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摆摊子口的龙门阵（上）
文/望源愚翁
读了作家古谷的《重庆摊子口往事》,勾起了我对生活在摊子口那段经历的怀念，唤起了也来摆摆摊子口龙门阵的情怀，不吐不快。我们家从1951年初到1959年底，在摊子口整整住了九年，我在那里从小学到进入高中，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这也是我一生中和家人一起生活最长的时期。1960年我18岁，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从此离家远走，开始了独立生活。说摊子口之前，得先说说“王公馆”，我们家在搬到摊子口前是住在“王公馆”的，在那里，我见证了“9.2火灾”，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一幕。1949年6月，我们搬进了王公馆。我外婆和王公馆的主人是远房亲戚，故得以暂借公馆后门的门房安身。王公馆是一处占地几十亩的大宅院，院子里有三座小洋楼，还有好几栋平房，我们家就住在后门边的一溜五间屋的平房中。院子里有树林、花园、水池、假山，还有一个防空洞，树木苍翠，鸟语花香，花坛高低错落有序，小径蜿蜒曲折有形，酷似一个大花园。我们家虽然蜗居在这大庭院后门的一隅，但仍能享受到整个院落中的优美。 王公馆的主体小洋楼，我家曾住在左侧下方的平房中(现已无)王公馆的隔壁是“石庄”，两个庄园一墙相隔，墙上开了一道门，使之相通，我家住的地方离这门很近，往来两个庄园十分方便。我与石家小少爷石邦福、石邦兴是小学二年级时的同学，常在一起玩耍，有时在石庄、有时在王公馆，来来往往非常自在。石邦福、石邦兴两兄弟的家庭是班上最富的。据说他们父亲是万县的第一大财主，在万县有良田万顷，在重庆开有银行，是一位开明绅士。每天上学，两兄弟都会带些点心、零食到学校来，还会与相好的同学分食。我和他们是邻居，是必受优惠的，我最喜欢吃他带来的花生糕。他们虽然很富有，但从不鄙视贫穷的同学，也不像有的富家子弟那样盛气凌人；而是很谦和，与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只是学习成绩让人不敢恭维。解放后，大约是1950年初的一天，两兄弟哭丧着脸来到学校，样子非常沮丧，同学们都十分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这一问却把他俩问得大哭起来，哭得同学们不敢再问下去。后来得知是他们的父亲被逮捕，万县的田产被没收了，“石庄”也要充公，他们不能再来读书了，要搬回万县老家去。之后很久都不见他俩来上学，再后来也就被同学们淡忘了。又不知过了多久，在摊子口小河沟边建起了一幢两层楼的砖柱夹壁墙的平常瓦房，还围了一个小院。房子不洋气，院子也不大，但也绝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政府给石家修建的。据说，在大革命时期、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石老太爷都曾经资助过共产党的地下党和游击队，还掩护过、救援过共产党的大人物，中共中央知道石老太爷被捕的事情后，专门作了批示，将其按“进步人士”对待：田地没收，工商资产赎买处理；人无罪释放，恢复自由，异地建房安排工作。石老太爷的问题解决了，石家两兄弟也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了，但再没有和我一个班。儿时的我顽皮，但不出格。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没有多少玩具，只有泥巴、木块和身体。用泥巴做成各种玩具，做成磨子、手枪、汽车、轮船、飞机等等，这还是当时劳作课老师布置的作业；用木块做成可以打火炮的手枪，用这种手枪互相打假仗；用身体去和别的小朋友碰撞，自娱自乐。我们最爱好的是骑马打架，所谓的马有两种，一种是单人马，打架的人骑在另一人的单肩上；一种是三人马，一人在前另外两人在后，左右手分别搭在前面那人的右左肩上作为马背，右左手和前面人的右左手相扣作为马镫。打架的人就骑在两根手臂上，脚登在马镫上，然后就可以和另一架马开战了。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群斗，被从“马”上摔下来就算输。那时候我们人都很小，“马”也很矮，摔下来不痛，也不会受伤，同学们天天都玩这种游戏，乐此不疲。那时候，龙门浩老码头河边的沙滩上散养着大大小小的猪，敞放着没人管。我们经常邀约到河边玩猪，有两种玩法：一种是每人捉一条小猪，埋在沙子中，喊一声“放！”大家同放开各自按着的小猪，只见那些猪都像疯了一般冲出沙堆狂奔而去，我们则狂笑得躺在沙滩上，享受恶作剧带来的兴奋；另一种玩法是骑猪比赛，这种玩法的难度很大，在发出统一的号令后，各人去捉一条大猪骑上去，谁先骑上猪背并跑得最远，谁就是胜利者。捉住一条大猪难，骑上去也难，要跑上几步更难。这个比赛往往都变成了捉猪比赛，谁捉到了一条大猪就可算胜利者，胜利者的收获是有权刮失败者三个鼻子。1949年的9月2日是重庆人不能忘怀的一天，这一天的清晨，朝天门燃起了大火。王公馆临江一面的院墙正对着朝天门，我们站在院子内能清楚地看见江对面燃烧着的熊熊大火。火势漫延得很快，开始的时候是在朝天门码头一带，不一会儿就往上延伸到川盐银行(今重庆饭店)和紧邻的美丰银行，整个棉花街的房子都烧了起来，大火映红了半边天，我们虽然隔江相望，似乎也感到了那火光的灼热。伴随着烈火和浓烟，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逃命的人群，不少的人往江边跑，朝天门的沙滩上挤满了抱着小孩、拎着包袱的人们，哭声喊声震天响，隔着一条大江也能听到那凄惨的声音。不一会儿，对面江边的吊脚楼也被烧着了，顷刻之间那吊脚楼就垮塌了，一根燃烧着的木梁带着火苗滚落到一条停靠在江边的木船上，船马上就被火点着了，船工们一边往火上泼水，一边把船往江心摇。但是，火势借着风势，片刻之间那船就变成了一条火船，船上的人纷纷往水里跳，这条火船便顺水漂流而下，拐过弹子石逐渐东流去，沿江的其它船只都慌忙离岸划向江心。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到傍晚才逐渐熄灭。这就是重庆有名的“9.2火灾”。火灾后谣言四起，有人说，他看见是共产党举着小红旗走街串巷放的火；有的人说，是国民党在救火车水箱里装着汽油往火上浇油，所以火越救越大。两天后，国民党当局还组织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游行，抗议共产党火烧重庆，大人们都说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曾养过一条大黄狗，取名大黄，它就像我的伙伴，每天送我上学，一路上跑跑跳跳、追前赶后、摇头晃脑，很是好玩。当它遇到同类时，有时会欢快地相互招呼，有时却怒目狂吠对咬。不管是在发什么狂，只要我招呼，它会立即随我继续往学校跑去。这条狗一直和我相伴了三年，直到1952年遇到无法避免的大劫——打狗运动，将所有的狗，不管家狗野狗，一律格杀无论——而惨遭杀戮。为它的不幸遭遇，我难受了好多天，甚至多次梦见和它嬉戏在一起。1949年11月28号那天，即重庆解放的前一天，我带着大黄外出返家，走到摊子口时，看到国民党的兵们沿街梯从上往下退，就是上图中右边那条岔路。他们手上都拿着铁铲或铁撬，没有一人带枪，一看就知道是工兵。这张照片，除地面和后面的三层楼房外，其他还是摊子口解放前的面貌。我和大黄是与他们反方向走，当走到高楼处向左拐时，大黄突然向一个手执铁铲的大兵扑去狂咬，这一变故吓了我一大跳，也惊呆了那些国民党的大兵们。拿铁铲的兵举起铁铲要砍大黄，大黄又跃跃欲试地想扑向大兵，我招呼大黄不准咬、快回家，其他的大兵也叫拿铁铲的兵不要打狗、赶快走。一场很可能发生的惨祸就因为那些兵们没有枪又急着撤退而躲过了，否则大黄难逃一劫，我也会有危险。和兵们脱离接触后，我带着大黄赶紧往家里跑，跑到后院大门时已累得喘不过气来。大门紧紧关着，周围没有一个人，大白天的，却显得阴森。我使劲擂着门，大黄也放声大叫，父亲才给我开了门。回到家中,仍然惊魂不定。晚上我们睡觉后，父亲一晚都没睡，他担心会出什么事。果然，到了后半夜，院门被人打得震天响，全家人都被那吓人的响声惊醒了。父亲说，那是败兵在打门，千万不能开门，开了门他们就会进来抢东西。这样一闹，再也不能睡了，全家人一直坐到天亮。1949年11月29日清晨，天刚亮，外面的人声就嘈杂起来。我们伸头向窗外望去，到处都是人，人们似在欢腾，又似很惊奇，还看见一个人手拿着很多小红旗，小红旗上有五颗小黄星，见人就发给一支，拿到小红旗的人家都把它插到自家的门口。父亲赶紧下去，向那人要了一支。他回来说：“解放了，国民党跑了，解放军进城了。”也把小红旗插到了我家大门口。我急切地想出去看看闹热，见父亲高兴的样子，就壮着胆子说：“爸爸，我想到摊子口去看看，行不行？”他居然同意了，说：“去吧，看一会儿就回来，不要玩得太久。”我忙不迭地答应着转身就要走，妹妹一把拉住我，说她也要去。我本不想带她去，但又不敢说出口，生怕如果父亲同意她去，我又不愿带她，可能连我也不准去了。我看看妹妹又看看父亲，停在那里不说话。少顷，父亲说：“美美不去，美美就在家里和弟弟玩，哥哥一会儿就回来了，哥哥回来后爸爸再带你去看。”妹妹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听父亲这样说，我转身早已跑出了家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摊子口，只见满街的屋檐下都是持枪而坐、穿着黄军装的解放军，有的抱着枪在睡觉，有的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来往的行人，也有和行人答话的军人。我好奇地东看看西看看，正在东张西望，一位军人向我招手，同时用北方话喊：“小朋友，来，来。”我正巴不得和他们说话，立刻跑了过去。他问我：“正在打仗，你一个人跑到街上来，不怕吗？”我说：“我才不怕呢，我就喜欢看打仗。昨天我还听到了枪声，还看到国民党的工兵从这里走过去，我的狗咬他们，他们要打我的狗，没有打到，好好耍哟。”我问他打仗好不好玩，他说好玩，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我摸他的枪，他任我摸；我想提起来，可是提不动，又惹得他和其他几个兵大笑了起来。他说：“好了，别玩了，快回家去吧。”我所看到的解放重庆就是这样，只听见枪声，连炮声都没有听到，只看到几个国民党的工兵带着工具逃跑，看到一些解放军散坐在大街上，简直太不像战争了。听外婆说，在黄桷垭打了一阵子，内二警固守在文峰塔下的战壕中，企图阻止解放军到龙门浩。28日夜，解放军头顶着棉被，一个冲锋就把内二警打垮了。真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气数已尽。解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1日，学校通知复课。我仍然带着大黄，还怀着一种特别兴奋的心情去上学。到了学校，看到校园里插满了红旗，锣鼓喧天，操场上站满了人，校长站在主席台上，正指挥着各年级、各班排列队形。我赶紧找到我们班的队列，按照班主任老师刘德珍的指挥，进入了队列。不多一会儿，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到齐了，相互间喜形于色地谈论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在我们的心目中，不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而是观赏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一声长笛，宣布升旗仪式开始——凡上学天天都要举行。但这天一反常规程序，不是唱国歌(即国民党的党歌，歌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升国旗（中华民国国旗），而是首先由校长讲话。校长讲了一通“解放了，现在是新中国了”，还有一些我们当时听不明白的话，然后是唱国歌升国旗。可是，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知道新的国歌是什么歌、怎么唱。校长说，今天由王老师(音乐老师)领唱，会唱的老师和同学跟着唱，新中国的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顿时台下一片哗然，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哦”了一声，原来是《义勇军进行曲》。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很多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高唱起了这首新中国的国歌，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地升上了旗杆的顶端。复课后的两天里，学校都是在向学生和教师宣讲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国歌、国旗的事，又教唱国歌，教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在重庆这个大后方，人们很少知道这些事，尤其是孩子们过去更不知道共产党和毛主席。望源愚翁，本名刘家修，1942年1月生于重庆市。1964年毕业于贵州工学院电机系电机专业，1964-1989年在重庆电机厂工作，1989-2003年在重庆市机械设备成套成局工作。正高级工程师，曾在国家级、部级及地方技术性刊物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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