每天清晨,她家四妹与门侧有棵枣树的同龄少女同行,去街上新华书店门前打牛奶,那一双秀丽的背影,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石家隔壁的李伯伯,朴实敦厚,1973年以干部身份退休被街道聘用。当我以“高级技工”身份被介绍到他管理的基建工地打工时,他知道我从农村病退回城还不到一年,怎么可能是“高级技工”?我的心忐忑着,他已递来纸笔,叫我写上名字和级别,我就这样轻松地进入了月底发薪的名册。在那工地待了大半年,我真正锻炼成为了准“高级技工”。
何家院子的黄伯伯,是摊子口没有编制的清洁工,印象中,他终年累月佝偻着身子,挑着装有叉头扫把和撮箕的硕大箩筐,整天清扫街边屋角。雨天,斗笠下披一件补疤的塑料雨衣、躬身清掏河沟的背影,至今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妇幼保健院建前是石领江家的楼院,我认识石领江,是因为常在他家门前排队领取国家派发的各类票证。那年头,那些票证主宰着人们的生死存亡。他家门前是很大的坝子,三合土磨得油光水滑;冬天,老人穿着长呢大衣,提个小烘笼,现在想来,有民国遗老的味道。他家的石伟,比我小5岁,白净的皮肤、清澈的双眸,我下农村后再没见过他。
下街口的王大车、任大车(大洋船的轮机长),是这街上差点与周家小妹父亲同级别的人物,这一大群跑船的大工匠都是“下江人”。王家的大儿子有着传奇的经历,至今六七十岁的人讲起他在屋顶对峙官差,还津津乐道。我弄不明白,他面目白净端正,怎么会被称为“王大麻子”?
勇闯市场经济的张家先材小弟,小名“铁娃”,比起家中“金、银、铜”哥仨,似乎在胆大机敏上有过人之处。发达后,不忘体恤曾经插队的众多乡亲,多年来一直为乡民扶贫助学,为乡人所赞。
未风的哥哥,被人喊做“希毛”,兴许是头发不茂密的缘故;但个子玲珑,在长江中有“浪里白条”之称。夏天,在廖世国的带领下,与我同学熊九明对面坐的石华贵等,在长江里打捞上游冲来的原木,挣了好些钱。廖世国还请我吃过一支冰糕,是牛奶的,要5分钱。
82号院子的朱保尔,有苏联电影“保尔”的形象。他记忆超群,每当他讲故事,围着里外三层人,一点杂音都没有,大家瞪着眼睛,很紧张地跟着他的故事情节而情绪起伏,仿佛自己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我曾经拼命寻找《斯巴达克斯》那本书,就是被他所讲书中那绝美动人的美女爱芙姬琵达的故事所吸引。他若讲评书,一定能闻名大半个重庆城。
赌纸块的江海燕,听名字,以为是灵巧的小女子,其实是个机灵得要命的小崽儿,他常赢,让对手输得很不甘心。去年底,老邻居聚会,他告诉我,当年“官茅厮”的灯泡都是他用弹弓射爆的,这秘密隐藏了几十年。夜里,他趴在石板路下的铁蒺藜丛中瞄准,一弹命中,听到“呯”的一声,心满意足地溜到河沟边,哼着小调,走向82号院子,回家。
当然,最令我神往的是石家,不是石家小妹的风姿——我那时还没有这个胆。是听下江人李嘎嘎无意中说起,建业岗上石头大院里的洋楼是他家的产业。我太惊异了,意识中只有公(官)家才有这种产业,长长的石头围墙里的高楼好大好大,怎么可能是他家的?我那时还没有资本家的概念。几十年后,我为官家也打理过千万的资产,算来与那石头大院的楼房相比,也许只是十分之一吧。
上涂山路旁的段林新,少年时起跟随重庆名师刘梁才操练“铁布衫”,几十年隐于市,从不露相;今70多岁,仍然五更上山,研习吐纳之功。我少年时跟他起早上过真武山,他用黄荆棍捶打身体各个充气部位,如重物撞击皮囊,弹往一边。他的同学廖兴贵,也是同门师弟,研习骨伤科,几十年来医治了不少伤筋断骨之人,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摊子口街上的张家、李家、何家、吴家……似乎我都知道,似乎都打过交道,也许还相互瞪过几眼,都还沉淀着好些有趣的故事。
总之,你只要是摊子口的人,心里总有几分亲热,总会想起我们曾同在“油腊铺”打过酱油、买过盐巴。那些共命运的年代,我们是一条街长大的发小,近邻胜过远亲。
如今,摊子口的住户就要搬完了,最后屹立在原82号院子的两栋楼房显得格外孤立,据说也要拆迁了。摊子口这块地被挖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应该有四十米的深度吧,没有细量。
摊子口这个地名即将被改做“龙门里”,据说是要蹭“龙门浩”的热度。“龙门浩”的历史太悠久,名气太大,还包含着多年前上了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的“下浩”。近年来,政府招商仿修了清末民初的旧居,引来世界各国的游人,慕名来看稀奇。
摊子口作为地名,逐渐被人淡忘。散落在全市各地的摊子口原住民,心有不甘,自发组织了两个“摊子口邻居微信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群里相互诉说着摊子口的陈年旧事。那些说旧事的邻居,我居然还能在记忆中搜寻到他(她)当年的面容,甚至想起他(她)当年的一些糗事,当然不是穿叉叉(开裆)裤的事。
摊子口的邻居们,我真的好想念你们。也许我们不再见面,但是,这本书中所讲的摊子口的人物和故事,你不用刻意记忆,它会一直活在你的记忆深处。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只要有人向你讲起这书中的故事,你就会一下子分辨出他(她)是摊子口哪家的人,他(她)的父母是谁,他(她)曾经在摊子口有过怎样的生活。
摊子口,它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2022年3月23日
   
《摊子口往事》一书已正式出版。需要此书的的读者,请电话17723944237与苏先生联系,微信同号。 

 

作者近照及简介:

苏玉新,网名古谷,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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