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拾零
儿时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的。早已翻过一个甲子，我不晓得哪里是起点，何处是第一笔，但有一条线索却在一片浑沌的沼泽中清晰凸显，那就是饥饿。说是一条线索，也许说是一种感觉更恰当。那样的感觉因太过强烈而刻骨铭心，至今难忘。为什么说“迁回”，因为我家祖籍本是重庆，上世纪50年代初，父母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应东北招聘团之邀，到了吉林。东北奇寒的天气，没有暖气，土炕上的老鼠咬伤了姐姐的脚趾头，还有难以下咽的高粱米饭，父亲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一切都让全家人度日如年。三年后喜从天降，父亲因英语能力和经济工程师的头衔，调至设置在上海的国家外事部门，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理前朝旧部及与各国政府、使馆的经济往来。用父亲的话说，那是保密性质极强的工作，不得对外言说的，哪怕是至爱亲朋。父亲偶尔也会提及他的工作环境，进办公楼是要换鞋的，能照得下人影的红漆木地板，每天都有工人擦洗、涂抹地板蜡。办公桌上总有调制好的牛奶咖啡和精致的点心在等待主人的光临。难怪，我家最宝贵的一口樟木大箱底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存着一罐进口咖啡和一块地板蜡，像是陈列品，从来没人敢去动它。直至WG风潮来袭，那两样东西连同母亲的几块玉佩，不知被席卷到何处，从此不见踪影。父亲很骄傲，“我曾经辉煌”。美好的感觉逐渐演化成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伴随着他走到人生暮年。其实有一本旧账那是翻不过去的，那才是父亲心中最沉重的一页。一个国民党“伪军官”、一个“残渣余孽”，怎么可能被红色政权委以重任？上世纪40年代初，父亲进入旧政府的兵工厂工作，那时按工资套军衔，尽管没穿过一天戎装，更没带过一兵一卒，但并不耽误后来成了伪军官。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父亲胸前的大木牌上就是这样写的，还用红墨水打了一把很大的叉。父亲心知肚明，在此期间，父亲曾努力想改变旧时代涂抹在自己身上的暗色。当一切都陷入徒劳，父亲好自为之，主动作别高处不胜寒的红漆木地板办公室。上世纪50年代末，我家从上海南京西路静安别墅贬谪至重庆沙坪坝某处的筒子楼。每日到托儿所给两个小弟弟送午饭，就成了我这个学龄前幼童的首要任务。说是托儿所，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托管站，不管伙食的。全国的物资已陷入极度匮乏，给两三岁孩儿弄伙食那叫巧妇难为无米炊，总不至于弄一钵粗糠杂粮让那些乳牙尚未长全的娃仔啃食。所以理所当然不管伙食。记忆中那个五月，太阳与苋菜汤饭一样腥红。因为总是送苋菜汤饭，我把那米饭看作是天上的太阳，或者是把天上的太阳看成了碗里的汤饭。米饭里并不见肉星油水，从盖碗缝隙冒出来的热气，也足以薰痒我的鼻孔，这样的小灶伙食，我是无缘享受的，因为弟弟们孱弱幼小的身体比我更需要。我很惊叹，我的意志力会有如此坚强，诱人的苋菜红，扑鼻的汤饭香，我忍着咕咕作响的胃肠，一日复一日，硬是没有偷吃过一口。上小学了，最初就读的是母亲所在工厂的子弟校。我每月有18斤的定量口粮，粗细配搭。那个时代我家与全国所有的城市家庭一样，人人都吃食堂，家里的炉灶早已不见烟火，形同虚设。我每天的饭票是，早上一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这样的分配也是有组织有步骤地完成，个人不得随便改动，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待哺的幼儿，都是公家的人嘛。母亲的定量是每月21斤，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早上食堂里有耙胡豆，那是要用饭票换取的。我执意要放弃一两稀粥，去选择数得清颗粒的胡豆。母亲很着急，苦苦劝说我，胡豆不经饿，稀粥才是饭。可我固执己见，不被母亲的劝说打动。最后母亲叹一口气说：以后早上，你用我的二两饭票，我吃你的一两。我真混蛋哪，母亲在工厂卫生所做医务工作，每天要与很多病患打交道，饿着肚子怎么能行！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到食堂吃晚饭，刚进大门就听见人声鼎沸，有人还在相互拉扯，像是要打起来。我挤到人群中间，发现被拉扯的对象竟是教数学的雷老师。雷老师是一位中年男子，时年40出头，人很清瘦机敏。听了一阵，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子丑寅卯。那天晚餐，食堂卖的是玉米粥和蒸红薯两种主食。玉米粥受欢迎，很快告罄。雷老师去得早，买到了玉米粥，可他却愿意用他的玉米粥与别人换红薯。有这样的好事，果然应者如云。交易正在顺利进行，半道突然杀出个程咬金，说雷老师的玉米粥已被雷老师吃掉好几勺，然后他用勺子把玉米粥抹平，再来转让。这亏可吃大了，接受玉米粥的人当然不服，于是对骂打架不可避免。雷老师极力声辩，说那个程咬金多事，诬陷他。程咬金也不是省油的灯：你敢做就敢当呀，好歹还是个老师嘛。吃亏的是个壮汉，更是怒火中烧，非要给雷老师一个耳刮方才解恨。尽管双方的争斗已经白热化，壮汉腾出一只手抓住了雷老师的领口，雷老师满面通红，用劲挣脱。但他们似乎又都很冷静，绝不把碗中的食物当武器。最后，物归原主，雷老师勉强道歉，事态才算平息。一天下午学校放假，我坐在窗前看风景，没听见屋子里的任何声响。大姐突然出现在我旁边，一把抓起我的一只脚，捞起裤腿，就在我的小腿上一阵摁压。有浮肿，有坑坑。说完，她拉住我的手就往门外跑。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厂门口临时设置的一个检查站，那儿已经排起了长队。我看见队伍中有很多人都像大姐一样，在自己的腿上做摁压测试。队伍前行很慢，每一个到医生跟前的人似乎都要与医生发生激烈的争执。有一个人蓬头盖面的，看样子快50岁了，脸色蜡黄。他姓晏，大家都叫他燕子。他的手像燕子的尾羽，恰似剪刀一样快捷，很善于扒包。但那年头人们的口袋都是瘪的，所以他也没怎么搞到着。据母亲说，他已是糖尿病晚期。他缠着医生，要求领第二份糠粉。医生坚持原则，当然不会让他吃双份。我知道你是病人，但这糠粉又不治糖尿病，吃多了对你反而不好。你领一份已经够了，后面排队的很多人都有病哪。医生耐心劝导，燕子最后还是离开了。稀里糊涂的我这才明白，街道得到一批米糠粉救济物资，可以免费分配给患了浮肿病的居民。终于轮到我们了，大姐又把我的裤腿捞起：看嘛，医生，我妹妹她脚肿得厉害，严重营养不良，可以申请糠粑粑了吧？医生听完大姐的陈述笑了：你知道什么是严重营养不良？又转脸问我：你时常头昏吗？我一脸无辜，使劲点头。我和大姐终于领到了三斤糠粉，非常高兴，凯旋回家。一个星期天，同班同学明凤，也是我的邻居，邀我一起去第二工人医院，就是现在的重庆市肿瘤医院看她妈妈。她说：我妈在坐小月子。啥子叫小月子？哎呀，就是只是坐月子，不生娃儿。我还是不懂，明凤也懒得再跟我解释。我想，她可能也是说不清楚。走进病房大楼，一男一女在走廊的座椅上激烈争吵，女的头上裹着一条花毛巾。未必也是坐小月子的人？只见那女的从布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扔在地上。哎呀，是一个酥饼，那可是高级饼饼哟，我见过。姑姑来渝时，爸爸曾买过两个款待姑姑。我们几个小孩看着姑姑将松软白净的酥皮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我们只是远远地站着，帮着姑姑咽下口水。地上的酥皮呈放射状撒开，一些酥皮上缀有红色的小圆点，像一朵绽放的花一样很是好看，酥饼中心的馅肉还紧紧地团在一起，安安静静躺在地上。明凤弯下腰，准备去捡拾地上的酥饼，我在后边悄悄拽住了她的衣角。椅子上的两个大人背对背的坐着，谁也不理睬谁，也没注意到我们，或许是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明凤说，他们又没看见我们。我没回答明凤，只是抓住她衣角的手没有松开。明凤拗不过我，悻悻然地跟我作别了躺在地上的花朵。我家姊妹在食物面前能做到非常克制，偶尔有一两只香蕉或几个苹果出现在家里，即使水果已经开始腐烂，只要没得到父母的许可，谁也不会去擅自偷吃。尤其是姑姑托人带来的梁平柚，那更是谁也不能动，它像贡品一样，远居庙堂——父亲的枕头边。家父的鼻梁挺拔，嗅觉灵敏，是否是不愿辜负了那高贵的鼻子，他特别喜欢清香淡雅的味道。即使在家徒四壁的年代，每逢栀兰行市，哪怕少吃一餐饭，他老人家也要慷慨解囊，买回一束花摆放家中。柚子于他而言，不是品尝，而是嗅香。有柚子伴随枕边的日子，父亲脸上的笑容是平时的几倍。直到金黄饱满香气四溢的柚子，变得皱皱巴巴，年老色衰，才轮到我们几个孩儿抢着嚼蜡。一次，母亲买回几只香蕉，黄灿灿的很肥大，像是排成队的弯月亮。那是母亲为某位贵宾光临准备的。客人久等不来，香蕉外皮开始长斑了，母亲才允许我们放肆饕餮。哥哥是个例外，他当然也不会偷吃水果，但他实在饿得发慌时，就会与我们发生战争，主要是与充当管家婆的大姐发生冲突。在“放卫星”的时代，父母双双夜间加班是常事。他们的晚饭就留在饭盒里。有一次，哥哥对大姐说，我想吃盒子里的饭。大姐一听蹦得老高，你吃了爸爸妈妈吃啥子吔？哥哥带哭腔继续央求大姐。不行。绝对不行！大姐边说边拿起了饭盒。哥哥尾随其后，大姐干脆抱起饭盒，一路小跑，至筒子楼端头的公共厕所内，哥哥在隔壁男厕所又蹦又叫，我没吃饱，我肚子饿嘛。母亲回家了，我们争着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今晨碰巧读到一片文章，讲述了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杜高老先生，曾因两个稍稍交迟了的两个窝窝头，而倍受凌辱折磨斯文扫地的故事。李辉整理的《杜高档案》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案例：1960年，杜高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农场接受改造。某日，轮到杜高去伙房打饭，同组有一个姓沈的劳教人员，不知什么原因，到饭点了，竟没有来领他的两个窝窝头。那样极度饥馑之年，两个没有人吃的窝窝头对杜高来说是极大的诱惑。杜高将这两个窝窝头留着，没有及时送回食堂。没想到第二天管教干部开始查这两个窝窝头，吓得杜高赶紧把这两个还没来得及吃的窝窝头送回了食堂。但这件事情还是酿成了大祸，在劫难逃。劳改队里文人作家云集，为了自保，人们无一例外地对杜高群起而攻之（参见《极端的疯狂没有止境》原创 梦里绍兴 夏家少爷 2021-05-25）。这是炎黄子民共同经历的岁月，忍饥挨饿的历史也许还会再现。如今我尚能平静地记录下曾经的苦难，灾年的生存经验让我意识到，如今肚子吃饱了，时常还有挑挑拣拣的资格和任性。一位年轻的同事在朋友圈晒出两张照片：儿子的早餐，有牛奶、鸡蛋和精致的点心等。10岁的熊宝对母亲说：妈妈，是不是今天开始不用每天都吃煮鸡蛋了？吃鸡蛋成了熊宝的负担，多幸福啊。我回复他，莫爷爷5岁时，他妈妈出差偷偷买回5枚鸡蛋，那时是不准私人交易的，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莫爷爷不认识，竟然说那是乒乓球！骨子里的恐慌让我透视到隐藏在暗处的诸多饥饿，正一步步逼近，威胁着大块吃肉朵颐的人们。我不能呼吁，更不能呐喊，唯一能做的就是贡献出自己的记忆。于是我记录，星星点点，零零散散。但愿有一天在给千疮百孔的大历史打补丁时，能派上用场。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诗蒂，本名张诗蒂，1970年代曾在云南当知青，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多部专著，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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