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亦军：追思西师岁月

破冰.我们的1978

        追 思 西 师 岁 月

                      文/杨亦军

记忆深处，人们总是不愿轻易触碰，它或许过于沉重，或许弥足珍贵；它也许关乎生命，也许凝聚情感；它抑或是命运之神赐予的“偶然”，也可能是一生求索的“必然”；它与大时代的波起浪涌攸关，也与“小我”的苦痛哀乐相连。“甲子”已过而日趋“古稀”，尘封往事不时在脑中泛起，唯珍藏于记忆深处而未言。今之触碰，却发现原来漫长岁月中，那些深藏的晶亮“碎片”，几乎都附着在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波起浪涌的1978年。它们或渊源我童年之梦、少年之志，于此而结果；或四年寒窗筑底，蓄积待发，引我远航，促我求索，孜孜不懈，笃行不怠。

 

 

1981年摄于西师校园

 

一

那年深秋，我跨进了西师(今西南大学)，四年大学生活铭心难忘，然而告别校园近40年却几乎不见诸我的笔端，偶有触碰也是“擦边”，唯有25年后的2013年仲夏，当我40余万字的专著《元代“中间地带”与西域文学》完稿，久蓄的情思终于抑制不住，深处的记忆清晰再现，于是“后序”中掀开了尘封的往事：“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当时读得最认真的除了外国名著外，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是兄长想方设法帮我买到的1-7册的不全版本，'宋、元、明’的缺失使我遗憾了好久；而且更没想到，它居然还救了我一命——一天深夜宿舍楼后面十来米见高的、黑压压的一壁石砌堡坎轰然坍塌，记得当时正沉迷于盛唐'开元’、'天宝’之中的我，竟忘了就寝时间，否则被那冲垮墙壁的几大方连二石砸得面目全非的下铺床位，就是我的葬身之处，即使当时侥幸逃脱一死，也可能是高位截肢……冥冥之中'书佑我也’！”

“书佑我也”可谓戏言，背后的故事则令人慨叹。1978年恢复高考，“坚冰”始破却水流不畅，西师乃至全国各大学校园拥挤不堪。十余年举国荒诞，“树人”重地几近荒芜，突涌千万拓荒者，“粮草”欠备，楼堂陋损，图书馆挤、教室挤、宿舍挤、食堂挤、澡堂挤。好不容易等到西师桃园新舍建成，待从老旧的杏园搬去桃园，情况更不妙，寝室人员反倒由五人增到七人，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顿时被塞得满满当当。

渴望安静的读书人所求不多，只望能有几尺天地安放自己的一张书桌，可这在当时只能是奢侈的梦想。于是我和同室的另一位同学四处打探，终于寻到一楼进修生住处的一间空房，便斗胆冒犯校规，私自砸锁搬了进去，并享受到“奢侈”的待遇——这进修生宿舍夜间不歇灯，可以无所顾忌地一头扎进“书海”。不料梦虽圆、祸亦至，一天深夜，受云南某地地震波及，楼后高高的石砌堡坎轰然坍塌，冲垮砖墙掩埋铺位，使我遭遇了生平最大的生命风险——差点命丧黄泉。然而“书佑我也”！

“书佑我也”虽言轻却意重，由个体之“偶然”，却窥群体之“必然”。1978年“坚冰”始破，我有幸跃过“龙门”进入殿堂，然而获得“书佑之”的寒门弟子何止于“我”？之前的十余年间，举国大学教育不堪回首，堂堂文明大国，高等教育几近荒废，千万知识青年被遣穷乡僻壤，名曰“接受再教育”，实则接受教育的权利被赤裸裸地剥夺；纵有所谓从工农兵中“择优推荐”，相当部分却是权力的衍生品，于是小学生进入大学殿堂也名正言顺，堂堂学府俨然成为权力交易的“名利场”。现在想来，当年能革除教育如此严重之痼疾，恢复高考，向千万被拒之大学教育门外的青年，特别是寒门弟子、“黑五类”之后开启大学校门，这是何等的“苍天有眼”，“冬去春来”！

入得校门，同窗交往渐近，谈及过往，原来历经苦难的寒门弟子，遭遇万般劫难的“牛鬼蛇神”之后，比比皆是。当然，当时仍有因父辈政治问题被挡在门外的。我朋友中就有这样的不幸者，当年考了全县文科状元，却由于上述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毕竟有千万青年通过“高考”，在“起点”上获得基本公平，这于历经苦难和被无数次折腾的50、60辈来说，已经是意想不到的“奢侈”了。

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同年跨入西师校园的同窗，对那个特殊时期走进西师的校友，乃至在那乾坤扭转之时，所有重获教育权利的千千万万学子，岂不都是“书佑之”？这“书”，是“书”亦非“书”，它不只是传播知识的载体，更是人性中不可泯灭的求知欲望，以及人类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书佑之”，它不但教人生存之技能，护佑物质生命的存在，它更引领生命之灵的超越，和对真理的执着探索追求，这才是其终极意义。

正是如此，“书佑我也”，在“我”既同于一般又非寻常，而是执意循自我之道。在那“坚冰”始破的年代，重获教育权利，有幸跨入大学门槛，与大家一样，寝室-课堂-图书馆三点一线，成为生活的常态。

惜时如金、博览群书之余，我亦常与好友挥拍球场忘乎所以，以致几十年后“同学会”时，年级同学忘了我的大名，却没忘记我在球场上的矫健身影；沉迷诗赋，逸情浪漫，同窗三五结伴，常于假期出游，徜徉山川，陶冶性情，我则形单影调，背包独行，登顶峨眉，聆山风之呼啸，醉黑夜之静寂，叹自然之幽远，于荒野呼唤而返，沉思深虑，悟生命之渺小，蓄胸中之大气。

博览中外文学名著，探究东西诗学理论，当是中文系学子的本分，我却时常“不务正业”，擦边左右。曾经一度热衷伦理之道，于是“蹭课”它系，并不揣冒昧，凭一知半解，与同学理论当时名噪一时的遇罗锦“离婚案”；又从伦理延至西方哲学，虽读得脑壳发胀，却渐渐有瘾，并决意攻坚。记得一个酷热的暑期，我没听从父母的叮嘱回到近在咫尺的重庆沙坪坝家中，而是留在连电扇都没有的桃园宿舍，苦苦啃完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读毕，脑袋里一团乱麻，又似一盆浆糊，对康德论及的现象、本体以及由此过渡到的自然目的性及其深奥的哲理内涵，全来不及消化。

但阅读哲学本身所得到的思辨力训练，对我日后治学大有裨益。后在大学任教，立足讲台几十年，研讨学问，潜心著述，纵横捭阖，析理论、道思维，少有逻辑粗疏；立足文本探讨形象，又常于人性之根本追问其形而上意义。现在看来，西师那个酷暑的“苦读”算是没有白费。不仅哲学，史学亦成为我的“钟爱”。当年兄长四处帮我苦苦寻买的《中国通史》(那个年代除了红宝书，文史哲书籍相当匮乏，在此深深感谢我的兄长)，伴我度过西师的无数个夜晚。

如果追溯更远，这懵懂的历史旨趣，还源于上山下乡领取的那笔“知青安置费”。记得第一次赶场，我毫不吝惜地将这笔宝贵的救命钱挪为它用——在塞满红宝书的小镇新华书店，意外寻得一套上中下三册的《世界通史》，这是我唯一瞧得上眼的书。从此，它伴我消磨了乡间的“蹉跎岁月”，也奠定了我最初的史学兴趣，才使我在大学期间能有兴致埋头“副业”。

哲学促人思辨，史学使“思”厚重、深远，而后几十年学术生涯，于哲、史中研究文学，剖析形象之美丑善恶，成为我追求的美学旨趣；在思辨空间游走，钩沉中外历史，亦开启了我的精神之旅，从中享受到“思”、“想”给予的无尽乐趣，让被现实所囿的精神迈向自由，并得到加倍放量而趋向至善至美的灵之栖息高地。   

这便是西师四年之“书佑我也”,它以不懈的求知欲承接我的过往，书写我的此后和现在，亦将延续我已为数不多的余生。

 

 作者(中)1982年毕业前夕与同学留影于缙云山狮子峰

 

二

将记忆深处的沉重旧事付诸笔端，委实不易，而揭开记忆深处的弥足珍贵的情感，对我来说似乎更难。深藏的情爱隐私自不必说，就连在西师寻得的师生深情，也被我包裹得严实不漏。若不是“入校四十年同学会”，受同窗们的激情回放和争相倾述之感染，若不是此次西师78级征集文稿，以“祭”历史之难、新生之洗礼，恐怕于今仍难见诸于世。

这往事的“启封”何以如此之难？于我而言，难在情感厚重只能心载。心载之，深藏之，倍惜之，那是“心中的圣殿”。

进入大学殿堂，是否人人心中都有“圣殿”，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1978那年，沉寂十余年的大学“忽如一夜春风来”，教书的堂堂正正迈上讲台，读书的历尽坎坷走进课堂，教与学，师与生，在这里交汇、沟通，助推波澜，劲掀“春风”。

殿堂中的为师者，德高而博学者大有人在，墨守成规、观念陈旧、讲课枯燥呆板者也不乏其人，芸芸众众，良莠参差不齐。四年中受教于诸师，寻师之步亦无停怠。上述诸师于我，近之者有，远之者有，仰慕之者有，擦肩而过者也有。大四选修《杜诗导读》，有幸与曹慕樊老先生相遇，慕而趋近相识，仰而求教相交，敬而过往渐深，直至毕业数年后仍与曹老书信往来，不断得其谆谆赐教，并遵诫前行。

印象中的曹老，相貌平平，身材瘦削略显佝偻，面容清癯却目光有神。课堂上的曹老，无奕奕神采，讲解却甚透甚彻，甚细甚微，逐字逐句，考证据实不炫，由浅入深，循循善诱，且附之真情。令初涉“杜诗”的我，顿成“诗圣”之粉丝。或因当时游历三峡梦寐求之而夙愿未了，对杜之“夔州诗”兴味斐然，加之曹老剖析“夔州诗”之细之透，至今还深印头脑。曹老叙及杜甫于战乱饥荒中弃官举家逃难，居夔之时前途渺茫国运堪忧，不禁感事抒怀，以数百首雄浑壮丽、沉郁酣畅之诗，达到最后的创作高潮。

不过，当年将曹老与杜甫“夔州诗”重叠，或许只是文学情思的一种现实诉求，或者是现实中的其人其事在文学阅读中的投影。这种诉求和投影不止于听闻他遭受的劫难，更有受教期间亲自感受到为师的“真实存在”——堂下常将疑惑请教老师，老师总是温文尔雅，问必答、答必详，不论问之深浅、疑之大小，皆不厌其烦循循诱之；而后我斗胆冒然登门叩问，渐而交往渐密，延至数年。

这不仅我，班级里的许多同窗，课下都曾与曹老有所交往——40年后“同学会”，诸多同窗在班群里忆曹老、说曹老，纷纷晒出曹老所赠书籍、墨宝、往来书信。特别是一位与曹老世交甚深的同窗撰写的深情悼念之文，触动了我记忆深处。如今再忆往事，便不难理解，当年我何以将彼时弃官逃难之“诗圣”与现实中曾“被弃教”遭难的曹老浑然一体，何以将曹老对《杜诗导读》的透彻剖析与老师自身遭遇劫难而矢志不渝浑然一体，盖源于曹老与“诗圣”相似，一生命运多舛却忧国忧民不已，尤其是“树人”、治学之信念始终不移；盖源于曹老当年虽已年迈体弱，却如“诗圣”晚年诗坛再展风姿——“破冰”伊始，重登讲台，倍加惜之敬之，堂上堂下辛勤“润物”细雨无声，对弟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无私奉献，一片赤诚之心；且闻悉曹老逝世皆因伏案撰文呕心过度而致病，不禁痛哉惜哉！

故“心载”之“圣殿”，原来必经由心之碰撞而悟，继而灵犀相通而至；“心载”之“圣殿”，必有庄重之祭奠。然曹老病危直至弥留，均无以得悉，错失临终之别，实为此生一大憾事！今以拙笔庄重悼念吾师，聊补遗憾。

西师寻师叩拜曹老，看似以“杜诗”结缘，实则是青年时代于坎途迷惘中摸索前行的一种“校园自觉”。还在“白猫黑猫”时代，1973年因高考引发举国闻名的“白卷”事件，我的命运即被改变：被原本没填的学校——下乡所在县的中师录取，原本无意以教师为职，却可能就此在乡村僻壤终老一生。远离穷乡僻壤无望，返回故乡都市无望，欲跨进大学门槛无望，对未来职业无望，我拒绝入校。后因父亲严厉训斥，才勉强就范。

一旦入校，知识的饥渴又点燃了未来的希望。于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小小县城的小小规模的中师，“校园自觉”倔强生长，促我四处寻师，终于觅得可拜之师，便斗胆慕名上门，毛遂自荐，叩拜了今已年近九旬的熊羽老先生，且至今仍往来甚密。不过仅为“编外学生”——熊老没任过我的课，但这又何妨，“传道、授业、解惑”岂限于课堂？

师之为师，必身正德高、知识渊博者，曹老与熊老皆如此。与曹老相同，熊老1950年代就读于西师校园，正值青春年华却遭劫难，此后几十年背负沉重之耻辱“红字”——“带帽内控”；与曹老相同，熊老秉性刚正，一生倾心师范教育，足迹踏遍乡村，培养弟子无数，桃李花开遍野结果。更巧的是，一次闲聊中得知，作为系友前辈的熊老，竟然也是曹老先生的学生，我则是曹老的学生的学生，曹老则是我老师的老师。如果世间真有“缘分”，要何等的“苦行”才修得来如此之缘分！

这“缘分”不仅深，尤其重。它之深重在于，弟子于时世危艰、精神饥渴近于荒原中寻师之难，难而得之，尤显其深重；它之深重更在于，承载着老师倡言思想、推崇民主自由、传播真知，却背负着历史之沉重，恰如盗天火与人间，授神技于凡尘，却被缚于高加索悬崖遭受磨难的普罗米修斯。想不到的是，西方之古老神话中那位“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之悲剧，几千年后竟在东方之文明国度，我们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上演了“现代剧”！曹老、熊老以及成千上万知识精英，皆难免于难。他们以己渺小之生命，承受了荒诞历史中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知识”被摆上祭坛，却不是为庆典文明之进步，反倒是为戕伐传播真知之生命，这是何等的荒诞!

因而，在东方现代版的“酒神祭祀”中，不管呈现怎样的疯狂膜拜，不管人鬼不分的狂欢如何甚嚣尘上，唯有“逆天之道”执意真知的传播者，才是我心中的“神”，才是东方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才配进入我“心中的圣殿”。

而后，在漫长的人生阅历中渐谙世事，这诸多身份竟常常同时集于不同人身上在我周围出现，并有幸与其中数位相识，而后受教，而后仰之敬之。年深日久，心中便竖起一座“无字之碑”，筑起一座“神圣之殿”。岁月漫长，行路坎坷，“校园自觉”记忆之深、之远，我“心中的圣殿”更加肃穆、庄严、尊贵。

 

三

“校园自觉”引我拜师，筑我心中圣殿，未曾想到，“为教”也成为我此后的立足之本。

2018年10月28日，西师78级同学从各方汇集母校，参加入校40年纪念。我平时并不在意的“教师身份”，此时倍感亲切，且意义尤深——在母校四年接受的师范教育，给予我安身立命之本，窃甚为感恩；又以“执教一生”回报母校，窃甚为欣慰。

然而，受教四年后能“以教为本”坚持一生，谈何容易？如果没有之前“乡村教师”三年艰苦历练，没有跨出校门的“后西师时代”砥砺前行，此生何以能以“教”善终？故追思西师岁月，于我而言，不可能也不能不谈及我这“安身立命”之“本”；而要谈这“本”，又不得不追溯至今尚未触及的记忆更深处。

 

 1984年摄于华蓥山：石林郊游与学生合影

 

1982年，跨出西师校门，我被分配到华蓥山。曾经，“双枪老太”在这里带领游击纵队穿山钻林，浴血奋战，不过那已是“红色教育”的老黄历了。待我“进山”，岁历已翻新篇：这大山深处已是“三线建设”重地，国防工厂林立，进其中的子弟校任教，待遇还算不错，离家乡重庆又不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于是，克服了“初期不适症”，决心“三十而立”，与同仁和谐相处，安心执教，认真备课、授课，努力当好班主任。何况，十年动乱没有人才进山，待我等进山，几乎被厂领导视为“熊猫级”宝贝。故信心满满，看山沟沟的天是明朗朗的天，山沟沟的学生定会令人喜欢，而且相信总有一天，这个没出过大学生的子弟学校会飞出金凤凰，为此一生奉献山沟又何妨？

身安了，理想的翅膀也欲腾云驾雾蓬勃而飞。但现实却不遂人愿。与华蓥山周边乡镇和农村相比，对国防厂人的优越还来不及悟透，其弟子们的“尊贵”又令我倍感陌生，让我措手不及，领教三分，最终深陷无奈。

或许因日后就职无忧且待遇不低，工厂子弟多满足现状，求知欲渺渺，而且恃宠而骄，肆意妄为而至愚顽：教室门锁眼经常被黄泥堵塞，作案者却堂而皇之地告我：“老师，我们没用水泥糊上已是看你面子了。”教室清洁用具经常被当做打闹的武器，摔碎塑料桶盆是常事，老师批评，答曰：“有啥了不起？掏钱买就是。”

更有甚者，现在想起来，当年的自尊似乎还无法拾起：一次上课，伸手从讲台抽屉拿黑板刷，不料摸出的竟是废报纸包着的癞蛤蟆，事后，肇事者还吐露“善心”：“老师，原本我们想放菜花蛇，害怕吓坏你。”……

我无语却未灰心，家访、谈心，委愚顽者以信任，办法想尽，黔驴技穷，却收效甚微。稍感欣慰的是，三年努力没有白费，我离开时终于从山沟送出了本校的第一个大学生。

然而可怕的是，学生如此这般的怠学、麻木、愚顽，在这山沟学校里均被视为正常，周围同仁也熟视无睹，不以为怪。不由想到契科夫的《套中人》，套入其中既久，已然不觉，视为常态，怎会有动力革故更新？不由心栗。

回想此前在乡村任教三年，村野孩童，虽学不上心、不好读书，但淳朴尊师、勤劳善良；而后1978年跃过“龙门”，在西师受教四年，且十多年四处寻师叩拜，读书求知不怠，游历历史纵深，探索形而上生命意义……种种努力，所为何来？难不成连回到乡村任教的原点都不及？在这山沟这学校这般“常态”之下，虽“安身”却不知如何将所学“立命”。“安身”而不能“立命”，则这“安身”又有何意义？

 

 作者(左二)1986年摄于湘潭大学：研究生讨论课

 

离开山沟另寻它路，是我当时的唯一选择。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读研深造，便有了后来进入高校登上大学讲台教书育人；便开始涉足学术，潜心治学，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在思辨空间畅游，在历史钩沉中往返，在文学形象中探究世界。

然而大学任教，不只是著书立说，不只是沉于抽象思辨，不只是遨游纯粹的精神世界，责任、义务、使命及社会担当更是为教者必立之“命”。随时代波澜潮起潮落，历经近三十年大学教坛风云，有过低谷，遭遇坎坷，时陷迷惘，几多忧愁。

曾几何时，满园春色遮不住，“自由之花”满枝头，并不年青的生命和年青的生命涌入校园，“畅饮知识，畅饮爱情”，沐浴春光。东方已破晓，朝阳喷薄出……然而，旧世纪终结、新世纪开启，狂飚沉寂之后迎来的却不是“古典式”的崇高和静穆，反倒是“物欲”喧嚣如洪水决堤，势不可挡，千万人“下海”，千万人“下岗”，悲喜两极各演一幕。“下海弄潮”成为时尚，“以教为本”留任校园几乎被视为“不识时务非俊杰”。然仍有我等无数无名之辈，不凑热闹，不闻喧哗，不逐浪弄人生，执意以教为本，寂寞清贫奈何焉！

大学与社会本同根相连，社会发展促使大学扩招，其利弊功过且待后人评说。然而受“物质”裹挟，“校园物化”令人瞠目。“刻苦拿文凭”成为普通大学千万学子的常态；名牌大学则更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和“高智商利己主义”；代写本科、研究生乃至博士论文，已经在网上形成产业链，且生意不错……“校园沦落”，追求知识真理已被“边缘化”，获取物质利益成为人生价值的重要评判。

想当年，无奈于华蓥山沟工厂子弟的“满足现状不求上进”；而如今，大学学子“不满足现状求上进”，却多跌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泥潭。人的“自为”之自由精神正被步步吞噬，教育之根本意义已无所谓存在，大学之不可动摇的根基正被摧毁。为获一己之利，仰慕权势，追求财富，在如今的大学学子中司空见惯，更有甚者早把校园当作了攀附权贵的历练场。

而权势和财富，在当今社会已成为孪生怪胎，权力不能被制衡，权力者之贪欲便肆意泛滥。社会之现实已冲击大学教育，社会之怪现状已严重影响校园学子的价值取向。连原本应德高身正之教师，其为数不少者也难逃现实窠臼，写论文被“量化”，完不成“量”的急功近利者便斗胆造假，且还常被权力庇护；搞研究要循“指南”，于是“八股”不绝，创新乏善可陈，“异端”多被扼于摇篮；获项目、评奖要“跑上头”，学术便与“关系”纠缠不清。办学要“跟风”，已成为再寻常不过的大学常态。如前几年好一阵热闹的“汉学风”，高校群起跟风不足为怪，出书、出音像，穿汉服、施汉礼，开讲座、办汉学班……串联起相当规模的“物质链”。附于这“物质链”的“圣贤之言”，其文化精髓已被赤裸裸阉割。难怪被人们嘲讽为言而无实的“戏说”，让人感觉无聊又无奈。大学校园现实之斑斑劣迹，作为其中一员，焉能视而不见，见而不思，不忧不为？

如此种种，不必赘言。大学执教被“物化”围堵，为“本”立命难也。难在难辨世道之杂陈纷乱、陆离斑驳，难在难辨世道之虚实真伪、美丑善恶。如今回首，离别西师近四十载，一生执教三十余载，校园中以己之力左右突围，教书育人，恪尽职守；学术探究独善其身，不弃自我之见，不追风不跟流，自慰无愧曾为西师学子，自慰无负吾师教导——“前途不平坦，不可懈怠”（1986年9月12日曹老来信之诫）；且铭记吾师之教导于心，又谆谆告诫吾弟子：

如果校园充满喧嚣，希望你为自己寻找一个寂静的角落，翻开泛黄或溢满墨香的书籍，心居“南山”而悠然；如果现实充满了避之不及的诱惑，希望你能为自己找到一处灵魂的栖息之地，用知识的“飨宴”以解精神的饥渴，清除世俗的平庸和贪婪，重返人间的“伊甸园”。（《四川师大学报》摘自“教授星座”吾之寄语，2013年5月11日第二版）

 

 作者(右一)2018年10月摄于缙云山“入校四十周年同学会”

 

如今已告别三尺讲台，渐离学术之域，隐归田园，时而行摄。原以为已无所谓持安身之“本”，然而行摄高原牧区，深恋草原淳朴而重返讲台，为当地藏娃义务执教而甚乐；原以为趋近古稀已无所谓为“立命”而思，然而老暮行摄，纪实社会了解民生，其所见所闻与徒走之甘苦中“思”如潮涌，可谓见兮有所思，苦兮有所思，乐兮亦有所思，原来“思”之生而无止无息，且远行而“思”更见分量，暮年而“思”之味更多更浓，可驾鹏可采菊，可劳其筋骨可沉醉安逸，可思家国可附风雅，或淡然而无所事事，或随性而无拘无束，或肆意而行素了悟，原来大半辈子之沉积全在于余生宁静致远中的品味和释放。故其“思”，沉而溅出，溢而通达，快哉快哉！

离校近四十载，今方促笔，感恩西师岁月。四年求知、寻师，而后立本，知识和精神之荒原得以不断拓垦；祭奠1978，乾坤扭转，获得新生，追随吾师，为教“立命”，一生不怠，执意传播真知，并将之虔诚奉于那庄严肃穆的圣殿。

2019年元月25日于狮山南山斋

2019年2月11日修改

 

 作者近照，2016年8月摄于四川甘孜

       作者简介：杨亦军，重庆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组评审专家。曾历经文革辍学、复课、农村插队落户、中师就读，乡村任教十余年；1978至1988年十年为西师(现西南大学)求学、中学任教、湘潭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任教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至退休。

       大学任教近三十年，授课之余笔耕不辍，学术上小有收获；前期主研西方现代派；后期主研民族文化与文学，先后在国家级、省级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三部：《元代“中间地带”与西域文学》(2017年商务印书馆)、《阿凡提“话语”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视域》(2011年人民出版社)、《老庄学说与古希腊神话》(2001年巴蜀书社)