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智者不争
—记重庆名中医师陈世虞先生
文/敖 广
重庆著名中医师陈世虞先生，是我的姑父，祖籍巴县冷水场(今重庆九龙坡华岩镇)，生于1899年，卒于1972年。姑父世虞先生幼年丧父，读私塾八年，拜叔父学中医，从中医的基本理论学起，《黄帝内经》《伤寒论》《频湖脉学》，饱读百家之学说，加之天资聪慧，二十出头其医术已远近闻名，接诊不暇。
后移居重庆主城石灰市和平路，自建一楼一底寓所，楼上居室，楼下诊室兼药房。药房名为“重庆大地春国药房”，上书“注册中医师陈世虞诊所”，匾额招牌为世虞先生自书楷体，黑底白字，很是醒目。
在民国时期，民间中医大部分都没有经过考试院备考。若要获得注册医师资格，须经当地卫生部门推荐、社会名流作保、严格笔考合格，才发给资格证书。陈世虞先生是民国以来笫一批经民国政府考试院考试合格的注册中医师。其间整座重庆城里，获得此资格的不足五人，也就是学术必须达到专家级才行。多数中医师、西医师深知考题深奥，比考秀才举人还难，大都望而却步，不敢应试。陈世虞先生因理论与实践功夫扎实，一考过关，可谓实至名归。
1952年，新中国的中央卫生部承认民国时期对注册中医的资格认证，要求执有旧证书的医师，将民国时期的注册证书上交，以旧证换新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新证如下图：
陈世虞的中医师证书
这帧证书含金量高。授证人、姓名、籍贯、出生年月等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端庄隽秀。于一九五二年八月签发，盖有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傅连璋的签名印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大红方印鉴。证书距今七十年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
红木方凳
1930年代中期，陈世虞先生将家搬到和平路，自建寓所，由于其医术精湛、厚慈广济，深受社会各界好评。特别是中上层军政人物、绅良商贾多上门求医，门前经常停满车马。药房请了三位先生打理日常，若要请世虞先生出诊，须备车轿接送，且诊费不菲。
这是世虞先生人生收获最丰厚、最辉煌的时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家中的一整套红木家具是在上海订制的，几千册医书图书堆满了二楼。他特别喜爱收集古董字画，从明至清许多名家字画皆有收藏，尤喜乾隆年间巴人龚晴皋的书画。
世虞先生是我姑父，他后来常对侄儿我讲，民间有一种说法：“家无晴皋字，不算读书人。”又说：“宋瓷带了一点红，穷人见了都不穷。”可见其对晴皋人品书品的崇拜，对宋瓷明清古玩的研究有独到见解。
但好景不长，抗战一爆发，这安闲富有的日子就被打破了。1938年2月18日，日倭对重庆主城进行大轰炸。姑父曾对我讲过，日本人初次轰炸重庆是中午时分，重庆市民不以为意，看见天上飞来的日本飞机感到好奇，多数人没见过飞机，纷纷从家里出来，端着碗，用筷子指点着数天上的飞机，一架、两架、三架……直到炸弹在地面炸开，大家才如梦方醒，各自逃命。
1939年的一天，日本飞机又窜临重庆市区，进行无差别轰炸。防空警报响起，陈世虞先生领着员工和家人往近处的防空洞跑。他顺手提走了一个方凳(下图)，以便在防空洞里坐，不至于久站腿软。
陈家的红木方凳实物照
警报解除后，一家老小和药房先生鱼贯出了防空洞，陈世虞先生提着方凳往家里走，一抬头却傻眼了，大家全都目瞪口呆：哪里有什么家？整栋楼全部炸塌，熊熊烈火还在燃烧，家什全部化成灰烬，什么都没有了。顿时，哭声喊声骂声响成一片。世虞先生紧紧抓住手里的红木方凳——这是唯一的家当了，久久说不出话来。陈家是重庆大轰炸千家万户受害者之一，红木方凳成为日寇大轰炸的最直接见证。
不久，大轰炸遗物红木凳，随着逃难人群来到了离市区较远的南岸罗家坝，不料罗家坝又遭到轰炸。在友人郭俊声先生的诚邀下，先生带着方凳来到了四公里广黔路72号，从此方凳在这里安下了家。
1982年，我将方凳带到了重庆110中学教师宿舍；1995年带到了南坪嬴丹花园；2000年带到了南坪万寿华园；2003年带到南坪万寿华庭寓所。我对方凳呵护有加，不能让它再受伤，那怕是一点磕碰都不行。因为它是历史见证物。
我如今年事已高，决定将方凳交给姑父世虞先生的孙辈，也是现在陈家的唯一男丁——陈铁桥(铁桥二字是世虞先生为孙辈取的唯一名字)永久收藏。它的最后去处，也许是抗日民间纪念馆。
四公里广黔路倒座厅
受友人之邀，陈世虞全家从罗家坝挪窝到四公里广黔路倒座厅。抗战前，这里只有两三家幺店子，岔路中修了一座草亭，方便行路客歇脚遮太阳、避风雨。草亭冠名“倒座”，亭通厅，故地名为“倒座厅”。这里离市区较远，日机少有侵扰，相对说较为安全，抗战一爆发，这里大兴土木，形成了一条有模有样的街道。
重庆的纺织业巨头、开明商贾郭俊声，拿出毕生积蓄，在重庆办了三所私立中学，其中之一的西南中学就选址在四公里广黔路倒座厅。郭俊声自任董事长，聘四川著名教育家雷成农任校长。郭与陈世虞是多年老友，闻老友炸成了无产者，遂亲临罗家坝陈氏陋室请其出山，聘为西南中学校医。并承诺：所有药房设施、所需全部费用由郭俊声出，陈家不出分文。这既解决了全家人的饭碗问题，又有了较为安全的落脚点。
于是，陈家搬到四公里广黔路72号，寓所兼药房。将和平路的招牌按原样复制，上部书“注册中医师陈世虞诊所”，下部大字书“大地春国药房”。药房位于街道的中部，一楼一底，仍然是楼下药房、楼上住家，有内阳台、百叶窗，是全街最显眼最适中的楼房。
当时四公里已是初具规模的街道，所有房屋建在公路两旁，西南中学大门旁有新建的“川江旅馆”，规模宏大，外观与遵义会议楼房有几分相似。整条街道有茶馆三家，其中川黔茶社是国军团长、重庆人氏杨凯所开，其余两家为张、谌二姓所开；有饭馆四家，其中张姓饭馆“划得来饭店”招牌就是陈世虞先生所书，河南人许先安开的饭店生意最好；周厚全开的冷酒馆，专卖各种白酒、黄酒，各种卤菜、下酒菜，酒客满堂；谢梓光开的早点铺，卖豆浆、油条、醪糟、糍粑块，天天打拥堂。不少下江人、外省人纷纷到此落脚，避难谋生。
三公里(遵义段)公路下部，左边设有救助伤兵医院。五公里(现公路研究院)是中缅公路抗战军用物资仓库，为全国抗战物资总集散地。装运物资的道吉汽车排成一字长龙，叹为观止。
这里还设立了一个国际救助单位，叫“公义救护队”，周边的老百姓都到这里免费看病拿药。解放后，我经常与小玩伴到此地玩耍，还捡到一把美国人用的不锈钢餐叉，叉柄上压印有USA字样。小玩伴也收获不少洋玩意儿，钢盔、帆布皮带等等。1950年1月，整个仓库物资被人民解放军接收，后改名为“西南物资局”，这是后话。
四公里倒座厅，由幺店子变成了闹市，小商小贩生意异常火红，有多家油腊铺、裁缝铺、杂货铺，米油肉菜均有出售。还有一家糖果铺，品种齐全，规模不小，店老板是山西人李朋洲，一年四季都穿一身黄呢子戎装。他原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副官，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阎锡山，来到四公里开糖果铺谋生。他虽是北方人，身材却不高，矮而胖，体态有点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1950年他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一位牺牲了，成为烈士。政府对他的过去既往不咎，他一直没有离开四公里，经常到世虞先生的药房寓所串门，老生常谈，讲阎长官的往事。此公于1954年去世。
抗战时期的四公里唯缺药铺，大地春国药房在此地重生，填补了空白，西南中学的教职工也得到了特约服务的保证。原大地春国药房的三位先生陆续回到老东家的新寓所，重操旧业。其中一位名叫李炳兴的药剂师，直到1951年末还在药房服务，他写得一手好字，给我印象深刻。
陈家逐渐在四公里站稳了脚跟，虽然诊病的对象有些变化，以中下层市民为主，但生计还过得去。当时全民抗战如火如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陈世虞先生也投入其中，在药房大门前挂出标语“陈世虞医师抗日义诊处”，进行了三个月义诊活动，将全部收入交给抗日募捐总会，投入全民抗战，以表热血男儿爱国之心。此义举得到民国政府肯定。郭沫若亲自给陈世虞先生写信，对此义举给予表彰，遗憾的是原信件遗失了。
左起：前排作者的姑父陈世虞、姑母敖庆慈；二排陈世虞的女儿陈润芬、二儿子陈亷
大地春国药房
1949年12月至1953年这段时期，大地春国药房经营困难，入不敷出，三位药房先生先后离去。但无论经营与生活如何艰难，世虞先生都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每月底三位先生的薪水必须足额支付，并且用银元不是用纸币，这样使他们家庭的生活不因时局变化而受影响。李炳兴先生是最后一位走的。离开陈家后，他每年都要抽时间回四公里看望老东家。
从此，家中的生活、药房的生意打点、配方抓药、进货炮制，全由姑母敖庆慈操作。她没有读过一天书，全靠自学，却能通顺读懂报纸，看懂中药处方笺上写的药名、传统计量写法，从来没有弄错过，对中药的识别、中药十八反、汤头歌诀，更是牢记于心，配药没有出分毫差错。特别是中药的炮制，如不得法，火候没到就要出问题。如首乌，其生药有毒，必须进行九段炮制，费时费工；马前子，必须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童子人中白浸泡、沙炒。各种药物炮制不同，加入的辅料不同，所行经络血脉也不同，治病原理也异。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中医中药也渐渐有点心得。世虞先生首先叫我读《医学三字经》。这是一本线装书，由清人陈修园所著，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根本，言简意赅，读之朗朗上口。我今年七十有七，仍能背诵全书，并为之受益。几十年来，在姑父母身边，耳闻目染，自己生病，大多自己处方解决。1990年代末，我患急性阑尾炎，近年又患过肠梗阻，本应去医院救冶，但都是自已购药，药到病除，花费很少。这些良方，都是过去姑父所授赐。
我常协助姑母做家务，每天早晚，上下店堂的门板全由我完成，少量的进药有时由我去做。我背着小背篼，拿着购药单，到储奇门中药批发市场去进药，定点店是民民药房。我进店不讲话或少讲话，将进货单和夹着的钱一并递给药房先生，然后立在一旁等候。民民药房的先生认识我，所以几乎是眼神交流。那时药房内部的布置摆设与现在不同，盛药用大木箱，由高至低阶梯式摆放，每层都有木板搁置，可以方便上下走动。民民药房信誉极好，童叟无欺。账房先生为我备好货、算好账，把单子和余钱交给我，我向他们点头致意，礼貌地离开。
大地春国药房除经营中药外，还经营少量西药，并办有专营手续，悬挂在店堂的显著位置。以磺胺系列为主，宝塔糖、板桥化风丹、仁丹、肥儿粉、斑马头痛粉、云南白药(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八宝珍珠丹等几十种成药，均有出售。同时店里也做一些秘制成药，自己秘制的特效药有专治“蛇缠腰”、中耳炎滴剂、胃药粉等，药效显著。只要病人求药，如蛇缠腰(带状疱疹)、中耳炎、扁平疣等疾病，不收分文，免费送与患者药物。
大地春国药房具有商业属性，它每月必须纳税。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姑母敖庆慈经常与其他工商户集中接受审查，地点在海棠溪，有无偷漏税？有无以次充好？必须户户坦白交待。这一全国性的运动持续了半年，陈家全身而退。陈家坚守一个原则：不赚黑心钱。税务部门人员常常扮成顾客，拿出处方装着要买药，先叫你算价，把价钱写在处方上，然后悄然离开，如此这般多次“钓鱼”。世虞先生的算价毛利偏低，税务人员多次暗访都比较满意，因而从未受过警告、罚款。
1953年春季的一天，四公里突然来了一队解放军骑兵。我头一回看见这么多的军马，每匹马的右屁股处都有四位阿拉伯数字的烙印。
一天，一位解放军司务长来到大地春国药房，我也在旁，司务长讲，马匹从北方来到潮湿的南方，气候不适，许多马都病倒了，希望开出兽药处方并购药。世虞先生对他说，好办，尽其所能。司务长又提出一个要求：在原总药价的基础上再加三成，开入发票中。在当时生意极度惨淡的情况下，此笔兽药总价不菲，多数商家见此情况都会应允。但世虞先生断然拒绝了。
那司务长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就另外寻了街口开的李家药房。李家药房规模小，只卖药不行医。李家药房店主叫李伯良，满口答应，照办不误。不久，不知哪个细节出了问题，此事东窗事发，由于钱款数额大，惊动当地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李家为此受到警告罚款，司务长受到严肃处理。
世虞先生行医五十余载，从未发生过医患矛盾和医疗事故。病人与医生关系融洽，视同朋友。他常说：“医不是先知，病不能开口。”那种包治百病的医生不可信，多是江湖郎中信口开河。对于药物，他也有独到诠释：“药物没有贵贱之分。人参医死人无过，大黄治好人无功。”其言极具哲理。各种药物各行经脉不同，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只有主次，没有贵贱。
世虞医师，医者仁心。现在医院流行一种疗程治病法，中医从来没有某病要治多少疗程一说。世虞医师给你开一剂药可以治好你的病，绝不给你服二剂，即使病人要求再服药也不行，这是他的行医操守。
1954年夏季，我还在读小学，一天中午放学，我家大门前围了许多看热闹的街坊老少。事后才知道，是中央卫生部有关人员在市卫生局领导的陪同下，来拜访陈世虞先生。其中有一位外国模样的人，后来才知道是卫生部顾问马海德。交谈的具体内容我不清楚。
后来才知道，当时南方农村流行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重庆农村也不例外。面对流行了两千多年的血吸虫病，医生们没有太多好办法。而世虞先生对治疗血吸虫病却有独到秘方，南岸区农村患病者，服药即愈。此情况由区医生科上报市卫生局，市卫生局上报中央卫生部，所以才有这次拜访。到1956年，全国农村的血吸虫病已经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了。
姑父的爱好与交友
1953年初至1955年底，这短短的三年，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恢复最快的三年。农民分到了土地，城市工商户得到了拓展空间，市场供需得到了平衡，大地春国药房的生意也得到了发展。我家的阳台上挂满了腊肉，在市中区米花街定制的米花糖、苕丝糖、糕点多得吃不完，在海棠溪河边买的广柑、橘柑常常是用背篼去背。这是老百姓最风光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我常常陪着姑父去看京剧川剧。中国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除梅兰芳的剧没看过外，其余三大名旦都看过。周信芳先生的经典戏《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世虞先生观后赞叹不已。我从小陪着他看戏，对于重庆、成都的戏剧界魁首，至今仍能一个不漏地背出来。
姑父不仅爱好京剧川剧，闲睱时还打着节拍自唱自乐。在1960年代灾荒年间，他唱京剧《打渔杀家》老生腔，唱道：“昨夜晚，吃酒醉，合衣而卧。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我本当，不打鱼，在家闲坐。怎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唱罢发出感慨，“萧恩有酒喝，我们无酒喝，奈何？”我听了久久无语。
我对戏剧没有任何心得，只是多少受一点感染而已。由于老先生爱戏剧，我在1950年代给他装了一台十分简陋的矿石收音机，这也许是收音机的鼻祖吧。花钱不超过5元，自绕线圈，只买可变电容器、分线器，所需矿石即硫化铜，也叫自然铜，药房有的是。药房将其煅烧后置白酒中，用作跌打损伤药物配伍。矿石收音机装好后，接上天地线即大功告成，可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台、重庆台，老先生只听戏剧节目。我读到初中，又专门给他装了一台三灯收音机，他高兴得很，当收听到袁世海、李少春、杜近芳、谭元寿的节目时，十分兴奋。
姑父还给我讲过谭鑫培的故事，不知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我至今没有找到故事的出处。
他讲道：老佛爷十分欣赏谭鑫培的演技。演毕，全体演出人员向老佛爷跪安。老佛爷起身，移步至谭鑫培跪处，亲自伸手将他扶起。这是老佛爷对梨园老板的超常规礼数，开天辟地第一次。谭鑫培诚惶诚恐，回到家中思忖良久，决定在慈禧扶过的左手上刺一条龙。此后，谭鑫培在京城或外地剧院演出，每当演到高潮时，就将左手刺龙露出来。下面的观众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官吏，都齐刷刷一下子跪安，仿佛见到老佛爷一般，如不跪就被会视为大不敬。这是传说或真有其事？无从考查。
姑父人缘好，富朋友穷朋友都有，只要合缘就是朋友。其中有一位杨佐陶老先生，是一贫如洗的穷秀才，我在1950年代认识他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人高而清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一身长衫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现在回忆起来，与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形似又神似。杨老先生饱读诗书，学问渊博，单身一人没有家室，住在江北相国寺，解放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靠政府每月5元钱救济度日，生活十分窘迫。
我姑父与杨佐陶先生非亲非故，只是一般朋友而已，姑父家中也不富裕，但他乐于帮助朋友，每年都要寄钱给杨老先生以解困窘，每到年关必写信请他到四公里家中来过年，待之以礼以诚。晚上，我与杨老先生同床抵足而眠，听他讲《史记》中的故事，讲晏子使楚、飞将军李广，讲二十四孝……杨老先生每年必来我们家同度春节，达五六年之久，直到他去世。
四公里老街一隅，作者摄于1980年
四公里中西医联合诊所
1955年至1956年，是我国对私改造的起步年。农村要走得早一些，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步一步地，农民在土改时分得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全国大小城镇的私营企业、小商小贩，也亦步亦趋，进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陈世虞的中医诊所和大地春国药房何去何从？姑父的人生由此转折。
1955年上半年，由南岸区政府卫生科的张浩文科长亲自挂帅，动员陈世虞走集体化道路，不准单干。张科长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任职的，人矮胖，说话生硬，用命令式的口气与我姑父谈“聊斋”。姑父不吃他那一套。张科长碰了几次壁，没有啃下这块硬骨头，随后换成卫生科副科长余耀中出马。
余副科长是东北人，身材高大，说话却婉转斯文。他来见我姑父时，首先自报家门。他原来是张学良的副官，跟随张学良多年；如今投入人民怀抱，南下转入地方任职。余副科长对世虞先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讲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花去不少时间，终于把我姑父的思想工作作通，提前完成了攻坚任务。
不久，由区卫生科批准，成立了“重庆南岸区四公里联合诊所筹备小组”，余耀中任组长，陈世虞任副组长，其吊牌悬挂于广黔路72号大门前。经研究决定，1955年上半年是四公里联合诊所的筹备阶段，下半年正式成立。
要成立中西医诊所，单靠广黔路72号场地是不够的。于是，姑父拿出自家省吃俭用的积蓄200元，买下了隔壁广黔路73号的一楼一底楼房。并请来原西南中学的泥瓦工王树林，将楼房翻新改造，楼上作职工宿舍，楼下一分为二，外间作西药房、里间作多功能会议室。72号楼房，则里面为中药房、外面为中西医诊室。又购置了各式办公桌、凳、条椅。
筹备期间的一切用度，包括购置医疗设备、中西药品等，全部是由世虞先生支付的。
经区卫生科推荐，联合诊所接纳了如下医生职员：
1、西医李棠伯，60岁，原是亚细亚火油公司医务室的西医兼翻译；
2、西医曾顶昭，50多岁，原是国军某部的军医；
3、中医张晓初，是中医针灸医师；
4、护士王明智，35岁；
5、护士卢文超，22岁；
6、会计秦启仁，原是聚兴诚银行会计。
以上为新进人员，加上陈世虞、敖庆慈夫妇俩，共8人。
大概是1955年10月，“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中西医联合诊所”正式成立了。余耀中副科长题写的匾额，白底红字行楷书，将原招牌“大地春国药房”的字迹覆盖了。
从此，“大地春国药房”消失了，“四公里中西医联合诊所”诞生了。
为了开好成立大会，临时包下了河南人许先安开的饭店，请来重庆著名厨师张森荣掌厨，他带来四个徒弟做帮手，共办了十桌，各种菜品应有尽有；还在冠生园定做大包子250个，每桌有两瓶茅台。在当时算是豪宴了。
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余副科长宣读了批文：陈世虞任主任，工资享受正科级待遇，月薪75元；其余医生月薪50元，护士、药剂师月薪35元。每个来宾单位都送了一面锦旗。
我作为家属也参加了宴会。小学生的我不知茅台酒的厉害，拿起杯子就喝，也不知喝了多少，觉得头有点晕，就回家睡觉，第二天早晨才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茅台亲密接触，那时喝的茅台与现在喝的茅台外包装不同，现在是白瓶，那时是黑釉瓶，黑瓶保管期长，一揭瓶盖满屋皆香。
联合诊所，以现在人的观点看，不就是个草台班子嘛。但“四公里中西医联合诊所”却不然。四公里联合诊所前期来的两位西医，都有西医大学本科文凭，开处方全用拉丁文，无一汉字。他们的英文水平也不低。两位护士同样看得懂拉丁文，无需任何暗示。中西医诊病各有一套。中医增加了针灸、推拿。各种伤口的消毒、缝合中规中矩，一律按照章程办事。
到了1956年底，诊所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年终发了大红包。随后又补充了几位医务人员。诊所越办越好，陈世虞先生也感觉心中亮堂，员工和谐，事业有奔头，似乎集体化的道路走对了。
作者(中)与姑父姑母摄于1957年元旦
1957年，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为了统一管理，南岸区卫生科将分散在铜元局、海棠溪、四公里三处的联合诊所合并为一个单位，名叫“重庆南岸海棠溪联合医院”，原先的诊所改叫分部或分院，任命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党员干部吴成海担任院长。
在反右运动中，区卫生科副科长余耀中，莫名其妙地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天，他拉着板车，架中杠，左右有两位同类帮扶着，路过广黔路联合诊所，被我姑父陈世虞窥见。陈老先生心中五味杂陈，半天回不过神来。
这一年，陈世虞先生事实上被取消了主任职务。院长吴成海上任伊始，从不抓业务，只对漂亮的女护士感兴趣。他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每次从海棠溪本部窜到四公里分部，都要找女护士卢某超谈心。
卢某超，大大的眼晴，乌黑的头发，肤如凝脂，白里透红，特别是娇滴的笑声把吴院长迷得神魂颠倒，难以自持。一来二去，干柴遇烈火，到1958年下半年就出了状况。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卢某超的丈夫是军队干部，得知奸情，气得爆雷。当年下半年，吴成海以破坏军婚罪领刑五年，这是后话。
1958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全民大炼钢铁是全年的主旋律，1080万吨钢铁是必须完成的既定指标。海棠溪联合医院，单位虽小，上级也下了硬指标。当年春季，成立了以院长吴成海为首的炼钢班子，将海棠溪、铜元局、四公里三个分部的百分之八十的医务人员抽调出来，开赴黄桷垭安营扎寨。四公里分院只留下了两位医师，中医陈世虞，既看病又抓药，身兼二职；西医廖继伦，同样身兼二职，既诊病又打针拿药。姑母敖庆慈也被编入炼钢大军之列。
医务人员炼钢，谈何容易，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在上级技术人员的指挥下，一个炼钢新名词出现了：“鸡窝炉”。这三字既古老又新鲜，说它古老，我们老祖宗冶炼青铜就用此法；讲它新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没有听说过。
南岸1958年的炼钢队伍，以系统为单位，海棠溪联合医院为一个独立单位，其“鸡窝炉”建在黄桷垭公路旁的开阔地，就地取材，用石头和黄泥巴垒了一个与农村乡场铁匠炉模样相仿的炉子，买了一个木头风箱，在当地农民的配合下，“鸡窝炉”总算诞生了。医务人员的吃喝拉撒全在新搭成的楠竹窝棚里完成。姑母敖庆慈负责敲捶焦炭。
要炼钢，必须要有原料，就是铁矿石。那时重庆只有重庆钢铁公司才有綦江铁矿石供应，其他单位要想得到铁矿石比登天还难。更何况“鸡窝炉”吃不了铁矿石，“鸡窝炉”只能炼废铁。这是为炼废铁量身打造的。要找废铁资源好办，各家各户都有破铜烂铁。
于是，院长吴成海给每位医务人员下达了硬性指标：每家必须交足20斤废铁，只能多交，不准欠账。姑母只得从黄桷垭下山走回四公里家中，找出一囗破锅和一堆烂铁物件，但不够20斤，最后把目光落在了自家的黄铜火盆上。这个黄铜火盆硕大，放在木架上，专门用于寒冬烤火。每年冬季，在黄铜火盆里放上木炭，可供四五人烤火。现在为了完成硬性指标，只好割爱了。火盆有十多斤，加上破铁锅和零星铁物件，足有30多斤。笫二天，姑母用背篼背着，步行到黄桷垭营地交差。其它人员也将自家的破铜烂铁交到营地集中处置。
炼钢的焦炭还得用钱买，有专人用车运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姑母在营地干了20多天。在专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往“鸡窝炉”里放上足够多的焦炭和废铁后点燃火，由人拉风箱不停地供氧，人员分为白班夜班，人休炉不休。也不知经过多少时间，烂铁变成了铁水，流到地上就变成了“钢”。此刻，医务人员个个都疲惫不堪，每人的脸都变成了大花猫，但心里还是暖暖的，没有任何怨气怨言。
海棠溪联合医院的炼钢营地与其它系统的营地一样，地上堆满了奇奇怪怪的铁疙瘩，统一由上级派车辆来运到位于四公里的地方国营单位——南岸炼铁厂回炉冶炼。这批铁疙瘩的生产成本堪比黄金，其付出的人力物力代价，无法用金钱计算。好在海棠溪医院完成了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二批就要轮到陈世虞、廖继伦两位老医师上火线了。
1958年全国要完成的钢铁指标任务是1080万吨。到年底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提前12天超额完成了任务，具体数目是1108万吨，其中是否包含了海棠溪医院的那一堆铁疙瘩，还有我家的黄铜火盆在其中呢？
1958年我还是一位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参加了找破铜烂铁活动。记得有一天，老师带领我们进入长江电工厂内，在一个小山包旁挖废铁。听老师讲，这个小山包的堆积物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从未动过，里面有许多“宝贝”。
我们挖了大半天，挖出了不少马子壳(废黄铜子弹壳)，前梁(弹头)，还有一些废铁，堆了--小堆；但不能带走，所有权归长江电工厂，我们只是出工出力。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们这些小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也出了一份力；因为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蒋介石盘踞下的台湾，儿童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劳苦大众在皮鞭下忍受煎熬，要靠我们去解放他们。这是上课时老师给我们讲的，我们深信不疑。
由于原院长吴成海进了局子，过后不久，上级委任了新的海棠溪联合医院院长。新院长名叫高月修，高高的个子，一口山西话，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在部队就是医务工作者，转业到联合医院，干起了老本行，领导兼医生，亲自为病人诊病；他为人和善，没有一点架子，对陈世虞老先生十分尊重，也深得全院职工拥护。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末至1962年，人祸天灾交织，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凭票定量供应，各种购物票证多达十多种。票证的重要性超过金钱，丢失了粮票就买不到粮食，是会死人的。
海棠溪联合医院四公里分部的医师们因营养不良，身体出现了浮肿。西医李棠伯、孙孝培先后离世。我姑母敖庆慈，脸上脚下，一按一个坑。
1960年暑假，我回到家中，一天上午，姑父陈世虞突然虚脱，我和姑母吓得慌了手脚。护士罗惠芳赶紧取出一支葡萄糖针剂，敲开，往姑父嘴里灌。良久，姑父才苏醒过来。
家中没有任何营养品，万般无奈之下，我硬着头皮，到房屋背后的农家求助。农户张树荣的女儿天天给我家担水，我家每月支付力资5元。我对张树荣伯伯讲了姑父饿昏虚脱的情况，希望他卖点鸡蛋给我。张家与千千万万农家一样，生活极其困难，好在家中养了两只老母鸡。张树荣听罢，卖了10枚鸡蛋给我，我支付了13元钱。当时13元钱相当于一般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这10枚鸡蛋，把我姑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市中区十八梯回水沟的刘月成(解放前是经纪人)曾患重病，是世虞先生将他治好的。他感恩，此期间将从马尔康带回来的酥油、青稞粉和烘干的耗牛心肺共五六斤，送给了世虞先生。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酥油青稞面，很香很香。邻居广东客家人吴东友，也把其父亲从马来西亚寄来的奶油，送了一些给我家。这都是雪中送炭啊！
我已经记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将专家教授纳入救助人员名单。世虞先生也名列其中，每天有奶场派人送来的1磅鲜牛奶，每月供应3斤黄豆。生活因之略有改善，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1964年至1965年，政府对农民自产的蔬菜、家禽等少许农副产品松了绑，允许自行出售了，四公里夜间农副产品拦截站也辙了。于是，不用票证也能买到一些蔬菜了。国营商店的柜台里出现了“高级糖果”“高级饼饼”，无票也能购买，只是价格高得吓人，是一般糖果糕点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为了保命，什么都顾不得了，我们家的存款几乎被“高级”食品消耗完了。
1965年，由上海内迁的重庆长江橡胶厂，新建的中国科学院重庆公路研究所、重庆财贸学校等，都坐落在四公里。这些单位的医务室无中医科，更重要的原因是，海棠溪联合医院四公里分部，有著名的陈世虞医师坐诊，这些单位都主动成为了“签约单位”。
于是，四公里分部的业务出奇的好，世虞先生每天接诊病人达40号以上。长橡厂的上海人每天排队找世虞先生诊病。上海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严天生，也随厂迁到了四公里，经常找陈世虞先生诊病，不久就将其多年的顽疾治好了。一来二去，两人还成了朋友。
严天生经常回上海的家，返渝时叫家厨师傅做高级海鲜菜品，盛于保温盒内，乘飞机携带抵渝，将还有余温的菜盒送到陈老先生面前，请他品尝。医患情深，传为美谈。
世虞先生医治好的上海籍病人不少，如长橡厂的庞家荣等，每次回上海，也要带上海特色的商品回渝送给先生。
1965年，科分院公路研究所的不少职工小孩突然患上了不明肝炎。经世虞先生诊断，开了两剂药服下，全部治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1979年6月海棠溪卫生院首批医职人员退休留影(平均退休年龄超过80岁)前排右起：刘独清、敖庆慈、王婆婆、罗善祥、第7杨朋生，第8徐自章。(2006年海棠溪卫生院并入南岸中医院)
最后的归宿
进入1970年代，找世虞先生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限号也看不完。他没有休息日，没有任何假节日，自然也没有加班费一说。老先生终于累倒了。
1971年我放暑假回渝，姑父自感时日不多，对我交待后事：坟地选在何处，墓碑所刻内容……要我亲自为他办理。
二塘六公里农民陈代华闻之，到我家来，自愿将自留地赠之为坟地。陈代华在青年时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瘫痪在床多年，是世虞先生以祖传秘方根除其疾，故今以坟地报恩。我与外侄聂佳到现场去查看，果然是块好地，前有照、后有靠。回家向姑父汇报，姑父欣慰不已。
1972年12月的一天，我在南桐矿区收到了姑母电报：“姑父病故”。我如雷轰顶，天旋地转。待赶到家时，姑父已经下葬。墓地却不是在六公里陈代华自留地处，而是在四公里公墓右边上行约800米处的青年林。
陈世虞老先生逝世，惊动了南坪公社书记吴水清。吴书记是四公里人氏，解放初就是农村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当地农户几乎都找陈医师治过病，吴水清一家也不例外。世虞先生去世时，正值贫下中农进驻联合医院进行管理，四公里分部是由当地生产队队长王洪明领社员进驻。从某种意义上讲，世虞先生也是南坪公社名义上的社员。故吴书记亲自批准，陈世虞先生享受社员待遇，在青年林安葬。
陈氏家族第四代子孙拜祭于世虞公墓前
陈世虞公离世已经50年，他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医者仁心，智者不争”将永远泽润后代、庇佑子孙。每年清明、春节，陈氏子孙都要次第上山凭吊陈公，寄予哀思之情。
沾衣欲湿清明雨，
拂面不寒南山风。
长江后浪推前浪，
大地春回忆慈翁。
医之良，在工巧神圣；医之功，在望闻问切；医之学，在脉学方症。不知天地人，不可言医。姑父陈公世虞先生，博学济世救人，行医五十余载，大德大智，不争于世，言传身教遗爱后人。侄儿我侍姑父左右二十余载，朝夕聆听教诲，获益匪浅，不是亲父胜似亲父。每思及此，不觉老泪纵横。特谨记于兹，愿姑父之名永传于后世。
2022年5月15日于重庆南岸万寿华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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