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校园——中学篇
文/杨显志
进入重庆一中校园
1965年初秋，我背着被盖草席、手提一个装着脸盆洗漱用具的网兜进入了重庆一中。
我的寝室是一栋大平房。大平房里，中间是过道，两边是寝室。在按班次分的寝室里，我很快找到了我的床位。寝室里全是双层木床，我的床位是靠门的上铺。一间寝室有12个床位就是12名同学。
寝室里充满了浓郁的六六粉气味间，还夹杂着飘来一股新塑料布气味，我朝那个方向望去，那是我的下铺，下铺已整理完毕，一个塑料充气枕头横亘在床头。一个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的同学正咧着嘴朝我笑。我朝旁边紧邻我的上铺看去：“马天。”那木床身贴着白纸黑字俩字，我情不自禁地念出了声。“马夫。”下铺那个咧着嘴朝我笑、名叫钱应勇的同学马上纠正。“喔，那一撇还出了头的嗦！”
1980年代的一中基本保持旧貌：田字形的上操场(有8个篮球场)中间是圆形水池，远处是下操场(有足球场和400米跑道)，右下角是项家院
重庆一中的校园很大。重庆一中校园的排列很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排列整齐，对仗工整。南北相距150米左右的四栋红砖教学楼两两遥相呼应；一条大道贯穿其中，把红砖教学楼左右分开，去南北两边的红砖教学楼都有十几级台阶。大道中间有一个圆形水池，水池里有彩色鱼儿游动。在大道的两边各有四个篮球场，靠前校门方向的篮球场上边是红领巾林。再往上走就是前校门笔直而略有斜坡的校干道了。
校干道长约120米，两旁是大块大块土地，土地边上就是围墙了，一边紧挨供电公司，另一边和沙坪坝饭店接壤。和沙坪坝饭店接壤的围墙根下不知是那届的学生悄悄打了个半人高的洞，方便同学们溜出校园过街去红旗饭店旁边那个烧饼店买螺旋饼子吃。
靠篮球场往下走的一边有一条两边栽种着法国梧桐的林荫小道，再往下就是两排桉树之间炭渣铺就可通汽车的大道。再往下就是大操场了，那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围着一圈400米跑道。足球场一边还有两个篮球场，四周是单双杠、爬杆之类建身器材。
重庆一中还有两个大院子，在上操场上边的是项家院，这是一个上百年的老院子，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上音乐课。后院巴蕉林里树木茂盛，我班有同学还去挖了两天地道，想操演《地道战》。挖了箩筐大一个洞，可能累吧，就不想挖了。在下操场外边的是刘家院，那是装满体育器械的院子。
下操场靠北那一片小坡地紧邻重庆大学，长满了夹竹桃和一些桉树。坡头上不知哪届同学平出了约三十来平方米的坝子，坝子上立了一个篮球架。篮球架旁边与重大相隔的墙也有一个半人高的洞子，可能是篮球有时跳到隔墙的重大去了，同学们为了方便去捡球打的洞吧。文革中这个洞子被稍微扩大了一点，并赋予了革命的色彩，叫“串联门”。
一中还有两个小小的湖，紧靠下操场南头。下边那个叫共青湖，上边那个叫迎霞湖。共青湖和迎霞湖中间那个小坡上，坐落着一中的图书馆。图书馆再上面是校办工厂和后校门，后校门旁边就是一中的大食堂了。
重庆一中是全封闭式教学。从星期日下午返校开始到星期六下午3点半放学，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学校里生活学习。重庆一中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斗大的字挂在高中部两栋大楼墙上，一栋大楼四个字，排列整齐。
请看一中的每天的作息表：
早上6.30分《东方红》歌声准时响起。歌声一响，宿舍里就热闹起来，同学们翻身起床，穿衣洗脸漱口上厕所，动作快的还到下操场去跑两圈，动作慢的就直接进入教室早自习。7点早自习。7.20分全部赶往食堂吃早饭。8点整准时上课。上午四节课。
12点正《大海航行靠舵手》响起，同学们涌出教室，赶往食堂吃中饭。在那物资匮乏吃饭定量的年代，是以班为单位、桌为小组，自己分饭菜。我们初68届学生开始还吃了一段时间的罐罐饭。后来就改成白搪瓷盆蒸饭，八个人一盆饭俩大碗菜由同学们自己去分。每周二、五打牙祭。中餐时分，总有高中男同学敲着碗走到初中部同学桌旁问：“有没有吃不完的饭？”食堂外边那俩黄桶里是漂浮着几片菜叶的合汤，总是高中同学先动手捞完不多的几片菜叶，剩下漂浮着几颗油珠的汤每天都被舀得触底。吃完饭自己洗碗筷，包括那个小小的罐罐。
早餐是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点咸菜，间或有点花生米。馒头一人一个，几个大黄桶装满稀饭立在过道上，同学们井然有序地自己去舀。稀饭说是随便舀，但舀二次的仅仅只有极少数的高中男同学。吃饭前最早进入食堂里的男同学，不管高中初中的都会大喊：“唐掌门开水哟！”那时奉行节约，那一溜十几米长几十个水嘴的水管平时的总阀是关着的，即使开饭时间总阀也是开得很小，同学们洗碗时那水永远都是筷子头粗细般流淌着。
吃完中午饭就回寝室休息一下，下午1.30分上课。下午大多是两节课，有时是三节课。下午的课结束后，校园就沸腾起来了！上操场下操场上基本全是男同学的身影。女同学基本上回寝室去了吧！
上操场八个篮球场，实际上并没有被同学们占满。重庆一中的男女篮球一直雄踞重庆中学篮坛。山羊、麻杆、小胡儿、罗长寿这些学哥名字如雷灌耳，名震校园。值得一提的是高一9班的篮球队！高一9班的篮球队员个子不高，但技术娴熟、速度很快。
我们初一的小子，这两个多小时的活动丰富着呢！项家院、刘家院、下操场以及那片长满了夹竹桃和一些杂树的小坡，迎霞湖、共青湖那里都留下了我们小小的脚印和美好而有趣的回忆。
晚上6点广播声又起，同学们赶往食堂吃晚饭。晚上7.15分上晚自习。8.30分下晚自习。晚自习后，同学们回寝室拿盆打水洗漱，天冷时分有热水供应。9.15分学校准时熄灯睡觉。
晚自习和我班的女同学
不管早自习晚自习，老师从不来教室。我从重纺三小来到这个学校，惊异于课堂秩序的井然与安静。我知道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同学都是来自重庆市各小学的优秀学生，他们中不知有多少少先队的三根杠两根杠。在小学期间，我们重纺三小的口号是：学树人、赶莲光。树人小学、莲光小学在沙坪坝区名震云霄。进入一中后才知道，重庆市还有几所市级重点小学。我班来自巴蜀小学、人民小学、八一小学、嘉陵小学的同学竟有近20位之多，其次就是来自大型军工企业的子弟小学。
初进一中时，我最大的不习惯就是严重的男女界限。其实我在小学期间也不喜欢和女孩子玩，但老师分配在一起做游戏、一起劳动和课外作业的学习生活中，还是会和女孩子有几句话语。但一中没有！我惊异地发现，从1965年秋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直至下乡，我竟然没有和一位女同学说过一句话！乃至于和我同期考入一中的小学女同学刘素英分在5班，我竟然在五十年之后才得知。
上课没几天，我的同桌那个黄毛丫头尹盈盈就给我划了三八线。她用一块小小的云母石在课桌上划了一下，一条浅浅的白色痕迹就清晰地留在课桌的中间。她对我说，你的手不准超越这条线。有次做作业时我的手肘无意识地越过了那条线，立即被她那瘦瘦的小手击打了一下，因为是左手肘，没有影响我右手写字做作业，我就没有理她，连回头望一眼都没有！
我的同桌尹盈盈是个很矫(读二声，方言嘴巴厉害)的黄毛丫头，英语赵teacher(老师)却很喜欢她，我发现赵teacher课间休息望着她眼角眉梢都是笑。三十年后喝茶聊天时，我给朋友描绘我的同桌是一位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的金发少女，就像电影里的俄罗斯姑娘。我的朋友听了张大嘴巴：好美啊！羨慕之情溢于言表。
后排左边尹盈盈、右边艾春波
没有老师的晚自习，教室里也非常安静。晚自习时主要是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作业做完了就自己看书复习。好多个晚自习当作业做完后，我的同桌尹盈盈隔着我，和右边的邻桌艾春波悄悄地讲故事。我惊异于我的邻座艾春波故事真多。我小学时读的书不少，但都是些战斗故事。女孩子不同，那是另一个世界。艾同学讲的多是恐怖故事：《一双绣花鞋》《最后一班公交车》《披黑媚纱的女人》……我坐在她俩的中间，不动声色地的听莫合(方言白听占便宜)。
艾同学用极低的声音讲极恐怖的故事，有时也让我心升恐怖倍感紧张，可见她的故事宣染力是很强的！五十年后，在同校同年级4班吴融笔下《巫山云巢》中那个恐怖的夜里，艾春波的一仰一俯使我想起了她当年在晚自习里的绘声绘色，不觉暗自好笑。艾同学还喜欢给尹盈盈讲谁谁谁的父亲是几级几级。我不知道艾同学的父亲官阶几品、位居几级，但知道她是巴蜀小学来的。
有一天晚自习，艾同学后面的座位传来了轻柔的歌声：“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我转过头去，看见一个长辫子女孩端坐着，面无表情，眼睛看着书本，嘴紧闭着。那细细幽幽的歌声分明就是从她鼻孔里飘来的：“那一年，枪声响，同志们进了村……”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校期间听到的熊国秀同学的歌声！
熊同学的歌声哼得很好听。她直接感染我星期六放学回家在沙坪坝的地摊上买了这首歌的歌片——《看见你们格外亲》。五十年后，没想到熊同学一亮歌声就惊得我感慨不已：重庆市老三届业余歌手的顶尖水平！这是我马上在心里下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因为我在重庆市知青公会秘书处混过四年，亲自参与和观看过无数台大型文艺汇演而得出的结论。
熊国秀摄于1969年1月
在我的印象中，我班的女生有几个是很矫的。一个当然是我的同桌，还有那个烈士子女姜晓荆，我看见过她操着普通话吵架。那个父亲是副市长的马千红同学我也感觉很厉害，感觉很厉害的印象是一次在上课进教室的时候，她对着男同学朱穆生骂了一句“pig”，这个全班男生中年龄最大的朱同学不知怎么惹着了马同学。五十年后回一中参加校庆时，我对马千红说：你那时有点矫哟！马同学回答：我还矫侥哇？我根本不矫哈！
我班的男同学
我班的男同学是非常活跃的。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活跃的有余嘉、赵西平、李嘉平。余嘉1954年生，人小鬼大。在我的记忆里，班上许多男同学的外号就出自他的嘴。赵西平叫赵大大，李嘉平叫五加皮，祁建云叫七奶奶，姜先贵叫姜巴山，朱穆生叫猪头，钱应勇叫钱老板，许钢叫许瘪嘴。李庆濡“肉头”这个外号我认为是陈明星喊出来的。至于王建平的外号“大耳朵”可能是特钢的同学喊出来的吧。至于班长陈渝同学，我是开玩笑地叫他fish陈。余嘉曾经叫我杨把头。有一天，他下课休息时望了我一眼，跑到黑板上写了痒癣痣三个字。
余嘉生性活泼，但有点惹事生非。有次课间休息时，他跑到朱穆生同学的座位上，掀起了朱同学的衣袖，朱同学手腕上四个黑褐色豌豆大小的圆点立即现了出来。“三K党。”余嘉非常迅速地吐出三个字。之后不久，余嘉和朱同学打了架。
余嘉和朱同学打架是课间休息时，在教室外通往宿舍的小路上发生的。他们间距十米相互扔着小石头。朱同学非常准确地扔出一块核桃般大小的石头重重地砸在余嘉头上，余同学头上顿时鲜血流淌。余嘉大哭，俯身捡起地上的石子还击。朱同学看见余嘉头上流血顿时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余同学扔石头。一颗半个核桃大小的石子终于砸在了朱同学的头上，朱同学也哭起来了。于是，余嘉缠了满头纱布，朱同学只贴了一块纱布。听说余同学的父亲副市长余跃泽来过学校，但没听说朱同学的父亲来过学校。冯老师在班上既没有提起此事，也没有批评任何人。
开学不久，李嘉平从家里带来一个小足球。下午下课后，李嘉平大叫一声：“要踢球的跟我来！”我班许多男同学就跟在他后面去下操场踢足球了。下操场经常被一分为二，我班占了一半，初中高年级的占了一半。我班经常在下操场踢足球的有：李嘉平、杨大江、刘志伟、袁立成、张明泉、谭新民、戴德伟、陈国庆等。后来有几个初一4班的同学参加。初一4班那个姓孙的同学踢得很好。足球场上，同学们跑着跳着叫着，没有裁判，人人都是裁判。在同学们大喊大叫的争论中，我学完了所有的足球知识：什么边线球、角球、任意球、球门球、点球、犯规，等等等等。
一中的大操场是泥沙地，基本上没有草。操场四周的400米跑道是炭渣铺就的，一摔下去膝盖就会受伤。我的两腿膝盖都摔伤过，旧伤未好新伤又起。膝盖从此留下了浅浅的疤痕。记得有一次，我在铺着炭渣的跑道上踢球，向前扑着摔下去滑行了一米，两只手肘顿时布满了血丝。
在下操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中同学有：高中的李小江、弹子，初中的王康、小伙。弹子的速度，李小江的玩命，王康的勇猛，小伙的活跃。小伙比我高一年级，那时他的100米跑已达标少年级12秒6。我的100米跑是13秒6。我班男同学100米跑进13秒内的估计没有。
印象深刻的一些事
我们初一的小子玩事很多。弹弓战就是一种玩法。我们的弹弓都是用筷子粗细的胶管做成的，可以打鸟。有时同学间也用弹弓开战。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弹弓战有两次。
一次是在教室里，我和杨大江一头站在教室后面，袁立成和张明泉一头站在讲台前面。我们用废纸叠几层折成子弹，然后开战。袁张同学身体灵活，躲闪着朝我和大江射击。我和大江都是近视眼，射术不如他俩，我又不知躲避，脸上早挨了两粒子弹。纸折叠的子弹很结实，射在脸上还有点疼。关键是袁张同学看见击中了我的头部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又急又恼，提起一根凳子就朝他们扔去。袁同学双脚顿时跳将起来，大惊失色。
我们班就在这一教学楼的底层
还有一次是在食堂旁那条铺满炭渣的可通汽车的大道上。还是袁同学和张同学一头，我独自一人和他俩作战。这次是用小树枝桠做的子弹。我们在大道上跑着相互射击，张同学射术很好，两颗子弹射中我的双眼，眼皮感觉有些疼痛。我大怒，张开弹弓不顾一切地朝他追去。张同学往食堂里面跑，在食堂里我终于追上了他，我把拉到极限的弹弓对准了他的眼睛，张同学大叫一声一把抓住了我的弹弓。成年后想起这件事，如果张同学不抓住我的弹弓，我可能会闯下大祸。因为我用的是小指拇粗细的树枝桠，距离又那样近。在那条炭渣路上，隔十来米的距离，张同学射在我眼睛上的子弹实际上已刺破了我的眼皮。
在食堂吆(方言赶)麻雀，也是我们初一小子的一大乐趣！食堂是麻雀最多的一个地方。我班的男同学有时下午放学后，悄悄地来到食堂大门前，只见一簇一群的麻雀在地上觅食。我们用手中的弹弓朝麻雀射去，麻雀张惶逃走。
我们的兴趣其实在食堂里面，食堂里面的麻雀更多。我们进入食堂就赶快去关食堂的几扇大门。大门关上后，没有逃走的一群群麻雀在食堂里的空中慌乱飞窜，这时我们又是拍手又是大吼，麻雀惊恐地朝明亮的玻璃窗撞去，许多麻雀撞到玻璃翻滚落地，我们哈哈大笑地跑去活捉麻雀。麻雀非常聪明地朝桌底下躲避，更多的又朝着明亮的窗户飞去，最终从没有玻璃的窗口逃走。
共青湖和迎霞湖曾留下了我垂钓的身影。共青湖里长满了水葫芦，不好垂钓。我在家里拿了几根缝衣的细线。用两分钱在地摊上买了一个鱼钩。我把几根细线合成一股，然后套上鱼钩，在鱼钩上挂着一点点蚯蚓类的鱼饵。下午下课不踢球的时候，就来到迎霞湖边，找块地方，把套着鱼钩浮标的线抛到水里。鱼线不长，其实就在水边。一会儿就有小鱼儿过来咬钩。轻轻一扯，比小指头还小的鯵子就被钓了上来。小小的鯵子在鱼钩上活蹦乱跳，细细的银鳞在夕阳下烨烨闪光。从鱼钩上摘下鱼儿放在手中，看着它在手心不停地蹦跶，心里升起一阵阵快乐。最后又把鱼儿放回水中，鱼儿潜入水中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红领巾林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操演躲敌机轰炸。冯老师把全班同学带到红领巾林，给我们每个同学分配了一棵树，说敌机来轰炸时，警报一响就躲在自己的那棵树下。我好像是分配在一颗桉树下，我望了望桉树不多的树叶，感觉树叶稀疏不能完全把我掩蔽起来。我又望了望同学们都蹲在各自分配的树下，从平地看过去，每个同学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个能躲避敌机的轰炸吗？不知其他班分配到哪儿去了？红领巾林是装不下我们初一年级两百五六十个学生的。
还有一件事是有一次，我班七八个男同学在红领巾林玩耍时发现了一个校外的少年。不知谁大叫了一声：“小偷。打！”同学们全冲上去围欧那个少年，我也冲上去想表现自己的勇敢。走拢一看，那少年低我们一级，就在我家村边的农民坡上住，此时蜷成一团躺在地上大哭。偷什么东西？在一中校园里来偷东西，不死都要脱层皮。我心里这样想着的时候，只听李嘉平同学大喊：“闪开！看我的！”他像在下操场踢足球主罚点球一样，后退几步再冲上去，飞起一脚踢向那少年。那少年惨叫着。余嘉也大叫一声：“看我的！”也后退几步冲上去，飞起一脚踢向那少年！
上操场留给我的较深印象，是操演防空救火，好像是全校师生的一次演习。甘道铭校长和好几个校领导摆了几张课桌在高中部两栋大楼之间的大道中间，甘道铭校长拿着话筒亲自主导。消防队由高中部的十几位男女同学组成。我们初中部的同学就在教室外面坐着观望。校园里静静的连鸟叫声都没有。十几位高中同学都端着脸盆站在篮球场上。甘校长拿着话筒大喊：“女生宿舍着火，赶快救火！”球场上男女同学稍一迟疑，就端着脸盆跑向那个圆圆的水池！当同学们快接近水池时，甘校长又大喊：“那是一池油！”消防队员站在原地迟疑了一会儿，有老师挥舞着手大喊：“沙坑！沙坑！”消防队员又急速地向下操场跑去。
1966年元旦之夜
重庆一中最美好的记忆是1966年元旦篝火晚会。
那天，学校杀猪捕鱼打大牙祭。杀猪我没有看见，捕鱼的场景我是不经意间撞见的。那天我在下操场练习爬杆，突然听到迎霞湖畔人声嘈杂，有人在大声吆喝。我走上去一看，迎霞湖四周的坡上站满了学生，湖的两边早已张下了拦湖鱼网。两位食堂职工在水边，一南一北牵着网艰难地行走。一尺来长的鱼儿在水中腾跃，银光闪烁，此起彼伏，仿佛在比谁跃得更高！我惊异于迎霞湖里竟有这么多的鱼儿，以前怎么没有看见过呢！
迎霞湖不大，南北二三十米，东西三四十米左右。鱼网里的鱼儿越来越多，鱼网越来越沉，两位拉网的职工已丝毫拉不动网了。这时唐掌门下水了。唐掌门把岸边的两只黄桶先推入水中，他穿着统靴蹲进了一个黄桶，然后一只手划水，一只手推着那只空桶去抓鱼。唐掌门蹲着的那只黄桶在水中颠来簸去，几次差点颠翻，岸边围观的同学们哈哈大笑。当唐掌门把黄桶划进湖中央时，鱼儿蹦跶得更欢了，从空中落下的鱼儿砸进黄桶里，砸在唐掌门身上，砸在唐掌门脸上，唐掌门手忙脚乱地遮挡着。嗬、嗬……岸边的学生欣奋得吆喝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那天吃罢晚餐，学校就开始文艺汇演。我班的节目《我是一个小民兵》是否参演已记不清楚了。舞蹈《我是一个小民兵》其实是我们重纺三小演过的节目。进一中后，不知冯老师怎么知道了我们小学排演过此节目。在准备节目时他找到我说：“杨选志，你们小学排演过这个节目的哟，男同学四人，你也来参加。”是的，我在小学是小民兵，做了杆红樱枪，经常练突刺——刺！但我不会跳舞，而且非常讨厌跳舞，心里本能地认为那是女孩子的事情。况且我班男女界限非常严重，我去跳舞恐怕许多男同学会嘲笑我吧！
“冯老师，我不会跳舞，真的跳不来。你去找别的同学吧！”我在冯老师面前表现出非常畏难和不愿意。
节目演完之后，同学们开始加夜餐：每人一碗八宝稀饭和一个大肉包子。那是我毕生第一次吃八宝粥，也是进入一中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加餐！
吃完夜餐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走出食堂，夜幕笼照着校园，上操场的篮球场上已经点起了三堆篝火。篝火熊熊地燃烧着，火舌欢快地跳跃，照亮了篮球场的一隅。我看见有很少的同学围着篝火唱歌！
一九六七十年代重庆一中的大礼堂兼大饭堂
男生寝室里的故事
在寝室里除了睡觉，其实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寝室里也充满了欢乐与活泼。那时流行安装矿石耳机。有初一的小子很快就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学会了安装矿石耳机，我们寝室余嘉同学就是一个。我的铺位在门边的上铺，安矿石耳机要接到门外的什么线上得天独厚。余嘉就在我这床位上，把安好的耳机接到门外的天线上，然后我和他一人拿一只听筒贴近耳朵。余嘉安那个耳机质量很好，没有一丝噪音。当耳机里清晰地传来音乐声：“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俩都咧着嘴高兴地笑了。
晚上9点15分熄灯睡觉，很多个夜晚我们班主任冯老师会来查铺。有一次，李庆濡同学被查到不在铺上。李同学在我们对面寝室，那间寝室里有大鼻子、大耳朵、五加皮、祁奶们，不知谁发歪脉说，肚子饿了去校园外买螺旋饼子吃。我躺在床上清晰地听到他们在逗(凑)粮票逗(凑)钱。李同学胆大，愿意出去跑一趟。其实，从寝室跑出去买螺旋饼来回最多十分钟左右。不知李同学出去打逛没有，反正冯老师来查铺时他不在铺上。
李同学回来时冯老师并没有在寝室，李同学迅速地梭进了被窝。一会儿，冯老师来到寝室，把李同学提溜出去，在寝室过道上批评。我装着去厕所，在过道上看见李同学身穿背心短裤，双手并拢低垂着头，认错的姿态轻车熟路，只是他的身体在11月的寒风里有些发抖。
寝室里睡觉前，有时同学们还是要讲一会儿话的。有一次却讲到了本班的女同学。十三四岁的少年，可能开始有点朦胧的性意识了。讲女同学的时候就是开玩笑似地说谁谁谁和谁谁谁配对。当刘志伟说到把林红配对给杨显志时，我的大脑马上去搜索林红的模样。以后的日子由于学习紧张，林红同学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有两次放学和返校的路上，我在沙坪坝电影院那个区域看见过林红。我特意地望着林红看了一会儿。林红一头短发，身背书包，阳光活泼，浑身上下溢满青春的气息。
林红摄于1969年1月
1980年代中国电视放映日本《排球女将》连续剧时，里面的主演小鹿纯子青春活泼的身影就使我想起了林红。以至于1989年我班同学二十年后再聚一中，在前校门聚齐时，我看到几位女同学就大声问道：“谁是林红？”一位短发成熟稳重的妇女朝我望了一眼。我却无言。此时的林红已是一位律师。
三位老师和六位新同学
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我只记得三位老师的姓名。
我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课的冯仲庸老师，对每个同学都非常亲切。我喜欢数学，感觉数学趣味无穷，是自己的天然爱好。所以数学成绩在小学是非常拔尖的。进入一中听冯老师的课，我集中精力，丝毫不敢松懈，但还是感觉有些吃力。初一的课程其实并不是很难，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不等式、合并同类项，这些课后复习一下都能懂，但上课听他讲课总感觉理解费力。我在心里有些埋怨冯老师的授课水平。
英语老师赵teacher讲课我心里充满了欢悦。尽管发音有些不准，但外国语言在我心里充满了好奇与兴趣。我非常庆幸我班学的是英语。三班四班五班他们学的是俄语。那几个班的同学一下课就“得儿得儿得”地练发音，在寝室在路上都听到他们在练那个弹音。俄语的弹音非常好听，我试着练习却一个弹音也发不出来。我在心里对俄语充满了恐惧。假设我也是学俄语，那么第一道门槛我就过不去。
语文老师周先乾，每次上课都是用普通话。他讲的课文如今只记得：“荔枝生巴峽间，树形团团如帷盖。一日而色变，二日而味变，三四日则色香味尽去矣！”
此外，音乐老师、政治老师还有一位美术老师都不记得姓名了。音乐老师和政治老师是女老师。音乐老师教的什么歌我是全部还给她了，一点也没有印象。政治老师还记得她讲课要求我们作记录：云南邢台发生5点4级地震，目前国际形势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
1966年“5.16通知”前，我班来了三男三女共6位新同学。冯老师站在讲台上说，我班来了几个上海同学。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认为这几个同学都是上海来的。没上几天课，冯老师在课堂上专门就数学课问题提问了一个上海男同学。那位上海男同学站起来，用普通话很正确地回答了冯老师的提问。当时在我心里留下了“上海的同学学习还真不错”的印象。新来的同学一样听得懂冯老师的讲课。课间休息，三个上海男同学叽里咕噜用上海话交谈着。余嘉走拢去，站在旁边仔细听了一会儿，感觉一句也没有听懂。余嘉生气地转身走向讲台，高声地向全班同学宣布：孤立上超(上海操哥)！
没隔多久，一次午餐打牙祭。那位才来的穿着旧军装微胖的女同学走到我身边，对我说：“吃不吃回锅肉？”我把装满饭的搪瓷碗伸了过去，她把自己碗里的回锅肉拈了两块在我碗里。我怕男同学看见转身就走了，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这两块回锅肉让我记忆终身。
五十年后我才知道，那三个女同学都是54军首长的女儿，一个叫韩竹，一个叫董晶，那个微胖的女同学叫赵卡宾。最奇怪的是，李赤民同学和那三位女同学同住军区大院，他竟然不知那三位女同学曾和他同班学习过！
我们初68届在重庆一中正规学习了不到一年，仅考试了一次。那次考试我记得是下期的中旬，大约在4月份。当数学成绩发下来时，我目瞪口呆：卷子上只有88分！要知道，从读书以来，我的数学每次考试成绩都没有下过95分。余嘉满教室查看男同学的成绩时，我把考卷盖住没有给他看。当余嘉站在讲台大声宣布：许瘪嘴男生数学成绩第一85分。我心里暗自庆幸：我比许瘪嘴还多3分。其实我的标杆是班长fish陈。我不知道flsh陈那次考试得了多少分。
五十年后，我们初68届在一中老三届群里晒那次数学考试，才知道许多同学都不及格！5班那个女同学给我说，她当时就哭了！
那次考试，我语文75分，政治61分，英语47分。英语考试是笔试和口试。口试时，赵teacher让同学们在他的办公室外排队等候，他点名一个，进去一个和他对话测试。我很紧张，发音很小声，可能还有些含混。那次考试，重庆一中给了这些来自重庆市各小学的尖子生一个很厉害的当头棒喝，击得同学们各自神色黯然，泪流满面！
那次考试不久，我父亲来到了学校，不知是冯仲庸老师通知的还是他自己来的。他在教室窗外那一堆连二石上坐着，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我泪流满面，心里暗暗发誓：从初二开始，我一定要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但不幸的是，不久，文革开始了。我失去了履行誓言的机会！
2022年4月21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杨显志，生于1952年。重庆一中初68届学子，1969年3月到万县插队落户。1971年5月进重庆锅炉厂工作。1984-1988年参加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获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1990年在锅炉总厂党委办公室工作。1998年离厂受聘《重庆与世界》《华西都市报》《重庆商报》文字记者。现为中华知青作家学会会员、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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