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泸中的南溪枪支弹药库
文/王小荣
1968年4月，王茂聚先后在宜宾二招待所和南溪的南山厂多次召开“造枪”会议，说“你们要材料，只要我们宜宾库房有，就去拿”。会议决定，南山厂造“7.9弹”，长庆厂除动用援越高机外，还造红旗牌冲锋枪，××厂负责生产炸药、手榴弹和炮弹。××厂的吴××等人参加了“造枪”会后，下去就组织了“造弹”班子，拟定了方案，改装生产作业线，计有机器设备34台，于68年5月16日正式大量生产“7.9弹”，先后生产、复装“7.9弹”120余万发，盗用“7.26”国家计划枪弹300余万发，生产手榴弹2000余枚，各种手枪弹1000余发。
长庆厂非法动用援越“12.7”高机49挺、高机子弹23000发，又造红旗牌冲锋枪无数(参与造枪的还有隆昌××厂，造了冲锋枪35支、手枪157支、小口径50支)。当年，宜宾的南溪南山机器厂、南溪长庆机器厂、江安川安化工厂、宜宾七九九厂、宜宾专区农机厂、宜宾纸厂、宜宾铸造厂等兵工厂和民品厂都在加班加点大量生产枪弹，还从成都132兵工厂调来大量专用碳钢用于生产子弹壳。
1968年8月20日，王茂聚亲自到长庆厂，单方面接见了红司2小时之久。在随后的大会上，王茂聚讲，进去听军管会说，两个派都是革命组织，这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一般规律，必定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保守组织。于是，长庆红司成了革命组织，“长庆军工井冈山兵团”就成了保守组织，对军工实行打砸抢抄抓，不准长庆军工写大字报、开批判会。“长庆军工”开了三次批判会都被破坏，并写出“长庆麻军工和麻联站是一丘之貉”、“麻匪勾勾搭搭没有好下场”等标语。
王茂聚几次到长庆厂，召集军管会和红司的勤务员在反帝村等地的一个小屋进行谈话，为红司打气。会后，阮某奕棠就公开讲，“泸州问题是宜宾问题的继续，打麻匪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谁要承认麻联站是革命组织，就等于承认刘XX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武装支泸时，长庆厂在68年9月的7号、9号和16号，分三批次抽出250人赴泸州参加武装支泸的武斗。在“公开”情况下，第一次从国库中取出号码分别是2587、2621、2588、2622，架子号是31376、31266、31294的4挺510机炮。第二次从国库取出3挺厂里的寿命枪（无号码）去武装红旗派，三次共7挺，但支泸回来后只交回4挺。在支泸中，同时取用了子弹10200发、10根枪管、132个零件。
王茂聚在支泸前线指挥就是由长庆红司的一挺510机炮来保护。据后来宜宾军分区警通排提供的资料显示，当年长庆厂有12.5高射机枪数挺、子弹若干供该厂武装支泸人员保护舰艇使用，在长庆厂支泸人员撤离泸县时，王茂聚下令将这些武器弹药留下，不准调回厂。
1968年9月份王茂聚亲自命令长庆红旗造反兵司令私自造55挺7.26式改装冲锋枪，红司接命令后就叫技术科的红旗派人员蔡××、房××对7.26机炮进行改装设计，完成了就以“修机配件”为名，下令用510的材料下了200挺的材料，先制造5挺“打通关”，然后再造50挺直至200挺。
在9月份已经制造出5挺，但不知了去向。当这种私制造的7.26式冲锋枪之事被“暴露”后，遭到“长庆军工井冈山兵团”和“革命职工”的坚决反对，多次把图纸及实物零件“没收”，并三次写出“勒令”质问“当权派”知不知道此事，当权派答复不知道，后又向军管会吕副主任、陆副主任等人询问，他们回答“这个事不用你们管。这是王茂聚首长通知作的，点了头的，你们管不了”。红司负责人杨明全说，“我们造武器是王茂聚定的，县革筹组有电报通知。”
为此，长庆红司特地召开了全体红旗派战士的大会，红司司令朱福明在大会上公开说“制造武器是为了文攻武卫，这是王茂聚首长指示作的，大家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如果谁敢抢图纸，就要和他拚！”在这种情况下，红旗派的战士就拿起了钢钎等武器到长庆军工井冈山的宿舍来“搜查”，打伤了3名军工的人员。
长庆厂提供的这批武器在“武斗战场”上大发神威。王茂聚在战场上公开表扬称为“英雄”的两个战士陈××、杨××，分别就用这批武器打死了红联站（包括支持者）60人和70人之多，陈××被红联站捕获之后被红旗派宣传说已死，王茂聚还命令长庆红司为他大设灵堂，称死难烈士万岁。
在武装支泸的二道溪战场上，王茂聚就用长庆造的高机机炮打烂了二道溪红联站的四个碉堡，打第一号用了四发、第二号用了五发、第三号用了七发子弹，他亲见这种武器的威力，就命令调了6挺机炮去。在第二次武装支泸时，地革委常委、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亲自到“合纳”前线督战，打“红联站”的船就是李良和刘××（四号指挥）亲自下令，指挥“交通部队”用机关炮打的，炮手是三江厂的陈××。当船被打中时，李良高兴得跳了起来，连称“打得好”，“打得安逸”。
中央的“九五”命令下来后，南溪武装部的郭副部长打电话给长庆军管会，叫他把发下的武器收回来。当时军代表杨××接到电话很为难地说，我厂武装民兵92部队不给枪（不缴枪）。找王茂聚，王不在，就找到了王茂聚的老婆和郭大富二人。
这二人说，“南山、长庆不属于收枪单位。如果武装部硬要收，就明收暗不收。要抵制”。当时长庆军管会副主任奕棠还生气地说，“不要听他的，武装部算老几”，“我们听地革筹的，还是听武装部的”，就放下耳机，“不听他的”。
武装支泸，死了不少人。具后来有关调查报告显示，仅第二次武装支泸的半个月的武装剿杀，双方共死亡二千多人，伤万余人。红旗派死的人虽然被列为烈士，但那也是短暂的“光荣”。武装支泸后，宜宾地区各县市大搞“庆功评好”评比“五好战士”，总结成绩，慰问伤员，奖励“有功”人员。
还大规模开追悼会、送葬、控诉“麻匪”的罪行，极力煽动群众对泸州“红联站”的仇恨情绪，成立了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为主任的宜宾地区“红旗革命烈士治丧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善后工作暂行办法”的文件，对那些被打死的红旗派“革命烈士”优抚工作作了明确规定，“烈属是农村人口可以解决户口迁入城和工作安排，烈属可以顶替烈士工作。
烈士生前的工资每月照发等。还宜宾在翠屏山、泸州在忠山选出最好的风水宝地，为这些在武装支泸中被打死的红旗派烈士修建了高标准、高规格的“烈士陵园”，绝大数战死的红旗派武斗人员的尸体都被埋进了新建的“烈士陵园”。文革结束后，两派谁对谁错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了。
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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