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摆摊子口的龙门阵(上)
文/望源愚翁
读了作家古谷的《重庆摊子口往事》,勾起了我对生活在摊子口那段经历的怀念,唤起了也来摆摆摊子口龙门阵的情怀,不吐不快。我们家从1951年初到1959年底,在摊子口整整住了九年,我在那里从小学到进入高中,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这也是我一生中和家人一起生活最长的时期。1960年我18岁,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从此离家远走,开始了独立生活。说摊子口之前,得先说说“王公馆”,我们家在搬到摊子口前是住在“王公馆”的,在那里,我见证了“9.2火灾”,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一幕。1949年6月,我们搬进了王公馆。我外婆和王公馆的主人是远房亲戚,故得以暂借公馆后门的门房安身。王公馆是一处占地几十亩的大宅院,院子里有三座小洋楼,还有好几栋平房,我们家就住在后门边的一溜五间屋的平房中。院子里有树林、花园、水池、假山,还有一个防空洞,树木苍翠,鸟语花香,花坛高低错落有序,小径蜿蜒曲折有形,酷似一个大花园。我们家虽然蜗居在这大庭院后门的一隅,但仍能享受到整个院落中的优美。 王公馆的主体小洋楼,我家曾住在左侧下方的平房中(现已无)王公馆的隔壁是“石庄”,两个庄园一墙相隔,墙上开了一道门,使之相通,我家住的地方离这门很近,往来两个庄园十分方便。我与石家小少爷石邦福、石邦兴是小学二年级时的同学,常在一起玩耍,有时在石庄、有时在王公馆,来来往往非常自在。石邦福、石邦兴两兄弟的家庭是班上最富的。据说他们父亲是万县的第一大财主,在万县有良田万顷,在重庆开有银行,是一位开明绅士。每天上学,两兄弟都会带些点心、零食到学校来,还会与相好的同学分食。我和他们是邻居,是必受优惠的,我最喜欢吃他带来的花生糕。他们虽然很富有,但从不鄙视贫穷的同学,也不像有的富家子弟那样盛气凌人;而是很谦和,与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只是学习成绩让人不敢恭维。解放后,大约是1950年初的一天,两兄弟哭丧着脸来到学校,样子非常沮丧,同学们都十分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这一问却把他俩问得大哭起来,哭得同学们不敢再问下去。后来得知是他们的父亲被逮捕,万县的田产被没收了,“石庄”也要充公,他们不能再来读书了,要搬回万县老家去。之后很久都不见他俩来上学,再后来也就被同学们淡忘了。又不知过了多久,在摊子口小河沟边建起了一幢两层楼的砖柱夹壁墙的平常瓦房,还围了一个小院。房子不洋气,院子也不大,但也绝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政府给石家修建的。据说,在大革命时期、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石老太爷都曾经资助过共产党的地下党和游击队,还掩护过、救援过共产党的大人物,中共中央知道石老太爷被捕的事情后,专门作了批示,将其按“进步人士”对待:田地没收,工商资产赎买处理;人无罪释放,恢复自由,异地建房安排工作。石老太爷的问题解决了,石家两兄弟也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了,但再没有和我一个班。儿时的我顽皮,但不出格。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没有多少玩具,只有泥巴、木块和身体。用泥巴做成各种玩具,做成磨子、手枪、汽车、轮船、飞机等等,这还是当时劳作课老师布置的作业;用木块做成可以打火炮的手枪,用这种手枪互相打假仗;用身体去和别的小朋友碰撞,自娱自乐。我们最爱好的是骑马打架,所谓的马有两种,一种是单人马,打架的人骑在另一人的单肩上;一种是三人马,一人在前另外两人在后,左右手分别搭在前面那人的右左肩上作为马背,右左手和前面人的右左手相扣作为马镫。打架的人就骑在两根手臂上,脚登在马镫上,然后就可以和另一架马开战了。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群斗,被从“马”上摔下来就算输。那时候我们人都很小,“马”也很矮,摔下来不痛,也不会受伤,同学们天天都玩这种游戏,乐此不疲。那时候,龙门浩老码头河边的沙滩上散养着大大小小的猪,敞放着没人管。我们经常邀约到河边玩猪,有两种玩法:一种是每人捉一条小猪,埋在沙子中,喊一声“放!”大家同放开各自按着的小猪,只见那些猪都像疯了一般冲出沙堆狂奔而去,我们则狂笑得躺在沙滩上,享受恶作剧带来的兴奋;另一种玩法是骑猪比赛,这种玩法的难度很大,在发出统一的号令后,各人去捉一条大猪骑上去,谁先骑上猪背并跑得最远,谁就是胜利者。捉住一条大猪难,骑上去也难,要跑上几步更难。这个比赛往往都变成了捉猪比赛,谁捉到了一条大猪就可算胜利者,胜利者的收获是有权刮失败者三个鼻子。1949年的9月2日是重庆人不能忘怀的一天,这一天的清晨,朝天门燃起了大火。王公馆临江一面的院墙正对着朝天门,我们站在院子内能清楚地看见江对面燃烧着的熊熊大火。火势漫延得很快,开始的时候是在朝天门码头一带,不一会儿就往上延伸到川盐银行(今重庆饭店)和紧邻的美丰银行,整个棉花街的房子都烧了起来,大火映红了半边天,我们虽然隔江相望,似乎也感到了那火光的灼热。伴随着烈火和浓烟,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逃命的人群,不少的人往江边跑,朝天门的沙滩上挤满了抱着小孩、拎着包袱的人们,哭声喊声震天响,隔着一条大江也能听到那凄惨的声音。不一会儿,对面江边的吊脚楼也被烧着了,顷刻之间那吊脚楼就垮塌了,一根燃烧着的木梁带着火苗滚落到一条停靠在江边的木船上,船马上就被火点着了,船工们一边往火上泼水,一边把船往江心摇。但是,火势借着风势,片刻之间那船就变成了一条火船,船上的人纷纷往水里跳,这条火船便顺水漂流而下,拐过弹子石逐渐东流去,沿江的其它船只都慌忙离岸划向江心。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到傍晚才逐渐熄灭。这就是重庆有名的“9.2火灾”。火灾后谣言四起,有人说,他看见是共产党举着小红旗走街串巷放的火;有的人说,是国民党在救火车水箱里装着汽油往火上浇油,所以火越救越大。两天后,国民党当局还组织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游行,抗议共产党火烧重庆,大人们都说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曾养过一条大黄狗,取名大黄,它就像我的伙伴,每天送我上学,一路上跑跑跳跳、追前赶后、摇头晃脑,很是好玩。当它遇到同类时,有时会欢快地相互招呼,有时却怒目狂吠对咬。不管是在发什么狂,只要我招呼,它会立即随我继续往学校跑去。这条狗一直和我相伴了三年,直到1952年遇到无法避免的大劫——打狗运动,将所有的狗,不管家狗野狗,一律格杀无论——而惨遭杀戮。为它的不幸遭遇,我难受了好多天,甚至多次梦见和它嬉戏在一起。1949年11月28号那天,即重庆解放的前一天,我带着大黄外出返家,走到摊子口时,看到国民党的兵们沿街梯从上往下退,就是上图中右边那条岔路。他们手上都拿着铁铲或铁撬,没有一人带枪,一看就知道是工兵。这张照片,除地面和后面的三层楼房外,其他还是摊子口解放前的面貌。我和大黄是与他们反方向走,当走到高楼处向左拐时,大黄突然向一个手执铁铲的大兵扑去狂咬,这一变故吓了我一大跳,也惊呆了那些国民党的大兵们。拿铁铲的兵举起铁铲要砍大黄,大黄又跃跃欲试地想扑向大兵,我招呼大黄不准咬、快回家,其他的大兵也叫拿铁铲的兵不要打狗、赶快走。一场很可能发生的惨祸就因为那些兵们没有枪又急着撤退而躲过了,否则大黄难逃一劫,我也会有危险。和兵们脱离接触后,我带着大黄赶紧往家里跑,跑到后院大门时已累得喘不过气来。大门紧紧关着,周围没有一个人,大白天的,却显得阴森。我使劲擂着门,大黄也放声大叫,父亲才给我开了门。回到家中,仍然惊魂不定。晚上我们睡觉后,父亲一晚都没睡,他担心会出什么事。果然,到了后半夜,院门被人打得震天响,全家人都被那吓人的响声惊醒了。父亲说,那是败兵在打门,千万不能开门,开了门他们就会进来抢东西。这样一闹,再也不能睡了,全家人一直坐到天亮。1949年11月29日清晨,天刚亮,外面的人声就嘈杂起来。我们伸头向窗外望去,到处都是人,人们似在欢腾,又似很惊奇,还看见一个人手拿着很多小红旗,小红旗上有五颗小黄星,见人就发给一支,拿到小红旗的人家都把它插到自家的门口。父亲赶紧下去,向那人要了一支。他回来说:“解放了,国民党跑了,解放军进城了。”也把小红旗插到了我家大门口。我急切地想出去看看闹热,见父亲高兴的样子,就壮着胆子说:“爸爸,我想到摊子口去看看,行不行?”他居然同意了,说:“去吧,看一会儿就回来,不要玩得太久。”我忙不迭地答应着转身就要走,妹妹一把拉住我,说她也要去。我本不想带她去,但又不敢说出口,生怕如果父亲同意她去,我又不愿带她,可能连我也不准去了。我看看妹妹又看看父亲,停在那里不说话。少顷,父亲说:“美美不去,美美就在家里和弟弟玩,哥哥一会儿就回来了,哥哥回来后爸爸再带你去看。”妹妹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听父亲这样说,我转身早已跑出了家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摊子口,只见满街的屋檐下都是持枪而坐、穿着黄军装的解放军,有的抱着枪在睡觉,有的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来往的行人,也有和行人答话的军人。我好奇地东看看西看看,正在东张西望,一位军人向我招手,同时用北方话喊:“小朋友,来,来。”我正巴不得和他们说话,立刻跑了过去。他问我:“正在打仗,你一个人跑到街上来,不怕吗?”我说:“我才不怕呢,我就喜欢看打仗。昨天我还听到了枪声,还看到国民党的工兵从这里走过去,我的狗咬他们,他们要打我的狗,没有打到,好好耍哟。”我问他打仗好不好玩,他说好玩,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我摸他的枪,他任我摸;我想提起来,可是提不动,又惹得他和其他几个兵大笑了起来。他说:“好了,别玩了,快回家去吧。”我所看到的解放重庆就是这样,只听见枪声,连炮声都没有听到,只看到几个国民党的工兵带着工具逃跑,看到一些解放军散坐在大街上,简直太不像战争了。听外婆说,在黄桷垭打了一阵子,内二警固守在文峰塔下的战壕中,企图阻止解放军到龙门浩。28日夜,解放军头顶着棉被,一个冲锋就把内二警打垮了。真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气数已尽。解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1日,学校通知复课。我仍然带着大黄,还怀着一种特别兴奋的心情去上学。到了学校,看到校园里插满了红旗,锣鼓喧天,操场上站满了人,校长站在主席台上,正指挥着各年级、各班排列队形。我赶紧找到我们班的队列,按照班主任老师刘德珍的指挥,进入了队列。不多一会儿,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到齐了,相互间喜形于色地谈论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在我们的心目中,不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而是观赏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一声长笛,宣布升旗仪式开始——凡上学天天都要举行。但这天一反常规程序,不是唱国歌(即国民党的党歌,歌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升国旗(中华民国国旗),而是首先由校长讲话。校长讲了一通“解放了,现在是新中国了”,还有一些我们当时听不明白的话,然后是唱国歌升国旗。可是,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知道新的国歌是什么歌、怎么唱。校长说,今天由王老师(音乐老师)领唱,会唱的老师和同学跟着唱,新中国的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顿时台下一片哗然,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哦”了一声,原来是《义勇军进行曲》。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很多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高唱起了这首新中国的国歌,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地升上了旗杆的顶端。复课后的两天里,学校都是在向学生和教师宣讲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国歌、国旗的事,又教唱国歌,教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在重庆这个大后方,人们很少知道这些事,尤其是孩子们过去更不知道共产党和毛主席。望源愚翁,本名刘家修,1942年1月生于重庆市。1964年毕业于贵州工学院电机系电机专业,1964-1989年在重庆电机厂工作,1989-2003年在重庆市机械设备成套成局工作。正高级工程师,曾在国家级、部级及地方技术性刊物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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